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陳逸凡、林婉婷
1989年4月7日，主張言論自由的鄭南榕，因在雜誌上刊登許世楷《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遭國民黨政府以叛亂罪查辦，在警方攻堅行動中，鄭南榕選擇自焚殉道，如今4月7日已是國定「言論自由紀念日」，本期新聞專題透過妻子與女兒的視角，見證平凡家庭的不平凡經歷。
彰顯人性價值與理想
要如何向年輕世代談論自己的爸爸？鄭南榕女兒鄭竹梅認為，得回歸到「人」以及「人性」的角度來談，就是「人的價值」的展現。「昨天我才跟媽媽分享，雖然有的時候會受到考驗，但是經過反覆整理之後，還是會覺得爸爸的精神時刻與我們常在。」「鄭南榕可以是先生、可以是父親、也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其實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價值。不是把他當成一個遙不可及、被崇拜的對象，而是一個曾經活在世上的人，他彰顯出人性的價值。我覺得這才是值得被記念的地方。」
如何跟年輕人訴說鄭南榕的故事？葉菊蘭思忖一會兒，娓娓道出：「就是有一個人為了理想，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照亮整個社會，帶給言論自由一條光明的路，帶給台灣獨立一點希望，然後把自己犧牲掉了。而這個人正好是我的先生，是我孩子的爸爸，是兄弟眼中很棒的大哥，是我姊妹眼中很好的姊夫。」
葉菊蘭說，鄭南榕就是個讀書人，是個辦雜誌的人，也是個願意承擔責任的人，在威權時代為了爭取言論自由，把所有文字責任一肩擔。那個時代會因為言論坐牢，不容許暢所欲言，他卻辦了很多期的雜誌，面對每期被查禁、非常嚴重的生命安全及財產的威脅，都沒有屈服。反而用他的策略及智慧，在每次被查禁之後就幫雜誌換個名字，轉個彎想個方法，所以在過世前辦了302期的雜誌，從來沒有一期斷過，在那個年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是一個有責任感、有使命、也有策略的人。看起來就是一個書生默默無言，不是很會講話的人，可是他做到了很多人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到最後他為了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描繪一個建國的藍圖，連續刊登了很多憲法的草案，因為刊登了憲法草案，而被以叛亂罪定罪。」葉菊蘭說。
「他覺得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講，這是非常大的侮辱，所以他以身殉道，犧牲自己，震撼了當時的社會。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讀書人、總編輯、雜誌社的社長、承擔所有文字責任的人，沒有任何的武器，他用他的身體當武器來抵擋威權政權。國民黨政權給醜化他、汙衊他，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時間過得越久，讓很多的人慢慢了解。」
葉菊蘭也吐露自己的想法，「我是他的太太，作為女性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先生用身體當武器去犧牲自己，可是我也一直認為台灣人是健忘的，歷史對很多台灣人來講好像沒有什麼意義，犧牲可能很快就煙消雲散，沒有人會記得。可是過了29年，我發現越來越多年輕人看到了鄭南榕。」包括寫文章、畫圖、拍電影、做音樂的人，都受到影響，這些影響像水一樣滴穿石頭，刻出了現在社會對言論自由的想像。
平凡家庭的父女日常
鄭竹梅說，小時候家中是由媽媽扮黑臉，「父親從來沒有罵過小孩，他會用他的方式跟小孩相處，所有的記憶都是美好的。」例如鄭南榕會跟鄭竹梅一起看《小叮噹》的漫畫、一起去租書店看赤川次郎的小說。鄭南榕辦雜誌，鄭竹梅也會跟著一起去拜訪受訪者、一起去咖啡廳，鄭南榕也曾很開心的在芝麻百貨訂了一套《漢生小百科》給她，就是一般父女的日常。
小學的時候，雜誌社內很多記者都抽煙，鄭竹梅跑到小書店買了「煙炮」，塞到爸爸的煙盒裡惡作劇，讓爸爸無意間拿起來點燃後就會噴出火花。想不到爸爸不僅沒有生氣，還很興奮的跟鄭竹梅要了剩下的煙炮，拿去對同事惡作劇，還從辦公室打電話跟人在家中的鄭竹梅現場連線，讓她聽電話那頭同事不慎點燃煙炮的慘叫聲。
葉菊蘭回憶，小時候鄭竹梅被爸爸寵愛著，印象很深刻是每到竹梅生日，鄭南榕就會買很多的生日禮物，讓葉菊蘭忍不住唸他：「別人買生日禮物一次都只買一個，哪有人一次買這麼多個！」在日本看到竹梅喜歡的大型貓咪玩偶，就算葉菊蘭反對，鄭南榕依舊把貓咪玩偶抱回來送給女兒。
當時葉菊蘭擔任廣告公司主管，十分忙碌，而鄭南榕在雜誌社工作時間比較自由，所以鄭竹梅幾乎都是爸爸在帶，父女感情很好，上學前會一起去住家巷子口的亞都咖啡吃早餐，更早之前住在和平東路，父女倆也會一起到蜜蜂咖啡一邊喝咖啡、一邊打電動「火鳥」，是一個對家庭十分照顧的好男人，這些回憶至今想起來仍有藏不住的甜蜜。
溫柔體貼的新好男人
鄭南榕曾說：「女兒生來是要寵的。」葉菊蘭則苦笑兩個人教養觀念不太一樣，但是鄭南榕很會面對夫妻相處意見不同的時候。回想起來，葉菊蘭覺得自己有時候太嚴厲了，當時雜誌截稿後，鄭南榕會邀同事到家中打麻將抒解壓力，每當聚會超過夫妻約定的時間，葉菊蘭就會不留情面的下逐客令，但鄭南榕也只是笑笑的說：「好啦，朋友都被妳趕走了！」後來看到很多家庭的男主人都沒有這麼好的脾氣，現在回想起來更加感受到鄭南榕的好修養。
「我們就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一個職業婦女在公司遇到問題，回家向先生抱怨，先生還會主動邀請我的同事到家中相處、排解問題，包括工作上的事情也都會支持我。後來鄭南榕跟廣告公司的同事非常要好，包括雜誌社的『採訪守則』也是我廣告公司的同事寫的。」葉菊蘭說，「所有的人都說我的先生很好，我很有事業心，小孩就給先生帶，他從來不會氣我都不煮飯，對他來說太太不喜歡煮飯就不要煮飯、不喜歡做家事就不要做家事。對我來說，我先生就是一個脾氣很好的新好男人。」
葉菊蘭說，當年要幫女兒命名時，鄭南榕的父親幫孫女算命取好名字，要鄭南榕拿去登記，「他也高高興興的就拿去了，回到家爺爺一問，才發現根本沒照算命的名字登記，太太跟女兒名字加起來就是梅蘭竹菊，當場傻眼。」葉菊蘭說鄭南榕不會當場說「No！這樣不好！」在家庭中也從來不會破口大罵。
有時候鄭南榕跟幾個同樣哲學系畢業的朋友一起聊天，「結果坐在那裡有一搭沒一搭的，每個人都不吭聲，實在不懂他們在聊什麼。」還有一次鄭南榕把攝影記者找去咖啡廳喝咖啡，這個記者戰戰兢兢以為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說，「結果從頭到尾沒有講任何一句話，就真的是喝咖啡而已！」葉菊蘭認為，鄭南榕可以算是一個寡言木訥的人，但是碰到某些議題就可以跟人深談，「總之他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以鼓勵激發妻子潛力
葉菊蘭說，鄭南榕鼓勵太太發展事業，不喜歡做家事就不要做，是一個很不自私的男人。尤其後來她擔任立法委員期間，看到關於婦女平權的修法，才發現社會上很多不一樣的人。「我的爸爸是一個傳統的客家男人，我的先生卻是鼓勵我發揮所長、鼓勵我不斷進修、鼓勵我成長，更重要的是，他會告訴我『妳可以的，妳做得到』，他相信我的潛力無窮。」
「我跟鄭南榕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認識，經過這麼多年後回頭看，我所有知識、社會認識以及很多問題的成長，其實都跟他有關係。他透過慢慢引導，讓我知道我是很棒的。」在傳統客家觀念中，認為女兒嫁出去就是別人的，不需要讀太多的書，但葉菊蘭的父親還好，他的姊妹因家庭困苦從小送養，長大後結婚吃盡苦頭，他讓葉菊蘭讀書是希望女兒可以保護自己、養活自己。「本來讀大學只是想要自保，想不到遇到鄭南榕，從此人生變得不一樣。」
當年葉菊蘭想要進入廣告業，徵人啟事上註明徵求男性，鄭南榕就蒐集了一堆資料，鼓勵葉菊蘭打破性別限制勇敢挑戰，「當時的女性大多很認命，看到徵人啟事『限男性』就不去了，那時候廣告業沒有幾個女生，尤其是業務要應酬，根本沒有女生，」但葉菊蘭仍然去應徵並獲得錄取，直到後來懷孕挺著肚子要學日文，鄭南榕同樣非常鼓勵。
鄭南榕的英文程度非常好，鄭竹梅說，爸爸非常喜歡讀科幻小說，家中有整套原文的艾西莫夫科幻小說，閱讀範圍也非常廣，鄭南榕連廣告行銷的書都會看，看完以後再翻譯給葉菊蘭聽，支持她工作上的需要。
焚而不燬，為愛而生
葉菊蘭說，威權體制改造的工程、新國家建構的工程、新憲法的啟動工程，都在鄭南榕辦雜誌的階段點火。所以到了他死亡的臨界點這個時間之內，他照常生活、照常辦雜誌、照常跟朋友來往、教會的朋友照常每週來雜誌社辦家庭禮拜，他只是不出門而已。
但是這麼溫柔、謙和、溫暖的人，同時也最殘忍，殘忍的跟妻女訣別，更殘忍的用火把自己的身體燒了。「你說這樣的事情誰做得到？真的要有非常強悍的意志、非常堅定的信念、非常大的勇氣跟決心。」作為妻女的覺得這太殘忍，可是回頭看，「他已經做了，我要用什麼態度來面對這件事？哭？罵？怒？很簡單，就讓他不要白死啊！因為我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
「他最精華的時光都給了我們，他雖然愛妻女，但是他覺得人的尊嚴不容踐踏。」鄭南榕曾講過，「應該有人讓大家知道，台灣人不是貪生怕死。」葉菊蘭猜想，鄭南榕在講這段話的時候，就已經下定決心要做典範，只是當時旁人沒想到。葉菊蘭也感嘆鄭南榕死後這麼多年，台灣人還是沒有覺悟，面對更強的中國仍是卑躬屈膝。
葉菊蘭母女間一直到鄭南榕過世10年後，才能夠開口談論這件事。鄭竹梅說，對9歲的小孩來說，只能接受。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想開口講話，媽媽從政也非常忙碌，前10年幾乎是不談論這件事的。她說，從國小到高中，每年對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樣，直到大學讀了社會學，察覺自己為什麼會把責怪的情緒轉移到媽媽身上，其實是因為爸爸不在了。雖然她也曾經有過媽媽要回家煮飯的傳統家庭價值想像，但是直到現在，她的態度越趨開放，也越自在。
為愛告別，為愛原諒
父親過世後20年，鄭竹梅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她回憶當時開始有人記念他們想像中的鄭南榕。這對鄭竹梅來說是很大的震撼，發現「原來大家是這樣看待鄭南榕」，並思考作為台灣人，「我也會希望發展是這樣子」，面對家人離去的悲傷，只能學習跟它相處。
葉菊蘭說，鄭南榕走了以後，她的心情是想要保護小孩，儘管有情緒起伏，但跟小孩就盡量避談鄭南榕，不太敢跟小孩談論責怪爸爸的言語，「我從來沒有在孩子面前說對爸爸是很怨恨的，因為我知道鄭南榕的心。可是孩子還這麼小，這麼脆弱，所以我只對公眾談。」葉菊蘭吐露，「雖然可以潑婦罵街，但是我的先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死了。所以我只能一直闡述它、認真做政治去延續，讓他不要白死。」背後的概念很簡單，「他死了，可是我不會讓他白死！國民黨也不用高興，死了一個，會再來一個難對付的敵人，所以我那時候當立委的形象是很凶悍的。」
葉菊蘭說：「某些東西在心裡最深的地方，不能把它掏出來看。一旦掏出來看，還是會掉眼淚，我以為時間過這麼久比較沒有那麼痛，其實還是很痛。我只是把很多東西放著，不要輕易談，專心眼前的工作，記得自己的初衷。」「心裡最深的東西，就是孩子的爸爸為了理想把我們兩個拋棄了。」「這個東西很難，別人有先生一起保護小孩，我卻要一個人，我沒有辦法。」
雖然還是忍不住掉眼淚，但葉菊蘭母女眼神交會著說，「其實我們早就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原諒了，可能在他燒死自己那一刻就原諒了。」「當我想到他愛我們，可是難道他不愛自己嗎？他把自己弄成這樣，他不痛嗎？他對自己不殘忍嗎？他自己更痛啊！想到這一點我就原諒他了。」葉菊蘭哽咽的說，「在信仰裡頭，耶穌釘十字架，難道祂不痛嗎？我會覺得這就是愛，愛讓我們原諒。鄭南榕是因為愛而離開我們。」
文責全負，承擔危險
鄭竹梅認為，這就是一個平凡的家庭，爸爸只是在那個時代做了應該做的事。雖然他疼愛女兒，但某種程度也非常殘酷，沒有任何交代就離開，能回憶的東西十分有限，唯一的印象就是對她說過「以後看書，要自己懂得判斷」。
「鄭南榕遲早有一天會坐牢，早已是預料中的事。」519反戒嚴綠色行動後，鄭南榕為了不讓葉菊蘭擔心，便讓她趁休假出國旅行，「他知道我可能會害怕，所以很多事情不讓我知道，但他覺得該做的事情就會去做。」當時在電話中鄭南榕曾向葉菊蘭透露有很多人跟蹤他，後來真的遭逮捕入獄。葉菊蘭認為，鄭南榕選擇直接面對，「包括要求解除戒嚴、二二八平反運動、新國家運動、制訂新憲法，鄭南榕都知道危險性，但他覺得該做的事就會去做。」
鄭竹梅說，這幾年她開始覺得，雜誌社刊登憲法草案，頂多只是「倡議」，實在無法顛覆政府，然而鄭南榕卻是被安上顛覆政府的罪名。雖然爸爸的死讓很多人感到震驚，但鄭竹梅感覺那像是個平行時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或一知半解，例如她有同學就是直到看了鄭南榕基金會簡介才知道曾發生這件事。
葉菊蘭說，網路時代很難想像拿到一本黨外雜誌是多麼不容易，包括寫稿的人也是匿名，鄭南榕在雜誌上直接寫明「文責由鄭南榕負全責」，他不要文字提供者有任何憂慮與擔心。
為了印刷禁書，鄭南榕曾開車連續往返中部偏鄉載貨，因擔心半路睡著，特地帶著葉菊蘭同行，不過最後一批書仍然被查扣了。有一次全家一起去吃闔家牛排，吃一半鄭南榕跑去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葉菊蘭感到有點生氣，全家出來吃飯為什麼要跑去旁邊講電話，後來才理解辦黨外雜誌其實很辛苦。
葉菊蘭說，鄭南榕覺得台灣所有的問題都跟政治有關係，只要政治問題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都不能解決。現在回頭來看，鄭南榕是有步驟的，「雖然不是他一個人做，但他都是重要的發動者。」1986年要求解嚴，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1988年新國家運動，再陸續刊登新憲法草案，把所有人的藍圖都拿來刊登，1988年底接到叛亂通知書，他才宣布「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抓得到我的屍體。」
台灣獨立，自由國度
「對於我來說，我希望人家不要忘記鄭南榕、我希望女兒不要受到傷害、我希望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平安，到現在都一樣。」葉菊蘭說，每年的4月7日都希望有很多人來看鄭南榕，表示歷史沒有忘記鄭南榕，讓他的死有價值，讓後代記得經驗與教訓，讓台灣真正永續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度。
葉菊蘭說，現在4月7日已是國定的言論自由日，鄭南榕不再是一個丟汽油彈的暴徒，台灣已經給他一個公道，只要有人覺得我的出席是有意義的，我就會去。「他還有一個更高的理想，是台灣獨立，但是沒有那麼簡單。」
鄭竹梅說，曾有幾年向媽媽表達不希望參加紀念儀式，媽媽也答應，但她對爸爸的感情是不變的，自己積極參與一些公共關懷事務以後，也終於能以開放的心態思考自己的成長。
葉菊蘭說，因為鄭南榕，讓台灣某一些年輕人願意省思，也因為省思而願意行動，參與符合台灣利益的公共事務關懷，他的典範帶動很多年輕人。「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今天可以坐在這裡聊這些事，也是因為鄭南榕，但是在之後這麼久的時間，我也有自己的成長，可以給我自己一些肯定。」
不再恐懼，決志受洗
談及今年受洗，葉菊蘭認為，包括雜誌社的家庭禮拜、鄭南榕基督教儀式的葬禮，背後一切都有關係，到任何地方，只要是長老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會主動關懷、打招呼，給她們很多的安慰。「對我來說，心裡的感恩一直存在，鄭南榕死亡的姿勢，就是一個十字架。我走進教會受洗，只是早晚的問題。」過程中也曾接觸到很多宗教領袖給過鼓勵，但是要完全得到心境上的解脫卻沒那麼容易，最後決定將一切交給上帝。
葉菊蘭說，受洗的理由很簡單，「神給我力量，使我不再恐懼，我照神的意志走，神會愛我們，一切的榮光歸給神。」受洗後她仍會不斷發問、不斷接受挑戰。她參與3月24日的台南彩虹遊行，認為神既然愛世人，她也不擔憂其他教友的看法，她站在國際特赦組織台南小組的攤位前，邀請大家連署拯救俄羅斯被逮捕的同志，她覺得這是上帝喜歡我們做的事情。
上帝的愛不分種族性別，雖然聖經裡有很多的解釋，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她不會評斷他人，會做應該做的事。如果大家願意進行關於社會正義、廢死等議題的對話，她也很樂意站出來，不會因為雙方主張不同而生氣。
多元社會，百花齊放
面對自由紛呈的時代，鄭竹梅認為言論自由，就是要讓各種意見能夠彼此對話、檢驗，在事實基礎上理性討論。葉菊蘭也認為，多元社會百花齊放，過去很難想像，「雖然有時候覺得這個花好像亂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花園真漂亮，是一個燦爛的園地。對我來說台灣就是一個燦爛有活力的圖像，年輕人是裡面最重要的一塊拼圖，就算有的花朵會凋零，仍會有新的花朵一直開出來，每一個成員對這個有機體都有一份責任，是共同的描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