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隨著國際戰事頻繁、台海局勢緊張，軍事體制如何影響社會運作與個體處境，引發社會關注；回顧歷史，戰爭時期的「性別與身體」往往與權力結構密切相關。4月30日晚間，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舉辦「南方有人」講座，邀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姚惠耀主講「性別、殖民與軍事化：模範母親、幸福家庭、軍中樂園及其遺緒」。
姚惠耀表示，在日前的「歷史補課潮」中，其著作《軍國主義下的性治理：戰後台灣「軍中樂園」研究（1951-1992）》獲得一定程度的討論，但相關討論往往受政治立場與民族主義影響，簡化為兩種對立聲音：一方批判日本殖民與軍事主義，質疑為何未著重「慰安婦」議題；另一方則認為中國國民黨帶來雛妓文化，並肯定前總統陳水扁推動廢娼政策。
他認為這類論述隱含將女性區分為「自願」與「被迫」的二分法：被視為「自願者」的女性被貼上協力者標籤，其遭受侵害也容易被忽視；被視為「被迫者」的女性，則被視為極度需要保護的犧牲者。如此理解不僅忽略歷史與制度脈絡，也使性工作者的立場被外界定義，缺乏其自身觀點。他提醒，若僅停留在自願與否的討論，容易將問題歸結於個人選擇，而忽略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為此，姚惠耀提出從「殖民主義、軍事主義與性別秩序」交織的角度切入。殖民主義與軍事主義的交會，涉及忠誠對象與殖民地犧牲的問題；殖民主義與性別秩序，則關乎「文明／野蠻」的性別想像，若將問題歸因於文化而非權力，可能強化族群刻板印象；軍事主義與性別秩序的結合，則透過「危險的敵人」與「需要保護的女性」，建構英雄敘事。
在殖民主義的討論中，他指出，除傳統以剝削殖民地資源服務宗主國的「帝國殖民主義」外，「移墾殖民主義」近年也備受關注，即以開墾「無主之地」之名，實則掠奪土地並排除原住民族的存在。由此延伸，有學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戰後佔領台灣並建立統治的過程，亦可視為一種殖民形式。姚惠耀則提出「難民殖民主義」概念，認為此一政權在流亡背景下，動員台灣的人力與資源，服務「反攻中國大陸」的政治目標。
他接著說明，軍事主義是一種強調軍事優先的意識形態，主導政治、經濟與社會運作；性別秩序則可從不同理論理解，包括以生物差異為基礎的本質論、關注日常實踐的操演論，以及由國家體制所形塑的監控與規範機制。
在此脈絡下，「模範母親」與「幸福家庭運動」的出現，一方面是國民黨以強調「家庭倫理秩序」以對抗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也將女性定位為「增產報國」的角色，鼓勵其成為賢妻良母，以支持男性從軍。而「母親」也成為鼓舞軍隊士氣、號召反攻的重要象徵。
另一主題「軍中樂園」（軍中特約茶室），則涉及公娼體制的延續與轉變。國際間對此多有不同立場：管制論認為公娼為「必要之惡」，可透過集中管理與健康檢查降低風險；廢除論則從性別平等出發，反對制度化的性剝削。
在台灣，日本殖民政府為防治軍然感染性病、維持治理秩序及防堵間諜滲透，建立公娼制度。「慰安婦」的處境則更為複雜：日本慰安婦部分原為公娼，透過契約進入軍隊；殖民地女性可能因詐騙被招募；來自敵對國家的女性，如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則常在戰亂中遭強迫納入體制。
他也指出，軍人尋求性服務的動機，除同儕壓力外，亦與面對死亡的不安有關。戰後，無論慰安婦或台籍日本兵，在求償上皆面臨困難，一方面因1952年《台北和約》以戰爭賠償取代個人求償，另一方面也涉及中華民國是否具備代表性等問題。
1949年聯合國通過《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盈利使人賣淫的公約》，台灣表面上禁娼，實際上則以特種酒家、女侍應生等形式進行管理。1951年開始設立軍中特約茶室，其目的與日治時期慰安所相似，包括防治性病、性暴力，並認為性壓抑可能導致逃兵或自傷。姚惠耀指出，此制度上的歷史延續性，顯示國民黨政權在某種程度上認同日治時期的慰安所制度。軍中特約茶室直至1980、90年代才逐步廢止。
當時許多長女、養女、原住民與未成年者因經濟困境被迫進入性產業；儘管制度宣稱軍中特約茶室為自願招募並經過審核，實際上在金門仍發生未成年人被迫從事性工作的案例。姚惠耀認為，除查緝人口販運外，政府亦應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制度，例如提供可負擔的教育資源，以減少兒童淪為童工、雛妓的風險。
最後，姚惠耀邀請與會者從去殖民、民主韌性與性別平等的角度重新思考相關議題，強調若在和平時期無法保障人權，脆弱群體在戰爭情境下更可能被工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