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編踏話頭 ‖‖
在胸前配戴一朵康乃馨，是教會每年必備的節慶儀式，對母親表達敬愛或懷念；然而在母職之外，女性地位的提升卻是非常晚近的事。本期新聞專題聚焦全台女子首學「淡水女學堂」及其傑出校友，一起從台灣第一位女牧師、第一位女醫師、甚至是一位苦心營救兒子的母親之眼，看見女子教育的時代火炬。
——總編輯陳逸凡
【林宜瑩專題報導】慶祝母親節在台灣，如今已深植人心。但台北中會淡水教會退任長老蘇文魁表示，1960年代之前，台灣社會是沒有母親節的，是外國宣教師將復活節、聖誕節帶進來，也把慶祝母親節的觀念帶進來，教大家用皺紋紙做成「剪絨花」（即康乃馨）。以淡水教會為例，在5月第二主日禮拜後，會請母親留下來，由孩子們在廚房煮東西給她們吃，帶團康、演戲給媽媽們開心。
蘇文魁坦言，早期台灣婦女社會地位低落、知識閉塞，加上清國封建社會男女授受不親，致使宣教工作障礙重重。為有所突破，34歲的馬偕在1878年5月27日於紅毛城領事館與年僅18歲的張聰明結婚。他指出，這段異國婚姻在當時社會頗具爭議，但成為台灣女婿，確實讓馬偕在歷年來台的宣教師中一枝獨秀，而張聰明也成了北台灣教會首席「宣道婦」。
後人把張聰明當成台灣女權運動前鋒、先知，蘇文魁卻不這樣認為，直言張聰明只是稱職的牧師娘。他肯定張聰明有勇氣接受挑戰，因她背棄傳統宗教、家族而被社會排斥，終身被譏為「落教仔」（落狗仔）。因此對馬偕、張聰明的婚姻，他認為應該著眼於信仰層面。他指出，這對夫妻用行動落實，建立一所學校，供婦人和少女住宿，接受管理和薰陶，這是值得大家記念的事。
蘇文魁表示，1882年馬偕回加拿大述職，募捐款項讓他興辦牛津學堂；而張聰明在加拿大幾次大會上台演講，由馬偕協助翻譯下，又募得加幣4000元。1884年1月19日，全台女子首學「淡水女學堂」在英國領事主持下開學，有45位女子入學，多半是宜蘭平埔族婦女，原因是當時台灣民眾依循「女子無才便是德」禮教觀念，致使漢人女子學生不多。
當時女學堂由馬偕擔任校長，張聰明跟幾位傳道師師母擔任舍監和教師，包括讀書、寫字、算數、歌唱、聖經、婦女生活技能等，讓學生從目不識丁，短短幾個月能用羅馬拼音讀書寫字。但因馬偕反對接納外國單身女傳教師來台協助婦女宣教事工，1901年後始迎來新時代的女子教育。
蘇文魁指出，1904年吳威廉、華德羅（新任宣教師）、嚴清華（馬偕門生）聯名，向加拿大長老教會提出建議書，請母會選派夠資格的女宣教師派駐在「淡水女學堂」，以充實新時代婦女教育和婦女宣教。1905年11月有宋雅各夫婦、約美旦牧師、金仁理（Jane Kinney）、高哈拿（Hannah Connell）姑娘，金、高兩位姑娘是北台灣最早的姑娘，在吳威廉設計監工下，姑娘樓於1906年落成。
在蘇文魁看來，南台灣教會1865年由英國長老教會設立，北台灣教會則是加拿大長老教會設立，在歷史上早北台灣七年，甚至1880年就差李庥牧師娘伊萊莎（Eliza Ritchie）來台，但南台灣延至1887才開辦台南新樓長老教女學校。
「在日治時代，金仁理與高哈拿提出了新時代的女子教育。」蘇文魁表示，當時不再僅依循馬偕時期訓練傳道婦、牧師娘的模式，而是轉向以學術教育為主，且招收對象不再局限於基督徒女子。1907年10月1日，「台北長老教會女學堂」於淡水女學堂舊校舍重新開學。當時入學年齡限12歲以上，第一屆共有22名學生；該校由金仁理擔任校長，教學上採台語授課、日語必修，並以英文與音樂為其特色。
「除金仁理、高哈拿，吳威廉牧師娘、馬偕次女偕以利和幾位日本老師都住校，成為舍監指導學生生活起居。」蘇文魁描述，基本上該校就是一所寄宿學校，課程設計為六年。由於當時社會民情為早婚，女學生多為未婚，若有訂婚須註明婚配對象是否為基督徒，且家長要同意至少三年不能中途輟學，且有纏足者須先放足使得入學。
蘇文魁指出，這些擔任舍監的姑娘等於是女學生的母親，用生命影響生命，培育出台灣第一位女醫生蔡阿信、詩人李如月。但因「台北長老教會女學堂」只收未婚女性，後又在加拿大海外宣道會支持下，1909年5月吳威廉設計督工，1910年10月在女學校東南側落成啟用北台灣首間為成年婦女設立的婦學堂（Women’s School），由高哈拿擔任首任校長，之後有黎瑪美（Mabel G. Clazie）加入。
「女學堂的老師也給予支援，婦學堂採兩年制，畢業後可為宣道婦。」蘇文魁說，設立婦學最大的社會意義，就是弱勢婦女的關護與社會地位的提升。當時男尊女卑，許多受虐婦女、年輕寡婦謀生不易，經過婦學堂訓練成宣道婦投入職場，從1910年設立到1922年間，婦學堂訓練了200名學生派至北台灣、遠至台中、宜蘭、花蓮和台東。
蘇文魁指出，1927年11月，金仁理與高哈拿離開淡水，母會再派杜道理（Dorothy Douglas）、蘭馬烈（Miss Randall）來台協助，婦學堂由新任閔瑪俐（Alma Burdick）接任校長，黎瑪美為女學院校長，1931年9月黎瑪美擔任三年校長後也離開台灣，由杜道理接任女學院校長，這時德明利（Isabel Tayloy）姑娘也抵淡水。
「杜道理與德明利是住在姑娘樓最久的姑娘。」蘇文魁表示，德明利在淡水42年，經歷日治、民國政府。1936年日治政府強行接收淡江中學與女學院，姑娘們也退出校園。德明利先後輔導過大稻埕、東門、和平、艋舺、淡水教會聖歌隊，1940年組成聯合聖歌隊，演唱神劇《彌賽亞》，更在培養聖樂及司琴人才上貢獻卓越。
蘇文魁指出，當時台灣社會父權思想很濃，教會內也是以男性在主導，有些女孩會因父母反對而無法成婚，德明利就曾在姑娘樓內替自己學生主持婚禮，杜道理與德明利在淡水教會除了帶領會眾記念受難日、復活節、聖誕節，也把國外每年5月第二主日是母親節的觀念帶進來，因此慶祝母親節多先從教會開始，直到1970年代才普及至全台灣社會。
台灣第一位女牧師 李幫助
【林婉婷專題報導】1909年的社子島崙仔頭，漁夫李甘堂與妻子林蜂的第16個孩子出生，這個女嬰就是李幫助。林蜂懷著李幫助的期間，因破傷風前往偕醫館（今馬偕紀念醫院）就診，時任院長的加拿大宣教師宋雅各為其治療並傳福音，病得醫治後又夢見耶穌，再聆聽加拿大宣教師吳威廉牧師佈道後信主；李幫助出生時，即因著母親接觸到基督信仰。
1924年，李幫助進入更名為「私立淡水女學院」的淡水女學校就讀；1932年，自加拿大醫療宣教護士烈以利姑娘所主持之「看護婦學校」（護士訓練）結業，任實習護士。早在1929年，她便看到異象並向上帝求三件事：第一是使她能到中國攻讀神學，第二是上帝免除父親在其11歲時為她安排的婚約，第三是希望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牧師。
1936年，李幫助畢業於上海中華福音神學院，擔任福建泉州陳埭教會傳道師。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因其名與當時滿洲國間諜發音相近而被捕，經泉州惠世醫院院長羅勵仁宣教師及福州要塞司令協助而出獄，重獲自由後又前往東南亞地區宣教。
1942年李幫助回到台灣，受託管理淡水宣教師宿舍，將其改為「安樂家」，收容因戰爭失去家庭依靠的婦女等弱勢者，曾被日本殖民政府以親美加、通敵等理由判刑，入獄三個月。1945年，她以長老身分至高雄前金進行宣教事工；隔年在楊金虎、彭清靠及林啟三等長老協助下購得高雄中會前金教會現址土地建堂。1949年3月29日，前金教會代議長老林啟三代表教會獻聘，按立李幫助為前金教會牧師，也是台灣第一位女牧師。1953年，在前金教會成立「道生聖經書院」，後遷至台北，更名為「道生神學院」。
李幫助成為牧師後不僅致力於開拓教會，更曾任台灣省婦女會理事。1947年高雄二二八事件爆發，她迅速組織「紅十字救護隊」穿梭救治傷患，並冒險協助家屬收殮遺體。根據已故牧師高俊明的牧師娘高李麗珍回憶，李幫助當時將其大哥許宗哲、表哥江雲華、楊榮洲及市議員李崑模等六具受難者棺木安置於教會，頂著壓力舉行告別禮拜。曾支持教會的非基督徒參議員王石定，遺體由李幫助以人力板車運回。
李幫助終身未婚，投入於宣教事工，並於1997年7月24日安息主懷，享壽89歲。
仁心女醫寶島先驅 蔡阿信
【林婉婷專題報導】蔡阿信的出生年現有資料記載不一：包括書籍《台灣醫界百人傳》、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她所推動成立的財團法人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等資料記為1899年；但其於加拿大的墓碑與當年刊登於《溫哥華太陽報》的訃告則記為1896年。其外祖父一家為北台灣最早受洗的基督徒之一，母親則為首批接受現代醫學訓練的助產士。
蔡阿信先就讀大稻埕公學校，12歲時就讀淡水女學院，後來受到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來從事女子教育事工的金仁理姑娘的推薦與鼓勵，1913年畢業後前往日本，先完成日語學習後，1915年就讀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今東京女子醫科大學）。
由於當時留學日本的女學生人數極少，蔡阿信1921年返回台灣之時還曾引發媒體關注。她先後到台北醫院及日本赤十字在台灣支部病院服務，由於當時婦科尚無缺額，先到眼科實習。眼科醫師讓她戴上眼罩、躺在床上三天以體會患者的處境；她的職場第一課就是學習「同理心」。
蔡阿信被認為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曾在台灣開設「清信醫院」，收費標準為「富者多收，貧者少收，赤貧免費」，並辦理助產士學校。公共電視曾錄製記錄其生平之節目，當中採訪到曾受蔡阿信培訓的助產士余謝六妹，她哽咽提到某次天冷，自己因衣物單薄而發抖，蔡阿信就將自己的外套脫下給她披上。蔡阿信同時被認為是台灣第一個受麻醉學訓練的醫師，但並未真正從事麻醉科醫師工作。
由於擅長英語，被日本警察懷疑是間諜，加上婚姻問題、戰爭影響助產士學校招生等，最終蔡阿信選擇離婚，並在1940年前往美國進行醫學院觀摩。1941年，她受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們的邀請，前往當地訪問，後受到珍珠港事件等戰事影響，滯留於加拿大和美國，期間接觸麻醉學。
1946年，蔡阿信終於能夠返回台灣，但隨後便經歷二二八事件，與孩子曾差點遭到槍擊。混亂的時局讓她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再加上種種原因，遂於1952年旅居加拿大；雖已無法執業行醫，但熱愛學習的她仍經常到醫院觀摩。直到1979年，她終於得以返台探親，隔年便捐款與友人共同成立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
1987年，蔡阿信住進加拿大的聖文生療養院；1990年3月5日與世長辭，享耆壽91歲。
勉兒靠主自由母親 陳金英
【林婉婷專題報導】陳金英（又作陳金嬰）生年目前未見公開資料明確記載，依其兄長陳溪圳牧師出生於1895年，推測她成長於日治時代初期。
陳金英與醫師彭清靠長老在1915年結為連理，育有四名子女，其中就有彭明敏，他曾參與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流亡海外也曾參選總統，後常被稱為「台獨教父」。
陳金英出身的陳氏家族，與彭清靠的彭氏家族，都深度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北部、南部的宣教，雙方家族有多位牧師、長執。陳金英的曾祖父陳天，為馬偕於1877年設立的北部首批長老之一。
而彭清靠的祖父彭根，是台灣初代信徒、早期本地傳道人，在1871年經宣教師李庥牧師同意成為阿猴教會（今屏東教會）首任傳道師；其父彭士藏曾與巴克禮等宣教師同工，後亦成為傳道師。
根據彭明敏於《自由的滋味》所記錄，身為八堵人的陳金英曾就讀淡水女學院；而於屏東成長的彭清靠則是因為攻讀醫學院而來到台北，畢業後在馬偕紀念醫院任職，並在七星中會雙連教會聚會，也因此認識陳金英。書中也記錄擔任高雄市參議會首任議長的彭清靠參加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目睹軍隊對市民的屠殺，本人也遭到軍人施暴，因此對國民黨政權失望。
彭明敏於1964年與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捕，判處八年有期徒刑。為讓兒子獲釋而奔走的陳金英向蔣介石送出親筆函，彭明敏終於在1965年11月3日獲得特赦，但當局的監控並沒有停止；被軟禁在家的他幾經思考，決定離開台灣。
在展開逃亡的前夕，彭明敏拜訪陳金英，並未告知相關計畫，但母親見兒子神情有異，擔心他要輕生，於是叮囑他要相信上帝、相信永生，強調：「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事實上，當彭明敏仍在獄中，家人會面時，已近70歲的陳金英便一再吩咐他要讀聖經和祈禱。
陳金英是「高雄市婦女會」首任理事長。該會成立於1948年，為早期推動婦女知識交流和社會參與的重要地方民間組織，成員主要為女性菁英或教會姊妹。
陳金英於1985年8月14日安息主懷，與已在1955年離世的丈夫一同葬於鹽光十字園。
相片提供／蘇文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