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博
數年前，初見「校事會議」，以為它在學校的位階，有如「國是會議」的高位階，後來，方知校事會議原來是「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的簡稱，是為了彌補學校教評會之不足而產生。然而，自實施以來，卻衍生不少爭議、濫訴，以及俗稱的小案大辦等，以致不少教師和教師團體經常發聲，認為有修訂的必要。
尤其，學校端為避免被認為辦事不力，或不願扛上吃案的罪名，而甚至認為經過校事會議的程序，也是可還當事人清白的有效途徑。殊不知一般教師倘經過校事會議程序的摧殘，即可能如台灣諺語所形容，「無死也只剩半條命」。無端被調查，且不是談教學專業，卻僅聚焦於法律攻防，即使調查之後能重獲清白，也已心力交瘁。
1980年代，「概念改變模型」問世以來，本意是用來詮釋學習者如何由錯誤概念逐漸獲得正確的科學概念。後來，也廣泛應用到行政或企業等領域，它闡述了學習者必須能用新的、正確的概念，取代舊有的錯誤概念。但是，它也必須滿足四個條件：一、不滿意（Dissatisfaction)，學習者首先必須意識到他目前的思考方式行不通，或無法解決特定的問題。二、易懂的（Intelligibility)，新概念必須清晰易懂，學習者也必須先理解新概念的意義，並能不斷地對其進行檢驗，提升其理解。三、合理的（Plausibility)，新概念必須是真實、合乎邏輯且讓人相信，它也必須能針對舊概念所造成的失敗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四、成效（Fruitfulness)，新概念並非僅能解決眼前的問題，它也必須對新發現、新預測或新思維有所貢獻。
試想，一位盡心、盡力、盡意、盡其所能的教師，本應獲得獎賞，卻可能因人際互動的疏忽，引來批評、質疑、惡意扭曲甚或投訴，更遺憾的，有時甚且須親上法庭自證清白，這是何等沉重負擔？其次，支持和反對校事會議的雙方，倘能藉由概念改變模型，經由對話，不難找到雙方皆可接受的校園事件處理機制，盼能同造「校園就是文化傳承與愛的實踐」之原始風貌。
概念改變模型，不僅能運用在教育領域，也能對應到信仰，例如：關於信仰與靈性的追求，每一個人也常歷經從迷思或舊有世界觀，轉向深層神學、靈性覺察的認知轉變。（作者為長老教會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