【林婉婷高雄報導】適逢台灣「加工出口區」成立60週年，為回顧台灣產業發展背後的勞動權益變遷，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史博講堂」於4月25日下午，邀請身兼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與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身分的邱毓斌擔任主講人，以「從加工區到科學園區：高雄的勞權之路」為題分享。
在高史博館長李文環開場致詞說明系列講座規劃並介紹講師後，活動正式開始。邱毓斌首先為與會者建立「勞權」相關觀念：若從生產角度分出「資方」和「勞方」，資方的社會影響力通常較顯著，但勞方並非毫無力量——只要足夠數量的勞工「集體」行動；而所謂的「勞動三權」，就是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罷工權）。
許多勞動相關法令的制定，旨在平衡勞資雙方的力量。例如《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與《勞工請假規則》多著重於限制資方權力；《工會法》與《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則在於強化勞方力量。政府在其中扮演調解角色，處理勞資爭議，並建立保險、退休與社會福利制度；然而，在實際運作中，政府也可能出現傾向某一方的情形。
邱毓斌舉例：根據相關法令，雇主不得積欠工資，也不得因經營不善而免除資遣費；然而「無薪假」制度，卻使雇主在營運波動時，得以暫停給付薪資，亦無需支付資遣費。過去甚至曾有官員將「無薪假」稱為可得諾貝爾獎的發明。此制度經過倡議與檢討後，才逐步調整，不再完全是「無薪」。
日治時興起的勞權意識
回顧歷史，台灣勞工曾具備相當影響力。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並於各地舉辦演講，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主導文化協會的蔣渭水，進一步創辦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工友總聯盟」，持續推動基層啟蒙運動。當時勞工已關注多項議題，包括最低工資與合理工時等，這些也是當代社會仍持續爭取的權益。
將目光轉向高雄，隨著工業發展、工會成立，勞工運動亦逐漸興起。台灣工友總聯盟於1927年、1928年發起台灣鐵工所與淺野水泥罷工。雖然兩場行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相關領袖亦因此失業，但勞工的集體動員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改變，例如後續司法訴訟中，勞工取得部分勝利。
帶領上述兩場罷工的領袖為王風與黃賜。其中，黃賜曾與夥伴創立「高雄工友鐵工廠」，為台灣首間由勞工自主經營、採八小時工時制的工廠，從事機械、農具及日用品的製造與修理。王風之子為王平水；王平水與黃賜長期關注基層勞動權益，深受民眾敬重，卻皆在二二八事件中遭軍隊槍殺。王平水之子為現任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的王文宏；當年父親離世時他仍是嗷嗷待哺的幼兒。
威權統治影響工會發展
邱毓斌指出，工會功能在於與雇主或管理階層進行協商，並關注產業與經濟政策，進一步擴大勞工的政治影響力。然而，隨著二二八事件爆發，各領域台灣菁英遭到屠殺，國民政府來台後施行威權統治，在戒嚴體制下，罷工等權益難以獲得保障，工會也逐漸轉變為鞏固政府權力、影響地方選舉與派系運作的工具。
他進一步說明，1950至1980年代的工會制度採核准制與單一制，勞工強制入會，國家與資方則以「輔導」之名介入工會運作；在此大背景下，「加工出口區」於1966年成立。其設立目的在於吸引國外資本與技術，創造稅收與外匯，穩定產業基礎並提升就業機會；主要產品包括電子零件與成品、服飾鞋包、鐘錶、樂器及釣具等。
加工出口區為台灣帶來可觀的經濟成長，但此成就建立在環境汙染、工安事故及勞工健康受損等代價上，尤以年輕女性勞工為主。隨著產業結構轉變，加工出口區逐步轉型為「科技園區」，經濟模式亦不再高度依賴外資；然而，勞資關係仍難以完全擺脫過去所留下的影響。
制度使集體力量被分散
台灣的工會大致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為「產業工會」（企業工會），由同一企業或工廠的員工組成，設立門檻為30人以上。相較日本與南韓僅需兩人、香港為七人，台灣門檻明顯較高；且同一企業體系中，不同廠區員工往往各自成立工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體力量。若以產業工會成員數為分子、產業員工數為分母計算，台灣實質工會組織率（每百位勞工中加入工會的人數）僅6.8，遠低於日本（20）與南韓（11）。
第二為「職業工會」，由同一縣市的同職業工作者組成，主要協助自雇者或微型企業員工取得勞保資格，設立門檻同樣為30人以上。然而，基層勞工較難成為工會幹部，反而可能由資方或業主擔任；部分職業工會亦可能成為特定人士累積資源與聲望的工具，甚至透過些微更名或另立相似組織以競逐幹部職位。
邱毓斌強調，勞工並非對工會缺乏興趣，而是往往不清楚如何加入。以2024年第二季為例，台灣各縣市科技園區共有超過4400家營運中的企業，但包括新竹科學園區等指標性園區在內，卻未見產業工會成立。他分析，原因可能包括員工對社會科學與勞動議題的認識不足，加上股票分紅制度的誘因，以及部分電子業者與政治人物對工會持保留或反對態度。
在此情況下，基層工會因分散而力量受限，連帶影響中層乃至全國性總工會的動員能力。綜觀國際經驗，工會需透過持續的團結與跨域連結，甚至跨專業合作，擴大規模，方能發揮更大影響力。
邱毓斌認為，新時代的工會應兼顧勞動權益與專業發展；他直言，針對勞權議題，台灣仍有許多需要持續討論與改善之處，期待各界共同努力。問答環節中，他也進一步跟與會者交流加入工會的實質意義、工會民主的運作，以及各國加工出口區發展的比較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