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能源轉型的未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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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婷專題報導】第三核能發電廠（簡稱核三廠）再運轉議題持續引發社會討論。地球公民基金會議題部專員林冠伶於5月19日受訪時表示，核三廠再運轉不只是技術或能源供需問題，更涉及法律正當性、民主程序、核安風險、核廢處理與能源政策方向。她認為，當政府不願細緻處理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的土地、治理與資源分配問題，轉而以重啟核電作為替代方案，這是一個危險的轉折。

修法重啟中的政治角力

林冠伶指出，2025年5月23日《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修法以前，核電廠若要延役，最晚須在執照到期前五年提出申請。以核三廠而言，最遲申請期限是2020年。如今申請再運轉，並不是單純延續既有程序，而是因修法後重新開啟可能性。

林冠伶進一步談到，核三廠再運轉背後也反映政治動態。2025年全國大罷免、核三重啟公投、普發現金等議題，都可看見執政黨在部分政治攻防中未能取得先發權，後續只能與在野黨求和或妥協；核三廠再運轉也有類似意味。

另一方面，再生能源發展也面臨更大阻力。林冠伶表示，2025年11月《環境影響評估法》、《觀光發展條例》與《地質法》部分條文修正，使再生能源前景趨於悲觀。她強調，再生能源涉及利益分配、資源分配、環境保護、農業發展、土地治理、偏鄉治理、中央與地方關係、政府部會協調等問題，如今的再生能源成為被持續不斷集中攻擊的目標。

林冠伶認為，能源轉型本應是公正轉型，也是社會正義的轉型；但若國家不願細緻處理這些問題，改以重啟核電逃避治理難題，便會讓能源政策走向危險轉折。她也指出，2024年各政黨總統候選人其實都曾提及再生能源，如今一些政治力量轉向強烈反對再生能源，並不完全公允，更多時候是為了攻擊執政黨。

公投代表性與偏鄉命運

針對去年核三重啟公投未通過，如今政府推動再運轉是否具有正當性，林冠伶認為，首先必須檢視公投本身。核三重啟公投從成案到投票不到三個月，且由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提出，未經一般人民連署程序，缺乏民意累積與充分討論，這也可解釋為何投票率偏低。且過程中各方資訊是否被正確轉達也值得探討。

林冠伶進一步指出，核能設施所在地方承擔風險，但全國性公投卻由「全台」決定「偏鄉」的命運，這是否符合民主程序，也應被檢視。雖然地方公投依法只能針對地方自治事項，無法直接決定能源政策，但在核能使用議題上，地方公投與民意的正當性未必低於全國性公投。

林冠伶特別點出，去年公投結果中，屏東縣仍有部分鄉鎮市反對票多於同意票，顯示社會並未真正形成共識。如今政府以「依法行政」為由推動再運轉，日前舉行的說明會也強調目前仍處於「檢查階段」，這些說法某種程度上轉移了真正焦點。

林冠伶補充，日前「非核一週年」座談中，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Sinan Mavivo（希婻・瑪飛洑）曾指出，「依法行政」其實是政治意志的選擇。《原住民族基本法》已明定不得違反族人意願在部落存放有害物質，但政府承諾遷出蘭嶼核廢料至今仍未實現，顯示法律與政治承諾之間存在落差。

林冠伶也指出，核三廠再運轉的必要性需要放在更大的國際與產業脈絡檢視。她引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在「非核一週年」座談的分析，核電重啟可能涉及美中對抗逐漸極化下，晶片民族主義、科技生產力與經濟安全主義的混淆。另根據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民調，2025年核電支持度首次超過太陽光電，顯示社會對能源議題的焦慮與變化。

電網錯位與產業需求落差

不過，林冠伶質疑核三是否真能解決台灣當前電力問題。她指出，目前北部電網最缺電，但核三位於南部，無法直接平衡區域電網問題。另一方面，半導體產業若要符合國際供應鏈要求，需要的是RE100（100％再生能源），而非核電。

林冠伶引用英國能源智庫Ember今年4月報告指出，全球能源供應中，再生能源占比為33.8%，燃煤33%，核電僅8%。她認為，核電無法提供半導體供應鏈所需要的電力組合，也不符合全球能源轉型的主要方向。

林冠伶進一步表示，過去能源治理思維強調興建電廠、提高備轉容量率，但如今能源轉型重點在於「調度能力」。集中發電與集中儲能，這樣不僅可以仰賴燃料進口，也未必最符現代電力需求。

核電常被視為「穩定」電力，但也代表難以自由調度，不可能頻繁開啟或停止，而是必須持續運轉、持續發電，即使當下未必需要那麼多電力。她提醒，若機組備而不用，電力沒有被使用，但設備仍須維護，反而使每一度電更貴；而這些與地方產生衝突的機組，也可能會增加社會成本。

關於核電是否比較便宜，林冠伶強調，所有用電都有代價。除了電費本身，也應計入空氣汙染、空間利用排擠、廢棄物處理、社會風險等成本。她指出，太陽能板主要由鋁框、玻璃、PVC膜、半導體矽晶等組成；業界一般認為太陽能板20年後仍有約八成發電效益，基本上可使用30年，現行制度與技術上也可回收再利用。這與核廢料完全不同。

林冠伶特別點說明，核電成本中常被忽視是「核災賠償」責任。台灣《核子損害賠償法》最近一次修法是在1997年，規定若核災發生，台電賠償上限為42億元。類似法律在美國的賠償額度折合新台幣超過5200億元，韓國約新台幣406億元，日本則為無上限。（註：截至2023年3月，東京電力公司就福島核災損害已賠償約合新台幣2.4兆元，並且持續增加中。）

因此林冠伶質疑，所謂「核電便宜」，是否建立在南部居民承擔風險之上？她認為，核電之所以被視為便宜，是因為成本被延後、低估與轉嫁。尤其核電廠多設於偏鄉，多數人未察覺其對生活的影響，因此成本被隱藏。

林冠伶對此直言，無論擁核方或反核方都強調關心核安，但若真的在乎核安，就不能只是說「不會發生核災」，而是應正視這些被忽視的成本問題

國際企業更青睞再生能源

針對社會常見觀點，林冠伶表示，除了「核電穩定與便宜」外，人工智慧（AI）用電、國安焦慮與能源自主，近年也常被討論。她指出，資料中心雖有簽署核電協議的案例，但總體而言，再生能源協議更多。另一方面，AI更需要的是可彈性調度的電力，而非難以調度的核電。

林冠伶補充，核電本身也是產業，會透過廣告與宣傳來吸引投資。她引用學者拉瑪納（M.V. Ramana）在其著作《核能並非解決之道》的觀點：相較於核能，許多科技巨頭與市場資金目前更傾向投資再生能源。從實際數據來看，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25年的《世界能源投資報告》，光電投資規模約核能的六倍以上。

國安方面，核電同樣需要進口燃料；若發生戰爭，更存在被攻擊風險。林冠伶強調，現代人生活高度仰賴電力，甚至有人必須靠醫療設備維持生命，因此「能源民主」非常重要。人民不可能自行興建核電廠或燃氣電廠，但再生能源較可能實踐公民形式，例如公民電廠、自行裝設屋頂光電等。她認為，如此重要的能源不應完全掌握在人民無法理解、也無法監督的體系。

不過林冠伶也提醒，再生能源品質同樣取決於公民社會是否主動投入，包括違建協商、屋頂產權協商等問題。再生能源究竟掌握在廠商還是公民手中，也可視為民主社會的試金石。

斷層危機與無解核廢

談到環保團體對核三再運轉的核心疑慮，林冠伶表示，不同運動者因關注議題不同，切入角度也會不同，包括核安、核廢、程序正義與能源政策方向。

在核安方面，目前討論多聚焦於機組維修與更新，但核三的兩大風險——恆春斷層與機組老舊，較少被正面討論。同樣存在斷層爭議的日本敦賀電廠，歷經約十年討論後決定不重啟；相較之下，台灣卻試圖在最快「一年半」內做出核三再運轉決定。

林冠伶也指出，恆春半島主要聯外道路為屏鵝公路，若發生核災，該道路同時要承擔居民疏散、物資運輸與人力支援等任務，執行上相當困難。

在核廢方面，核廢辦公室成立不代表核廢有解，這也是核廢辦公室主任杜文苓曾明確表達的立場。目前台灣針對高階核廢料處置連完整法源都尚未建立，而低階核廢料也遲遲無法遷出蘭嶼，顯示核廢問題仍未解決。

程序上，除了公投正當性問題，還包括地方人民是否真正知道核能風險、是否理解專家口中的專有名詞，以及台灣缺乏民主授權機制等根本問題。而能源政策方向的問題則在於，政府不願面對再生能源與前端電力管理制度的複雜缺失，反而以核電轉移焦點。

關於執政黨提出「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三原則之一的「社會共識」，林冠伶認為，社會共識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上。民主不是一次正當性受到質疑的投票，而是盡可能充分討論、商討價值排序、認識事實，並讓各方意見都被呈現的過程。

林冠伶也提醒，核電是跨世代政策，下一代即使沒有使用任何一度核電，也仍必須面對核廢處置問題。因此，年輕世代是否能認識議題並參與討論，而不是只接受「核電安全無虞」的空泛宣傳，也應納入社會共識的範圍。

從審查監督到制度協商

談到核三廠再運轉的程序，林冠伶表示，現在為了快速重啟，已出現邊提交報告、邊進行審查的狀況，這是否會造成程序先後矛盾，值得檢視。

林冠伶也指出，核安審查涉及高度技術，外界需要知道審查過程中各方意見是否會公開，或最後只公布結論；相關資訊是否會被充分轉譯，也影響公民社會能否監督。

林冠伶認為，即使有法定審查程序，在「最快一年半」的政治承諾與多方政治勢力關注下，是否可能對審查產生壓力，甚至犧牲安全，也應被嚴肅看待。

至於環保團體未來如何表達訴求，林冠伶回顧，當年貢寮反核四運動中，曾出現民進黨表面反核、但沒有在國會全力協商的情形；最後反對核四的人們回到地方持續推動議題。她相信，社會運動的基礎還是在地方，而非在立法院裡比較聲量。

林冠伶也表示，反核運動不只是高喊反對，也必須進入制度協商。如果核三真的走向再運轉，就應檢視核災賠償、疏散範圍、消防體系、民主機制等制度是否有改善空間，並回到具體條文中檢視。

林冠伶強調，環保團體也會持續推動再生能源迷思的破除，讓社會不只陷在能源焦慮中，而是理解能源轉型真正需要面對的治理問題。

台灣反核大事記

年份	事件	說明
1985年	核三廠火警喚醒民間核安意識	屏東核三廠一號機組發生大火，打破核電安全神話。此事促使學界與民間檢視電廠運轉風險，為反核運動萌發早期的種子。
1986年	車諾比核災激發反核運動檯面化	蘇聯核爆災變震驚全球，徹底喚醒台灣社會核安意識。適逢解嚴前夕，反核力量正式從學界論述走向街頭，掀起草根抗爭。
1988年	蘭嶼達悟族發起「驅除惡靈」反核廢	因不滿政府隱瞞核廢料儲存真相，族人發起驅除惡靈運動。此事讓核廢料處置危機浮上檯面，成為反核抗爭的核心戰場。
1988年	「鹽寮反核自救會」正式成立	核四預定地貢寮鄉當地居民，為反對政府徵收與興建計畫，正式組織自救會，象徵反核運動開始具備堅實的基層力量。
1991年	1003事件爆發嚴重警民衝突	貢寮民眾不滿原能會通過核四環評，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保警遭衝撞殉職與民眾被判刑，成為早期反核最嚴重的流血事件。
1994年	台灣首創地方主辦「核四公投」	貢寮鄉公所舉辦核四興建住民投票，高達九成六居民投反對票。此舉不僅直接訴諸民意，更創下台灣地方公投的歷史先例。
2000年	扁政府宣布停建核四引爆政爭	政黨輪替後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引發在野反彈並揚言罷免總統。歷經大法官釋憲與政治角力，核四廠最終於隔年宣告復工。
2002年	《環境基本法》納入非核家園	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基本法》，明文規定政府應訂定計畫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首度將此願景正式寫入國家的法律體系。
2013年	309廢核遊行創20萬人上街紀錄	受日本福島核災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核安焦慮達頂點。全台爆發大規模廢核遊行，逾20萬人走上街頭，創下反核史最大規模。
2014年	林義雄禁食促成核四宣布封存	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展開無限期禁食，引發數萬名群眾佔領忠孝西路。迫於龐大社會壓力，行政院宣布核四安檢後封存。
2017年	電業法修法訂定2025非核期限	立法院修法明定核能發電設備應於2025年底前全面停止運轉。但隔年因以核養綠公投案通過，該法條最終宣告失效。
2019年	核一廠正式除役創台灣核電首例	運轉40年的核一廠執照屆滿，依法進入除役階段。這是台灣首座退役的核能發電廠，標誌著告別既有核電廠的實質開端。
2021年	重啟核四全國性公投未通過	擁核方發起重啟核四全國公投，因不同意票多於同意票，且未達法定門檻遭否決，延宕四十年的興建爭議暫時劃下句點。
2025年	核三廠退役實質進入非核家園	核三廠二號機運轉屆滿40年依法停機。隨著最後一部商轉機組退役，台灣實質達成零核電狀態，落實非核家園目標。

（整理／林文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