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在電視媒體主要由黨政軍掌控的年代，成立於1986年的綠色小組走入社會運動現場，以影像留下不同於主流新聞報導的紀錄。今年適逢綠色小組40週年，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於8月27日晚間在高雄舉辦「南方有人」講座，以「沒有人是局外人－綠色小組40週年及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後的現況」為題，邀請綠色小組成員林信誼及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Danubak Matalaq（瑪達拉・達努巴克），回顧運動歷程，探討原住民族土地權利至今面臨的課題。
講座首先放映綠色小組紀錄片《中華民國，還我土地》，呈現1989年9月27日第二次「還我土地」遊行的現場，包括立法院前的陳情與衝突，以及行政院前的靜坐。片中可見玉山神學院師生、林建二與林宗正等長老教會牧者參與的身影。族人除了爭取土地權利，也提出保障經濟、文化權益及設置中央原住民族事務專責機關等訴求。
林信誼補充，時任立法院長劉闊才曾登上宣傳車，向族人表達支持與承諾。不過，他認為這主要是政治表態，國民黨執政時期原住民族土地政策的實際改變仍有限。至於抗爭期間未爆發更劇烈的流血衝突，他推測，這與當時李登輝執政有關。
綠色小組在1986年已投入街頭與選舉影像紀錄，同年11月30日的桃園機場事件，則讓其拍攝的影像受到廣泛注意。事件起因於前桃園縣長許信良試圖返台，民進黨號召民眾前往接機。許信良在1979年橋頭事件後遭懲戒休職兩年，後來旅美期間被列入黑名單，長期無法返台。
林信誼回憶，桃園機場事件中，政府動員軍警阻擋接機民眾，並以水柱、催淚瓦斯驅散人群。當時電視新聞反覆呈現民眾丟擲石塊等畫面，強化抗議者是「暴民」的形象；綠色小組則透過不同角度的拍攝，補上衝突前後的脈絡，讓觀眾得以更理解事件全貌，並意識到影像如何經由選擇與剪輯形成不同敘事。除了綠色小組，《自立晚報》也提供了有別於官方說法的報導。
林信誼表示，綠色小組原本預計在1986年選舉結束後解散，但創辦成員王智章認為有必要持續記錄，團隊因而在民眾捐款支持下繼續運作。然而，持續拍攝及朝常態媒體發展，都需要穩定的經費與人力；綠色小組最終於1990年底解散，留下約1800卷、3000多小時的影像。
組織雖然解散，影像的保存與傳播仍持續進行。相關素材後來交由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保存，並於2006年啟動修復與數位化計畫。2016年30週年時，綠色小組的作品透過回顧放映等活動再度與觀眾見面。據了解，今年也有40週年巡迴放映活動，讓不同世代有機會認識這段歷史。
Danubak Matalaq則分享，1988年自己仍是國中生，雖然在長老教會生活、知道教會參與社會運動，卻受到當時新聞報導影響，認為走上街頭的都是「暴民」。直到高中參與社團，一位出身牧者家庭的學長分享相關資料，他才逐漸理解長老教會如何透過城鄉宣教運動（URM），培力傳道人與會友關心社會議題，也開始重新看待原住民族處境。
Danubak Matalaq也說明原住民族土地政策的發展脈絡。日治政府透過林野調查、土地劃設及集團移住等政策，將許多原住民族生活領域納入官有土地管理；當時劃定供族人使用的「蕃人所要地」，也是戰後保留地制度的重要基礎之一。戰後，國民政府延續相關土地管理制度，部分部落又因政策或災害多次遷移，族人原有的生活空間及土地利用方式持續受到影響。
2005年公布施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將「原住民族土地」定義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依現行法，政府或私人在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的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等行為，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相關程序與土地範圍，另由2016年發布的《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及2017年發布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進一步規範。
不過，法律上的權利保障，與族人實際理解、行使權利之間，仍有落差。Danubak Matalaq分享，自己參與傳統領域宣告儀式時，觀察到部分部落長輩面對林務機關管理的國有土地，仍會退讓，認為那些土地既然已屬國家，就不再是族人可以主張的範圍。他認為，並非所有人都會從國家制度的角度，理解土地流失的歷史；對部分族人而言，更多的是無奈與不得不接受。
Danubak Matalaq也以高雄都市原住民聚落拉瓦克部落為例，談到土地占用、都市開發、拆遷安置與居住權等議題，以及族人在遷移過程中面臨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改變。此外，原住民族土地使用還涉及利益衝突，甚至出現假買賣、借用人頭等情形，他坦言土地議題許多問題仍有待釐清與處理。
問答時間，有與會者詢問，當年不同族群為何能共同走上街頭？林信誼回應，除了1984年成立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以及原住民族知識分子號召，長老教會的參與和動員也是重要力量。講者與現場民眾也從居住選擇、災害防治等角度，延伸討論土地權利如何在當代生活中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