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改革與意識形態的挑戰

宗教改革500週年 南神公共神學研究中心辦座談會 提醒教會勿迴避問題

【邱國榮專題報導】台南神學院公共神學研究中心9月23日於七星中會濟南教會舉辦「500年改革:信仰、改革與意識形態的挑戰」座談會。主辦單位表示,500年前,馬丁路德和其他歐洲改革派相信教會已悖離基督福音,開始要求改變教會的生活與教義,這是新教改革的起頭。但過去500年,許多有害意識形態的力量使得教會一再面臨脫離基督之道的誘惑,在德國納粹時期,就出現過這種危險案例,基督徒開始支持納粹,但是這並非罕見例子。為何基督教團體會支持有害的意識形態,這是教會不能迴避的問題,而面對有害的意識形態,教會該如何共同努力改革,也需要受到教會以及信徒的正視。

南神公共神學研究中心舉辦這次座談,提供民眾免費報名聽講、討論,為的就是要使公民認識座談所關注的問題不容小覷,也理解問題發生的脈絡,以及可能對社會造成影響的嚴重性,並從中認識基督教會的信仰核心。本次座談開放民眾參與,其中有位身穿阿米拉(穆斯林女性包覆頭巾的一種)的民眾,坐在活動地點濟南教會禮拜堂一隅,聆聽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分析。

座談會共分兩大部分。上午主要以歷史脈絡為主軸,幫助聽者了解德國人經驗納粹的歷史經歷,了解納粹形成的發展脈絡。請到德國海德堡大學神學系主任海珂‧史普林哈特(Heike Springhart)介紹德國教會的黑暗時期,及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代表論述德國天主教會的適應與抵抗。

下午場次以方法論為主,講教會裡如何面對意識形態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幫助教會不要犯錯,使意識形態不會發酵擴張。此部分切成兩個講座: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教授教授安可福(Clifford Anderson)談「緊急情況下仍以神學思辯」;七星中會雙連教會英語牧區牧師賴信道(Stephen Lakkis)則討論經文濫用所造成的社會衝突現象。

綜合討論則請到了國會觀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姚立明、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花亦芬與談,並與4位演講人討論、回應現場問題。

賴信道代表南神公共神研中心致詞,他表示台灣人並不清楚納粹歷史,那時候許多基督徒支持納粹,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所以在宗教改革500年之際探討此議題,有其必要。

賴信道表示,因為人的「有限與有罪」,所以教會有時候所闡述出對信仰的了解,其實是錯誤的,也因此教會與基督徒會誤解聖經,這是罪對教會的影響。

賴信道進一步說明,根據使徒保羅所寫給教會的書信內容,保羅提醒教會,要作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要省察自己是否是過著信心的生活,而此信心,是信仰耶穌基督的信仰生活,「所以這是宗教改革所要做的,這是考驗自己也是考驗教會,要看我們的信仰是否正確?所以,要看教會與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真的是跟耶穌基督的教導有關係嗎?」賴信道說,教會不只在過去面對意識形態的挑戰,今天的教會依然會面對意識形態挑戰,所以教會與基督徒該如何因應意識形態的課題至關重要。本次座談會,每位講員皆在專講中呈現精闢論述,並提出解決之道,詳細內容請見本專題報導。

500年後 應該重新反省神學

海珂‧史普林哈特

【邱國榮專題報導】德國海德堡大學神學系主任海珂‧史普林哈特(Heike Springhart)教授,這次受邀來台談論「德國教會的黑暗時期,1933~1945年德國教會的掙扎」(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Germany in Dark Times. The Struggle Between 1933 and 1945)。她表示,希特勒發跡與新教有很深的淵源,因此她的講題是「自我批判」,也因為德國教會曾經因為「破壞性的意識形態」而造成人類嚴重傷害,所以她想要問現在的教會,到底是否有需要改變?

「500年前宗教改革,教會也自問該如何、以及是否有需要改變?但這問題本身是困難的。」海珂‧史普林哈特說,到底什麼是「破壞性的意識形態」?若要被定義,就需要神學的反省,並且會遇到這點挑戰。雖然,普遍的意識形態都是盼望更美好的未來,但結果是導致迫害還是帶給未來豐盛,則值得深思。

海珂‧史普林哈特指出,國家社會主義藉著納粹在德國得到政治實力,並沒有因戰爭結束而走入歷史,仍影響今天的德國,納粹歷史在德國社會依舊敏感。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帶給德國經濟與政治危機,也帶來神學危機。一戰之後,德國從政教合一變成政教平行。教會結構跟政府官僚結構互相對應,確實帶來教會及社會的民主化,可是對教會來說,失去君主的政教合一性,教徒卻受到納粹的吸引,為教會帶來非常大的損失。不過也有部分新教徒站起來對抗國家社會主義政權。

1934年5月,新教徒一分為二,一派是對抗納粹的「認信教會」,另一派是靠攏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因此,希特勒為確保納粹在教會裡有影響力,他需要德意志基督徒的支持,他讓教會在公共領域具有影響力,方向是政教一體化,使教會可以跟政府目標有一致性發展,於是納粹快速增長。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宗教化,崇拜「種族純正」及「國家領袖」是這個宗教化的核心,希特勒是國家的主教,教會服從國家。

海珂‧史普林哈特表示,納粹因為意識形態支持而成功,意識形態的存在是為了善、盼望未來美好,所以教會不需要糾結於反省意識形態或批判自己的責任;此外,戰後的德國充滿不確定性,並且社會快速變遷,這也成為保守主義的沃土,影響群眾趨向威權。

有民眾問,教會是否可以成立政治遊說團體影響政策?或是教會積極掌握公共政策發言權?海珂‧史普林哈特回應,雖然德國有基督教政黨,但黨員不一定是基督徒,對政權批判、對自我批判才是教會在社會參與方面最重要的關鍵。

海珂‧史普林哈特為德國福音教會(EKD)神學委員會成員,也擔任過德國教會日(Kirchentag)的籌備委員。其學術研究範圍廣泛,包括政治神學、宗教人類學、神學的脆弱性、罪與饒恕、教牧關懷等面向。

壓迫歷史 成天主教抵抗動力

歐博哲

【邱國榮專題報導】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本身是天主教徒,因為研究德國天主教會文獻,看到教會受到納粹政權迫害,雖令人鼻酸,但同時也感受到教會在困境中學習適應逆境,以及力爭反抗。

歐博哲的講題是「適應與抵抗:從德意志第二帝國至聯邦共和國的德國天主教會」(Between Adaptation and Resistanc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ermany from the Kaiserreich to the Federal Republic),他表示不把納粹併入討論範圍,是因為他理解納粹仍舊影響今天的德國非常深遠。

德意志第二帝國於1871年建立,行政權與法律權皆由新教徒掌握。歐博哲指出,德國天主教會因而有文化掙扎,從而產生適應及抵抗的歷史經驗;而在共和國後領政的納粹政權,對教會採取壓迫統治。納粹時期,新教與天主教信徒共同走過不同的受壓迫經歷,這也反映在現今德國的選舉上。例如,威瑪共和(1918~1933年)結束前的選舉,天主教區並不支持希特勒,他說:「因為有了那樣的文化掙扎經驗,讓德國天主教徒,在日後並不會受到民族主義影響,也不受要對國家服從的意識形態影響;他們是有免疫的。」

歐博哲解釋,普魯士王國(1701~1918年)控制天主教會,知識分子把天主教會視為外來者,質疑教會受羅馬控制,甚至監禁主教。在普魯士政權時期,天主教會產生了活躍的公民組織,為日後反抗種族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思想做預備。他說,典型的德國天主教會知識分子在19世紀就已經習慣爭辯理論,也激辯教會如何回應現代理論,這需要有洞見、科學理論的背景,也使得天主教會知識分子不易受到「破壞性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不受到日後種族主義的偽科學影響。

威瑪共和期間,納粹無法成為多數黨,原因是天主教徒支持民主制度,教會譴責納粹,也反對種族主義;因此納粹統治德國後,開始壓迫天主教會,梵蒂岡擔憂德國教區的遭遇比戰前更糟,於是與納粹簽署協議,界定德國教區的法律地位不受國家無限制地介入。

歐博哲總結表示,過去以民族主義作為國家的歷史中,德國天主教會是弱勢,不過,弱勢經驗卻帶給天主教會信徒力量,教會在社會扮演領導角色,抵抗種族主義,特別是能夠抵抗強大的納粹主義。

有民眾提問是否有天主教領導層靠攏納粹?歐博哲回覆,確實有領導層加入納粹,但只是少數,人性總有軟弱時候,而且這些人其實也是被納粹邊緣化的一群。

歐博哲從事外交工作逾30年。2014年7月接掌德國在台協會處長一職後,便致力於基督教各教派與跨宗教間的對話,並在台北成立了一個基督徒、猶太教、穆斯林、道教徒、佛教徒的對話空間。

神學思辨 急難中仍倚靠上帝

安可福

【邱國榮台北報導】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教授安可福(Clifford Anderson)是這次受邀講者之一,他除了是該校研究學習圖書副主任,也是普林斯頓神學院「巴特研究中心」顧問委員。他以「緊急情況下仍以神學思辯」(On Thinking Theologically in Emergencies)為題,提醒基督徒要相信上帝同在,並同時採取行動!

本次研討會是以納粹德國時代的教會作為背景切入點,探討為何有些基督徒支持納粹政權?為何一些基督教團體會去支持有害的意識形態?面對有害的意識形態,教會該如何改革?由於台灣民眾不熟悉納粹德國發展脈絡,因此提問也多圍繞在如何去面對「破壞性(有害的)的意識形態」。

就有民眾在安可福演講結束後、向他提問,有害的意識形態在猖狂的時候,基督徒要如何堅定以理智去面對那樣的意識形態?安可福表示,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也沒有簡短的方式可以回覆這個問題,但若要給予比較明確的方向,就是「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然後採取行動,而且,不管採取的行動是大或是小,相信行動的背後有上帝同在;知道預見的結果,終究會來。」

安可福指出,政治神學不是神權國家的思考,政治神學也不是思考憲政民主國家下的適當關係,而是形上學的思考,思考政治制度在政治危機中的破壞。形上學試圖闡明人們用以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他以形上學進一步說明「永恆」的時空概念,指出,在對上帝說話的當下,時間與空間就是永恆,而這個當下也是奇蹟的時刻,因此福音就在此刻進入了。

安可福繼續指出,國家要把法治作為政策的參考,公民相對要將法治交到國家的領導者手中,但若國家領導者的政治承諾沒有法治基礎,承諾會變成煽動;在人民主權的概念裡,政府要對公民負責,公民必須要求國家的領導者對憲法負責,政府必須守法,也就是說,公民要有承擔法治的責任。

安可福說,所謂的真理即是「對神聖主權奧祕的盼望的行動」,基督徒採取行動,不同於虛無主義者;虛無主義來自虛無,但基督徒採取行動的成全,是來自神聖的完全。時機跟危機的距離,現在跟審判的距離其實是灰色地帶,所以,政治虛無主義的光譜一旦開啟,基督徒要毫不猶豫地去阻止即將發生的「政治非常態」,而納粹就是政治非常態。

安可福並且指出《巴門宣言》反對接受虛無主義,反對教會、社會、國家被納粹化,所以教會面對虛無主義說「不」,這是教會的天性,可以限制危機發生,並且能畫出一條清楚的界線來分辨危機。

福音與愛 避免社會衝突良藥

賴信道

【邱國榮專題報導】七星中會雙連教會英語牧區牧師賴信道(Stephen Lakkis)在「經文濫用所造成的社會衝突」(The Use and Abuse of Scripture in Social Conflicts)講座中指出,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是耶穌基督,但不少教會及基督徒錯置核心價值在經文上,致使在過去與今時,都有對個人、種族及社會造成傷害的悲劇發生。

「字(經文)的意思跟上帝的旨意,不一定一樣;作者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不一定一樣。」賴信道說,不少基督徒、教會,會把解答社會問題或個人生活問題,輕易套用在經文;利用經文背書、幫問題找到因果,然後以經文就是基督的意旨做結論。

賴信道舉了幾個經文作為例證,解釋聖經裡有不少不合今日社會的文句,進而他解釋,若無視耶穌基督有超越經文的權力,如此便是缺乏信仰基督的基礎認識,導致許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不勝枚舉,「很多人簡單說聖經是標準,是上帝的話;用這樣簡單的讀經方法,我很擔心。」

賴信道認為「愛神及愛人」是「基督的旨意」,當讀者遇到經文作者給的答案,跟所想的答案不同時,正確的只有一個,就是「上帝要我愛人、愛神」。他進一步說明,「按照奧古斯丁的教導,任何產生『有害產物』的教義,就是異端,如果經文說要恨別人,所以你要恨別人,奧古斯丁會說這是異端。」

賴信道表示不相信耶穌基督會要求他必須根據經文去執行對他人的恨、壓迫與殺,因此,信仰基督的教會與基督徒,必須要找到解決社會衝突或跟個人生命有關的衝突的出路,不可以簡單地以聖經說了什麼作為回答,而是要以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什麼來作為答案。

賴信道也提到,長老教會總會2014年決議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令他非常驚訝。他表示,牧函中說看不到耶穌基督的意旨,如果基督徒相信基督是開始也是終結,就不能所做的神學裡沒有耶穌;想解決社會衝突,就不要忘記耶穌的教導及祂的福音,而要捫心自問:「耶穌的福音會鼓勵我們做什麼?而那個答案,會是鼓勵我們去愛神、去愛人。」

賴信道教授是來自澳洲的黎巴嫩人,於墨爾本大學主修心理學與哲學、墨爾本神學院研讀神學,並自德國海德堡大學取得神學博士學位,專精於政治、公共及跨領域的神學,也參與包括神學、政治學、人類學及經濟學等數個全球性研究計畫。2009年曾任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博士後研究員,並在2015年被選為唯一代表亞洲的學者,參與Enhancing Life Project團隊,專研如何改善世界人類的生活。目前賴信道除了定期在台灣大學法學院講課以外,也是台南神學院系統神學兼任副教授,並擔任雙連長老教會英語牧區牧師。

教會犯錯 信徒需有所警覺

姚立明、花亦芬

【林宜瑩專題報導】「台灣威權統治時期,我聚會的國語教會,從來沒有提及因國民黨政權不公不義,有被壓迫者或有人被槍決的案件,甚至沒有一次為這些人禱告過,連『二二八』這名詞都很少在教會裡被提到。反過來,每個主日,台語教會一定為執政掌權者禱告。」談到台灣、香港、中國的教會面臨的挑戰,身為國會觀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姚立明直言,台灣教會是否應該反省,也曾犯了「約瑟被自己兄弟出賣」的罪?

兩岸三地教會有沒有從過去宗教改革的西方歷史經驗中學習到,如何維持一個正當的政教關係?姚立明認為,台灣教會是否應該以和解態度面對過去、還原歷史真相,讓信徒從以前教會所犯的錯誤中有所學習?
姚立明也指出,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中共加強對香港的言論控制,面對許多信徒支持民主普選時,香港教會牧師竟引用馬丁路德二元理論,以「凱撒歸凱撒」強調教會不必介入政治紛爭,或是教導大家:「人權不是基督教追求的理想,基督徒追求的生命是屬天的,不在地上,基督徒不是為民主奮鬥,而是為主奮鬥。」

「如果牧師們這種言論繼續在兩岸三地教會裡瀰漫,基督徒是否應該起身發聲表達不同看法?」姚立明說,中國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關係緊張,家庭教會屢屢遭到中共政權打壓迫害,就有一位北京附近家教會牧師曾對他說,最讓人害怕的不是中共幹部,而是三自的弟兄,因為前者他都認識可以防範躲避,後者卻無法知道哪時候會出賣他,後來這位牧師被抓判刑了27年半,「我們是否也應該關心、聲援中國這些遭受壓迫被關進牢裡的牧長兄姊們?」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花亦芬表示,1517年馬丁路德提出〈95條論綱〉,是宗教改革先驅者,可是1525年農民抗爭運動後,宗教改革淪為不同教派的叫陣、抗爭,導致長達30年的宗教戰爭。她把宗教改革與德國1918到1933年第一次威瑪共和國的失敗來對照,發現兩者都是從教宗威權、國族主義走向民主開放,可是最後因主事者都認為自己才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無法容忍異己,結果都以失敗結局。

花亦芬說,教會也會犯錯,就像人會犯錯一樣,可是教會犯錯時,卻缺少某些機制讓教會踩煞車,反而形成一種意識形態拿來對抗異己。她直言,教會與人都有侷限,當教會犯錯時,基督徒應該要有所警覺,以自我檢視的態度來進行信仰反省,不讓教會繼續錯下去。

花亦芬以勉勵教會,「船停在港灣裡非常安全,但是船停在港灣裡,並不是船被造的目的。」教會也許是基督徒互相安慰、扶持的避風港,可是教會也有讓人重新得力、再往外出發的作用,去幫助社會有更好的互動與公共對話,教會就不會再犯自以為義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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