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意味什麼……隨興不拘的個性？活在虛無飄渺雲端的不切實際？過多的感性甚至濫情？充滿理想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帶出的歷史變局，讓藝術轉向，終結洛可可的貴族華麗、纖巧、感傷與官能，進入浪漫時期。如今，我們仍能浪漫嗎？
洛可可藝術終結進入浪漫時期這段過渡時期，是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年）的時期。他畫筆下的理想追尋，道道地地是與法國大革命理想密切相關的浪漫主義，但形式上細分，卻開創抵制洛可可的新古典主義，透過偉大的遠古歷史事件，象徵性揭露對身處時代的堅持。
借古喻今闡述理想
1783年，大衛畫了特洛伊戰爭英雄赫克特之死《安德洛瑪克哀悼赫克特》（Andromache Mourning Hector），荷馬史詩描述赫克特與阿基利斯一對一決戰，赫克特不敵慘死，死後屍身被阿基利斯捆縛於馬車繞城，可想而知，在城上全程目睹的赫克特之父心底多麼悲傷而煎熬。當晚，赫克特的父親冒生命危險見阿基利斯，謙卑懇求阿基利斯讓他帶回兒子屍體好慎重安葬，終使阿基利斯不得不尊敬敵人為父的心。
大衛1784年所畫的《赫拉提烏斯兄弟的誓言》（Oath of the Horatii）主題一脈相承地近似。根據西元前7世紀的傳說，羅馬城跟鄰國阿爾巴交戰，為避免傷及無辜，兩城各派3個英雄對打，羅馬派出赫拉提烏斯三兄弟，鄰城則派出庫洛提‧阿爾巴（Alban Curatil）三兄弟。
英雄的使命是非常沉重的，因為兩家原本是姻親，最後赫拉提烏斯三兄弟只有長子生還，回來還受到妹妹的憎惡，因為他殺死了妹妹的未婚夫，以至於最後他不得不殺了妹妹。大衛的畫筆下，赫拉提烏斯三兄弟在父親的劍下起誓，盡市民義務誓死保衛羅馬，為羅馬爭取榮譽，而他們的妻子與妹妹，卻在莊嚴之誓下無比地絕望。
這兩幅作品中，女人的角色都是宿命、絕望而哀傷。大衛透過女人襯托英雄的理性自持及大義滅親的決絕。大衛將《赫拉提烏斯兄弟的誓言》送給帶領法國大革命的英雄羅伯斯比，更說明這幅畫寓意與法國大革命相關。
堅持真理寧死不屈
這些歷史固然是古典主義最崇尚的主題，但大衛並非單純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借古喻今，透過畫作陳述一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偉大時代。在這時代，不知將有多少英雄堅持真理，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大衛表現出古典主義注重的均衡平穩、淡化情感色彩、強調理性線條，但骨子裡完全是浪漫主義的產物。
攻陷巴士底監獄並非突如其來發生，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人早已大力倡導自由平權思想，撻伐封建連結腐敗教會體制，因而遭到權勢的反撲，大衛的繪畫前景、甚至性命也受到同樣的威脅。歷史畫是古典主義最重要主題，所以大衛一再透過繪畫暗指而不明言，刻意追溯遠古以前羅馬共和的時期，因為那時期有不同觀點的黨派輪替、平民可以參與議事，是他嚮往的美好時代。
法國大革命前夕，大衛還畫了有名的《蘇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與《布魯特斯兒子之死》（The 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這兩幅畫都強調英雄為真理寧死不屈。後者畫於1789年，故事再度糾結大義滅親的情感。布魯特斯創立羅馬共和，雖竭力抵制暴政，但兒子卻與獨裁王室暗通款曲，他最後不得不下令處死自己的兒子。這幅畫曾因為暗示性太強被禁止展出，但因為出自路易十六委託，最終還是得以問世。
理想世代的相互傾軋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是有志之士的理想主義共同促成，那麼革命啟動後的派系鬥爭則是理想主義者茫然的開始。大衛1789年的素描《網球場宣言》（The Tennis Court Oath），畫的是576名代表簽署誓言，向世人表明政治權利屬於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是一次革命性行動。一般認為這次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的肇端，此後5年間，畫中不少人上了斷頭台，大衛自己也因此入獄。
不同派系者都是浪漫的志士，曾一起胼手胝足打拚，可是大革命後在激進與溫和之間搖擺不定，不同派系反目成仇，每次某派系得勢，都對其他派系以罪名指控、殺戮，老百姓也無法倖免。
大衛1793年所畫的《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正是派系鬥爭的犧牲品，走激進路線的馬拉在浴缸泡澡時被暗殺，暗殺他的夏綠蒂柯黛兒支持溫和路線，刺殺馬拉後隨即被逮，上了斷頭台。馬拉是公認為理想奮鬥的英雄，柯黛兒也認為自己是為了民族國家前途。類似這樣的互鬥，正是法國大革命後隨即而來的「恐怖時期」。
大衛支持羅伯斯比的激進路線，對激進的馬拉無比同情，所以筆下的馬拉姿態宛如古典藝術「聖母悼子」中的基督，藉此賦予馬拉為正義犧牲的神聖光環。他並加上若干細節，譬如畫面左下角縫補過的床單說明馬拉為革命傾家蕩產，死時幾乎一無所有；馬拉手上的信，是柯黛兒誘騙馬拉的證明，寫著：「1973年7月13日，夏綠蒂柯黛兒致市民馬拉：命運悲慘的我，應該有資格依賴您的親切。」前方馬拉的小桌有「致馬拉 大衛」幾個字，彷彿墓碑銘刻。
迷惘與沉默
1794年，大衛畫了一幅自畫像，手中的畫筆猶疑著，臉上是忐忑不安的迷惘。《網球場宣言》中的人物陸續上斷頭台，對他造成無比衝擊。
緊接著但敦，與但敦反目成仇的羅伯斯比也上了斷頭台，大衛因支持羅伯斯比，差點同路，僥倖的是他因病未參加關鍵性的會議，最後得以豁免死罪，鋃鐺入獄。
大衛後來獲得大赦，此後對政治沉默下來。這段時間他另一幅著名作品《掠奪薩賓的女人》（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幫他說話。羅馬曾征服薩賓族，掠奪了他們的女人，包括薩賓族領袖的女兒。薩賓族無法忍受奇恥大辱，決定復仇，但是當薩賓族與羅馬再度開打，有些薩賓族女人包括領袖的女兒已經撫育了羅馬人的孩子。作為妻子與母親，她們夾在父親與丈夫的仇恨之間，只能祈求和平，為了孩子的緣故，以肉身擋下敵對的雙方。
這歷史故事再度成為象徵，說出大衛面對當年曾一起打天下而後卻互相鬥爭的同志，身心是如何煎熬。他無法再過於清楚地洩漏自己抱持的政治觀點，以免在鬥爭之下再度入獄，甚至惹來殺身之禍，他只能透過繪畫陳述和解與和平的願望。
在《掠奪薩賓的女人》這幅畫中，另有一個突破，即女性角色不再無法抵抗命運，而是為母則強。在男人互相廝殺的場景中，女性成為大衛的代言人，心中想的是必須讓下一代平安長大。他在獄中就開始畫這幅畫，前後整整畫了5年，畫完後便將畫送給一直馬不停蹄為他奔走營救的妻子。
期待新英雄
於是我們能明白，何以大衛開始期待拿破崙。1798年，當時仍是將軍的拿破崙去找大衛畫肖像畫，大衛認為拿破崙是亂世的拯救者，他說：「他的頭型真好看，就像個古希臘人。他若生在古代，一定是個偉大人物，他是我的英雄。」拿破崙讓大衛聯想起羅馬共和。
而後大衛的繪畫生涯步向巔峰，跟拿破崙有密不可分關係，他也因此再度嘗到歷史興衰的悲涼。他用4至5年的時間，完成了名垂千史的作品《拿破崙為皇后約瑟芬加冕》（Le Couronnement），把法蘭西第一帝國的象徵轉為羅馬帝國時代。譬如皇帝和皇后深紅色加冕長袍上繡滿金色的蜂蜜，象徵統一的國家，麥束和豐饒角象徵帝國昌盛，棕櫚枝象徵王者勝利，月桂則象徵永生。最重要的一筆是拿破崙為皇后加冕的動作，表達他的權力來自自己和人民的努力。
但是當大衛完成這幅畫時，拿破崙已經為了約瑟芬無法生育而與她仳離，因此大衛同時畫的另一幅士兵誓死效忠拿破崙的畫，不得不換上了新皇后。
真理超乎一切
大衛再次讓繪畫生涯與政治密切連結，以至於畫家生涯隨拿破崙起伏。有一幅畫大衛整整畫了14年，主人翁明顯暗指拿破崙，但他畫完時，拿破崙已無法挽回地大敗。這幅《德摩比亞戰役》（Lonidas aux Thermopyles）再度以歷史暗喻，敘述史上有名的三百壯士之戰，斯巴達王為阻止波斯入侵，帶三百壯士死守溫泉關，最後全數壯烈犧牲；明顯指拿破崙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英雄。
拿破崙徹底敗北，波旁王朝復辟，大衛也在法國無處可容身，只能流亡布魯塞爾。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畫畫，1817年畫了肖像畫《埃馬紐埃爾．約瑟夫．西埃爾》（Emmanuel Joseph Sieyès），畫的右上角寫著：「69歲的藝術家」，大衛當年正是69歲。若拿這幅畫與他1794年的自畫像比較，可看出現在神情中不再游移不決，儘管憂鬱，卻是毅然決然的深情。法國曾釋出善意，只要大衛認罪，就同意他返回家園，但他拒絕了。他堅持理想，一直流亡在外，到死前沒有祈求過法國的原諒。
大衛最後一幅描述心聲的大型畫作《被維納斯解除武裝的瑪爾斯》（Mars Disarmed by Venus and the Three Graces），源自希臘神話。儘管他一生畫歷史畫，但從來不是在畫真正的歷史，而是暗指他涉入的政治與社會，這幅畫的主題也不言而喻。晚年的他在政治征戰上已休兵，心靈讓位給藝術的謬思與美麗的泉源。他一生追尋浪漫，在此時已體會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英雄被捲進歷史一去不返，而他在洛可可到浪漫之間，曇花一現帶出的新古典主義，也隨他走進歷史。大衛的學生格羅（Antoine-Jean Gros，1771～1835年）也崇拜拿破崙，是他的御用畫家，1835年自溺塞納河，帽子夾一張紙條寫著：「厭倦了生活，最終辜負了才華，決定結束這一切。」
大衛的故事反映了法國大革命作為理想的開始、復辟政權作為理想的幻滅，任何一個政治事件、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英雄不可能等同真理，真理是比這些都大而深遠且勢必要永無止盡追尋。在追尋過程中，我們必須相信理想的本質是連結於比時代、歷史更大的永恆，值得傾一生追尋真正的答案，唯有這種相信，才不致讓永無止盡的追尋最後落於「薛西弗斯式」的虛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