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韻琳
一幅倒牛奶的的畫作，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
首先，家居生活的畫作在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這300年間，其實並不尋常。大畫家不會把這種風俗畫看在眼裡，它是不入流市井小民之作；當時，宗教畫、神話畫作、肖像畫才是主流。可是以《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傳世的維梅爾（Jan Vermeer，1632～1675年）卻一直在畫生活畫作，不僅賣得出去，日後也成為經典作品，這絕對是因為社會文化出現了很激烈的轉變。
一個新時代的肇端
維梅爾生活的尼德蘭（今荷蘭），歷經戰亂後終於脫離西班牙的統治，他們不想走回頭路，因此堅持信仰、政治、文化的獨立，讓自己與西班牙有別，造成這塊土地上充滿了新創的機會與可能性。
在地理環境上，他們掌握緊鄰大海的特殊性，不僅讓風景畫獨樹一格成為繪畫之大宗，也描述出他們對海的依賴，以及對海的不確定、難以掌握之感。
而在繪畫買主上，這個首先掙脫了貴族、宗教掌權階級、開展以商業為主的中產階級的地域，促成了中產階級大量興起，他們是購畫之大宗，成為藝術主要的贊助人。在這新興的商業地，每個家庭幾乎都收藏藝術，他們的樸實，使藝術遠離氣派的英雄神話故事與巍峨殿堂裡的宗教畫，偏好風景、風俗畫、靜物畫，因為這些內容能與居家環境呈現和諧的調性，而商業性企業、行會的興起，更使他們需要「集體肖像畫」。
藝術典範的轉移
不過，影響他們最深遠的，其實是從天主教掙脫出來的新教加爾文教派，他們的獨立戰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宗教的獨立自主而開打。
根據加爾文寫出來的教義，去教堂的目的是為了聆聽講道、讚美上帝，因此一切跟藝術之美有關的事物諸如建築裝飾、雕刻、繪畫，甚至是宗教聖樂，都不該分散崇拜者的注意力。於是教會變成最簡樸的場域，藝術家不再能從教會得到贊助，而必須從個人與家庭中尋找作品的出路。
相較於天主教、甚至是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有著更個人主義的內涵，這使信徒的生活重點集中於家庭。家庭這個小小的場域，呈現他們的生活與信仰觀點。對他們而言，每天的生活內容不外是生意、市場、家務，瑣碎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切，就是上帝的禮物，這是加爾文教派既簡單又實際的真理。
在加爾文嚴格的信條之下，唯一可以留存的專業音樂工作者是教堂的管風琴手，其他歌手、演奏手都轉進了一般婚喪喜慶，因此音樂跟繪畫一樣開始集中於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在文藝復興時期，法蘭德斯（現今荷比一帶）曾因複調音樂稱霸歐洲，到了17世紀，那曾讓荷蘭輝煌一時的音樂主導性便走入歷史，讓位給其他地方了。
所以當我們欣賞維梅爾「倒牛奶」的一系列生活畫作時，其實是在見證一個大時代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轉變、藝術典範的轉移。
寫實客觀的魅力
儘管維梅爾是大時代轉變中一個小小的縮影，但是他能從眾多藝術家中脫穎而出，為後世傳頌不已，還是有他個人在藝術形式上獨具的魅力。
維梅爾從未離開台夫特這個城市，他在畫中創造出靜止的幾何與色彩的世界，卻充滿了光與戲劇的動能，他抓住生活的真實，重現了台夫特的生活。他的畫作不多，頂多只有三十多幅作品流傳至今，《台夫特一景》（View of Delft）是他現存少數僅存的都市景觀圖。
《倒牛奶的女僕》（The Milkmaid）這幅畫，首先讓我們看到的就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法蘭德斯或尼德蘭該地對窗外光源研究的傳統。光從窗外打進室內，照亮室內的人與物件，而每一個質地、紋理，都對光產生不同的反應。
譬如倒牛奶的女人身上的白頭巾或藍圍裙，會立刻讓我們感覺到不同的布的質感，更不要說正涓細流下的奶水、桌上的麵包、銀壺，或窗邊的掛籃、燈具。維梅爾用實證主義的精神，細膩研究著每一種材質對光產生的不同反應，這種寫實之道地，幾乎讓我們在觀看的同時，雙手都能產生觸感。當然我們也會發現這畫中光的動感，以及女人衣著上的黃色與藍色的彩度，是如何被後世另一個荷蘭繪畫大師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繼承並發揚光大。
維梅爾與同時期的林布蘭特（Rembrandt，1606～1669年）相較，兩人畫中同樣都有戲劇感，但林布蘭特把自己變成一台戲，完全不吝於分享自己的心靈世界，維梅爾則理性客觀地把居家戲劇呈現在觀看者眼前，但他自己並不涉入，不做任何暗示。
維梅爾幾幅有名的女子讀信的畫作，如1657年《讀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及1664年《讀信的藍衣女子》（Woman Reading a Letter）皆相當有戲劇感地呈現女子讀信的複雜心情，但他不做任何詮釋，只讓我們自己想像，任由我們編出截然不同的戲劇張力。
發自信仰的批判
儘管基於婚姻的要求，維梅爾改信天主教，但他骨子裡徹底發揮著加爾文新教的生活觀，頌讚生活的簡樸與寧靜之外，也用當時一般認定是饒富象徵的一些物件，暗示著道德規範，譬如旋轉的陀螺是時間消逝的含意、梳子是潔淨道德的含意。
至於著名的台夫特街景，維梅爾則用讓人驚艷的幾何構圖，呈現樸實生活中的心靈寧靜，但他更用多幅隱含不道德事件的室內活動，批判商業發展下人性的色慾與貪婪。他還不時會用「畫中畫」的方式加強寓意，譬如《持天秤的女子》（Woman Holding a Balance）背後的《最後的審判》，說明了生活中的一切，盡在上帝的眼目之下。這種信仰觀點，絕對是新教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強調。
居家即神聖
最後我們再看看《拿水罐的女子》（Young Woman with a Water Pitcher）這幅畫作，然後回到文章前頭的思考：一幅女人倒牛奶的畫作、一個拿水罐女人的畫作，或一幅女人縫紉的畫作，維梅爾與他所身處的時代讓我們看到信仰的什麼面向？這些畫作讓我們看到宗教改革以來，把信仰從堂皇的祭壇與繁複的禮儀中釋放出來，回到最簡單、最務實的生活面向，或許這種釋放是走過頭了，以致於犧牲了美感，但信仰的生活化，終究能讓平凡的老百姓在每一天重複的、瑣碎的、勞動的生活中，擁有一種確信與自信，知道自己儘管平凡如斯，仍舊每一天與神聖的上帝相遇，居家場域就是神聖的場域。而這種信仰觀念的改變，其實是非常偉大，一點都不平凡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