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珊
對台灣教會來說，2017年是特別值得記念並反省的信仰時刻。它不僅適逢宗教改革500週年，更是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1977年8月16日）40週年。馬丁路德當年挺身對抗教廷，在〈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貴族書〉質疑，「若我們都是祭司，同有一個信心、一個福音、一個聖禮，為何我們沒有權利去測試和判斷信仰中什麼是對和錯」，進而提出自己對基督教社會改革的理想。與之相仿，長老教會挑戰國民黨極權，提出「基督是全人類的主，且確信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要求根據住民自決，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長老教會雖是基於普世教會信仰傳統的先知角色來發聲，誠如不少歷史學者所指出的，要了解〈人權宣言〉的時代意義，絕不能脫離二二八屠殺事件及其後的戒嚴歷史社會脈絡。因而，識者不可能忽略今年亦是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70週年和台灣解除戒嚴（1987年7月15日）30週年。
可以說，就像其他地區、不同時期的教會一樣，台灣教會在極權專制體治下的生存策略，不是沒有過搖擺。縱使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僅林茂生等多位教會領袖人物遭到虐殺，教會開始是選擇沉默，自保為上的。1948年重新召開的北部大會，對會友陳蕭美德和黃何長妹當時的哭訴書，刻意忽略，完全不作處理。因著普世教協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以及羅馬字使用的問題，縱使1969年總會通過設立「反共推行委員會」，以及制訂〈反共六點辦法〉等，1972年總會年會發表〈我們的信仰與信息〉後，還是不得不退出普世教協。
對暴政噤聲，終究不是長遠之計，教會若要堅持信仰良心的自由，最終是與極權政府兩不相容的。教會覺悟必須堅持立場，反守為攻，要到1970年代後。〈國是聲明〉要求自決及政府革新，〈我們的呼籲〉直接訴諸宗教自由，承此以降，自然在〈人權宣言〉裡會明白倡言，「基於基督信仰和聯合國人權」，教會要捍衛台灣的「安全、獨立與自由」。
然而，宗教良心自由的範圍應該如何界定？普遍性的人權訴求，究竟如何與特殊的基督信仰關聯起來？教會如何在後戒嚴時期，在政教關係上把關，扮演好先知性的角色，促進公民意識的提升，進而落實轉型正義？這些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要發展本土神學，進而貢獻普世教會，特別是對離我們不遠、甫回歸20週年，言論自由便日益緊縮的香港教會，所不得不深自反思的。
由台北中會教社委員會所主辦的「神權vs.人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四十週年研討會」將於11月6日上午9點在東吳大學城區部5117哲名廳舉行，歡迎關心台灣人權發展的主內兄姊踴躍參與。報名請至「神學與人權」臉書專頁。
（作者為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