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而不燬,為愛而生

葉菊蘭說,威權體制改造的工程、新國家建構的工程、新憲法的啟動工程,都在鄭南榕辦雜誌的階段點火。所以到了他死亡的臨界點這個時間之內,他照常生活、照常辦雜誌、照常跟朋友來往、教會的朋友照常每週來雜誌社辦家庭禮拜,他只是不出門而已。

但是這麼溫柔、謙和、溫暖的人,同時也最殘忍,殘忍的跟妻女訣別,更殘忍的用火把自己的身體燒了。「你說這樣的事情誰做得到?真的要有非常強悍的意志、非常堅定的信念、非常大的勇氣跟決心。」作為妻女的覺得這太殘忍,可是回頭看,「他已經做了,我要用什麼態度來面對這件事?哭?罵?怒?很簡單,就讓他不要白死啊!因為我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

「他最精華的時光都給了我們,他雖然愛妻女,但是他覺得人的尊嚴不容踐踏。」鄭南榕曾講過,「應該有人讓大家知道,台灣人不是貪生怕死。」葉菊蘭猜想,鄭南榕在講這段話的時候,就已經下定決心要做典範,只是當時旁人沒想到。葉菊蘭也感嘆鄭南榕死後這麼多年,台灣人還是沒有覺悟,面對更強的中國仍是卑躬屈膝。

葉菊蘭母女間一直到鄭南榕過世10年後,才能夠開口談論這件事。鄭竹梅說,對9歲的小孩來說,只能接受。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想開口講話,媽媽從政也非常忙碌,前10年幾乎是不談論這件事的。她說,從國小到高中,每年對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樣,直到大學讀了社會學,察覺自己為什麼會把責怪的情緒轉移到媽媽身上,其實是因為爸爸不在了。雖然她也曾經有過媽媽要回家煮飯的傳統家庭價值想像,但是直到現在,她的態度越趨開放,也越自在。

 

為愛告別,為愛原諒

父親過世後20年,鄭竹梅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她回憶當時開始有人記念他們想像中的鄭南榕。這對鄭竹梅來說是很大的震撼,發現「原來大家是這樣看待鄭南榕」,並思考作為台灣人,「我也會希望發展是這樣子」,面對家人離去的悲傷,只能學習跟它相處。

葉菊蘭說,鄭南榕走了以後,她的心情是想要保護小孩,儘管有情緒起伏,但跟小孩就盡量避談鄭南榕,不太敢跟小孩談論責怪爸爸的言語,「我從來沒有在孩子面前說對爸爸是很怨恨的,因為我知道鄭南榕的心。可是孩子還這麼小,這麼脆弱,所以我只對公眾談。」葉菊蘭吐露,「雖然可以潑婦罵街,但是我的先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死了。所以我只能一直闡述它、認真做政治去延續,讓他不要白死。」背後的概念很簡單,「他死了,可是我不會讓他白死!國民黨也不用高興,死了一個,會再來一個難對付的敵人,所以我那時候當立委的形象是很凶悍的。」

葉菊蘭說:「某些東西在心裡最深的地方,不能把它掏出來看。一旦掏出來看,還是會掉眼淚,我以為時間過這麼久比較沒有那麼痛,其實還是很痛。我只是把很多東西放著,不要輕易談,專心眼前的工作,記得自己的初衷。」「心裡最深的東西,就是孩子的爸爸為了理想把我們兩個拋棄了。」「這個東西很難,別人有先生一起保護小孩,我卻要一個人,我沒有辦法。」

雖然還是忍不住掉眼淚,但葉菊蘭母女眼神交會著說,「其實我們早就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原諒了,可能在他燒死自己那一刻就原諒了。」「當我想到他愛我們,可是難道他不愛自己嗎?他把自己弄成這樣,他不痛嗎?他對自己不殘忍嗎?他自己更痛啊!想到這一點我就原諒他了。」葉菊蘭哽咽的說,「在信仰裡頭,耶穌釘十字架,難道祂不痛嗎?我會覺得這就是愛,愛讓我們原諒。鄭南榕是因為愛而離開我們。」

 

不再恐懼,決志受洗

談及今年受洗,葉菊蘭認為,包括雜誌社的家庭禮拜、鄭南榕基督教儀式的葬禮,背後一切都有關係,到任何地方,只要是長老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會主動關懷、打招呼,給她們很多的安慰。「對我來說,心裡的感恩一直存在,鄭南榕死亡的姿勢,就是一個十字架。我走進教會受洗,只是早晚的問題。」過程中也曾接觸到很多宗教領袖給過鼓勵,但是要完全得到心境上的解脫卻沒那麼容易,最後決定將一切交給上帝。

葉菊蘭說,受洗的理由很簡單,「神給我力量,使我不再恐懼,我照神的意志走,神會愛我們,一切的榮光歸給神。」受洗後她仍會不斷發問、不斷接受挑戰。她參與3月24日的台南彩虹遊行,認為神既然愛世人,她也不擔憂其他教友的看法,她站在國際特赦組織台南小組的攤位前,邀請大家連署拯救俄羅斯被逮捕的同志,她覺得這是上帝喜歡我們做的事情。

上帝的愛不分種族性別,雖然聖經裡有很多的解釋,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她不會評斷他人,會做應該做的事。如果大家願意進行關於社會正義、廢死等議題的對話,她也很樂意站出來,不會因為雙方主張不同而生氣。

 

專訪上集連結,認識鄭南榕追求自由、獨立背後的種種用心。

專訪首集連結,聽聽葉菊蘭和鄭竹梅簡述印象中的鄭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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