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泰陽整理報導】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理工大學遭警方圍封多日，最終逾千人被捕，許多未成年學生困於其中。為讓台灣民眾謹記這事件，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參與台灣國際民主誌影展巡迴放映，於8月1日舉辦《理大圍城》紀錄片放映暨映後座談，邀請曾於理工大學圍封期間擔任網路後勤支援的港人蔡智豪及現場行動者「團長」親臨分享，重現當年的抉擇、恐懼與流亡台灣後的精神使命。
針對紀錄片中出現的汽油彈與激烈對峙，與談人提出對暴力抗爭的思考。「團長」直言：「當暴力用在適當與合理的地方，就是一種美學。」面對無視民意與人權的極權政府，和平示威往往無效，暴力抗爭成為自保與阻絕警方推進的不得不選擇。香港的抗爭運動缺乏單一組織指揮，講求個體的自我意識。示威者丟擲汽油彈或口頭威嚇，是為了自保與爭取撤退空間。抗爭者必須對自己的選擇與能力有充分了解，「做好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
紀錄片中，被捕者對著鏡頭大聲喊出姓名與身分證號碼，蔡智豪表示，這是在極度不信任的環境下，抗爭者防止自己「被消失」的最後手段。
映後座談中，兩位講者還原當時陸路遭封鎖後險象環生的「下水道逃生」，以及機車救援祕辛。蔡智豪表示，下水道隨潮汐起伏，風險極高，是逼不得已的最後選擇。當時許多後勤與救援，全靠市民自發性網絡連結。
如今兩人身在台灣，各自承受抗爭後的代價。「團長」來台灣工作時，創立的媒體頻道遭清算，回不去香港。蔡智豪則遭布袋彈擊傷，在港無法就醫，來台治療期間，家中遭港警上門搜索，導致他再也回不了故鄉。
已取得台灣身分的蔡智豪坦言，公開以香港人身分反對中共需要勇氣，留在台灣不僅是為了接受治療與避難，更出於拋下隊友的贖罪感與責任。他強調，台灣同樣面臨中共的統戰與脅迫，他有責任持續公開倡議自由民主，透過不斷講述歷史，不讓犧牲者與這段記憶煙消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