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五百年對文明與文化的影響」神學奮興講座側記 回歸聖經,以上帝為中心

◎虛吾

1517年10月31日,一位修士在教堂門口貼上一份拉丁文文件,一場與14世紀至17世紀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17世紀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相提並論,本質卻大相逕庭的變革於焉展開。那位修士是時年34歲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那份文件是以〈九十五條論綱〉聞名於世的〈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的見解〉(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 evirtutis indulgentiarum),這場變革,即是16世紀至17世紀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

時隔500年後的今天,有一群人在不同的時空,回顧、探索掌管歷史的上帝,在那個黑暗世代中的神來一筆,他們闡述上帝此一介入對今日世界有何深遠、全面的影響。這一次變革,基督徒朗朗上口,畢竟那是新教的源起,然而正如我們對許多要理、教義,僅知其名,卻不明其實;常享其果,卻不曉其因;常有其表,卻已失其裡。是以,當一位主內肢體邀請我參與這場「改教五百年對文明與文化的影響」神學奮興講座時,雖然因時空關係無法全程與會,但還是盡可能參加。隻字片語固然難以盡訴講座內容的豐富,還是竭己所能記下一些領受。

三位風格迥異卻同樣學識淵博的講員,不約而同提醒我們重視宗教改革的意涵、屬靈的復興,以及對世界文明的助益。僅是一句:「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歌羅西書3章23節)即讓無數受改教影響的人們,以敬畏之心做經手的一切工作,因為即使經手的是世上養生糊口彷如俗務之事,也都是給主做的。

宗教改革、耶穌基督與幸福人生 講員/戴永富博士

來自印尼的華人戴永富博士引創世記1章2節論及上帝的靈,這是早期教父愛任紐(Irenaeus,130~202年)的重要觀念:「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密不可分。」我們藉由上帝的話,不只看到世界為祂的話語所造,同樣也是上帝的靈運行的結果。而這樣的認識,對宗教改革後基督教對人、對世界的認知產生重要的影響,不同於宗教哲學認為物質是邪惡的,基督教回歸聖經,指出物質也是上帝所造,而人更有著上帝形像,這是人尊貴、有價值之處。

論及人的價值,戴永富延續唐崇榮牧師稍早所論及的「反面思考」,進一步提出:「我為何存在?如果我不存在,這世界會如何?」這些問題,突顯出我們的存在並非必要;這世界少了你我,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差異。從這角度觀之,我們的存在,本身即是恩典。

從這點延伸出去,人的悲劇、虛空,乃是與上帝的隔絕,這恰是創世記所形容:「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世記1章2節)在希伯來文中,水、空虛、混沌這些字均用來形容與上帝的隔絕,但叫我們感恩的是「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這樣的畫面,馬利亞的懷孕也有相似的情形,那個還沒出嫁、地位上還不能有孩子的女子,因著聖靈而懷了孕,彷如另一個創世記。

末了,戴永富提出兩種虛空的觀點,一種是因罪惡、墮落、敗壞所產生的虛空;另一種,則是因愛的緣故,倒空自己,為了盛裝所愛的對象。後者正是人子表明的樣式,祂取了人的形象,會痛、會憂愁、會死,與我們有相同的經歷。最後,戴永富在結論中強調,我們乃是倚靠上帝的靈和上帝的話而活;藉著聖經,我們也曉得人生的空虛為何;最重要的是人生的目的是,使上帝因我們而得榮耀,幫助他人被上帝的靈充滿。

在戴永富的分享中,讓我不禁莞爾的當屬「我們的存在,是沒必要的,所以可以說,這是恩典」,這在人們不斷強調「我很重要」的今天,是何等衝擊的挑戰!我們在永恆之中,確實無足輕重;可是,亙古常在者卻選召了卑微的我們,使我們稱義成聖,所以我們更明白這白白得來的恩典何等寶貴。

宗教改革與上帝論 講員/唐文廉牧師博士(戴永富譯)

接續戴永富之後是唐文廉牧師博士,他溯及500年前觸發宗教改革的事件說,嚴格而論,馬丁路德當時並無意造成那麼大的波瀾,從那份文件以少數人才能閱讀的拉丁文撰寫,可見他當時撰寫的對象乃是少數人;可是上帝就藉著這件事,改變了整個世代,乃至整個世界。

我們今天論及宗教改革,多數聚焦於贖罪券、預定論、救恩論等。救恩論雖然重要,然而宗教改革最主要的乃是上帝論的改革,人們對上帝有了有別以往的認識。五唯獨、五要義雖然很重要,卻非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全部的思想。甚至廣受議論的預定論,在《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中篇幅其實也不多,加爾文關注的,是上帝的榮耀,這點可從《基督教要義》以「認識上帝」起首一窺端倪。

我們可以說,上帝論對信仰、神學有著決定性影響,唐文廉指出,天主教諸多錯謬,如贖罪券扭曲對恩典的理解,如聖徒代禱降低對基督的聚焦,均是減損了人對上帝的認識。包括後來的阿民念主義(Arminianism)也是如此,阿民念主義認為預定論會導致上帝成為罪惡的源頭,故主張上帝是基於預知這人得救,而揀選、預定這人得救。加爾文雖然因時空關係,未與阿民念有辯論機會,但他在世時,已然反駁過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如此觀點無異於認為上帝是受限於受造物而行動,而不是第一因。其爭論雖然乍看之下論及的是揀選、救恩,但就本質而言,乃是上帝論的不同,而這正是宗教改革帶來的改變,也就是人對上帝認識的更新。

於我而言,唐文廉最具提醒意義的觀點,莫過於他指明諸如因信稱義或加爾文主義與阿民念主義的爭議,並不只是救恩論之分歧,而是牽涉到上帝論,亦即我們對上帝的認識。若我們只聚焦救恩論,難免將眼光、心思放在我們如何得救、何以得救等議論;但當我們以上帝為中心,那問題將是:「上帝的性情、屬性如何?祂藉著聖經啟示,祂要怎麼對待我們這些罪人?」

改教500年對文明與文化的影響 講員/唐崇榮牧師博士

論及宗教改革對文明、文化的影響,唐崇榮牧師博士指出,宗教改革介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間,卻截然不同於兩者,因為無論是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都是以人為中心,以理性為工具,以自然為目標,以現世為環境;然而宗教改革卻是以上帝為中心,以信心為工具,以屬靈為目標,以永世為環境。當人以自己為中心時,上帝就在邊緣了。

唐牧師的分享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宗教改革「以上帝為中心」這精神的強調。這表明宗教改革並非如文藝復興的復古,也非啟蒙運動的人本;宗教改革的核心不只是改變,也不只是進步,更是回歸聖經的啟示,尋求對上帝的認識。這樣的論述,實在提醒我們需要更深入回顧宗教改革的歷史,以體會宗教改革家企盼回歸真道的精神。

不過,提到宗教改革,對台灣民眾最切身的影響,可能不是信仰內涵的爭論,而是一個常見的疑問:「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麼不一樣?」對於這個出現次數不可勝數的問題,我實在無法言簡意賅地回答那些還沒信主的朋友。不過,我想五個唯獨,恰是當時改教家們為了回應天主教歸納的信仰原則,或可作為今日我們比較兩者差異的依據、方向。

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

唯獨恩典(Sola Gratia)

唯獨信心(Sola Fide)

唯獨基督(Solus Christus)

唯獨上帝榮耀(Soli Deo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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