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清楚知道自己屬於上帝，是上帝國的子民。
但在政治勢力變動的時代中，台灣這塊土地的上帝子民歷經一番身分與國家認同的掙扎與追尋，
讓我們透過兩位學者的研究，一起來正視此雙重課題。
追尋，時代轉變下我的名字
文圖◎盧啟明（台灣基督教歷史資料中心研究助理）
所謂「身分認同」，聽起來抽象，卻是每天生活都必須思索的問題。我是誰？我屬於哪裡？我的角色為何？要怎樣明白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缺乏認同，就沒有根，沒有歸屬感。尤其對台灣而言，400年來總是不斷追求主體意識；對生活在本地的基督徒來說，重要議題則是關於如何實踐信仰、回應上帝。
特殊的認同時期
在台灣歷史上，1895～1945年的日治時期，可能是一個身分認同最具張力的時代。在政治上，因為條約的割讓，大多數人不得不成為「帝國的臣民」；在宗教上，當人們改宗歸信，則成為「天國的子民」；在生活上，因為與土地緊密相連，漸漸認知自己是「台灣的住民」。我們若從一些前輩牧長的傳記和回憶錄當中，即可一窺他們矛盾掙扎的心路歷程，例如當時的口號「傳道報國」，究竟是指哪一個「國」呢？
不但如此，日治末期受到戰爭影響，政府為集結國力而推動一系列的「社會教化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新體制運動」。總督府的宗教政策也從初期「放任溫存」、中期「制度整備」進入後期的「宗教統制」。當時基督教傳入台灣已超過半個世紀，此一特殊時期，基督徒的信仰內涵、國家意識、民族概念與政教關係均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變遷過程中，跨越社會與教會處境的基督徒如何因應？其角色與認同有何變動？在在都值得探究其意義。
有鑑於此，筆者近期著作，即以歷史研究為基，輔以文化研究中有關認同、延續與斷裂等理論和概念，嘗試究明日治末期大環境遽變時，台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以及基督徒的歷史、文化、教會與政治等經驗，並探討戰時體制下台灣人基督徒與外國宣教師的角色和功能。
自居天國子民
初步研究成果發現，1930年代中期，由於政經文教大環境相對穩定，台灣基督徒的宣教事務有所拓展，南、北教會都經歷一連串的奮興運動。南部教會慶祝設教70週年的同時，基督徒從歷史、政治及聖經義理中獲得榮譽感和信心。繼之，邀請中國佈道家宋尚節巡迴講道，其強調悔悟改過、疾呼認罪重生，影響頗大。北部教會則在青壯神職人員的發起下，進行教會自立的「三年運動」。在奮興運動中，基督徒群起響應投入，其深入討論教理意義、經驗生命改變，使基督徒秉持積極進取的觀念，認為自身對教會和社會的發展帶有責任，應同時謀求教會和社會的進步，進而堅定身為「天國子民」的信仰認同。
面臨皇民化運動困境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在輿論鼓動下，台灣有「皇民化運動」的展開，其中影響教會最大者有三，其一為振作國民精神，在殖民政府「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的口號下，基督徒認為應忍受苦難，在「非常時」奉仕（強調服務、不計報酬）教會、傳道報國。其二為「普及國語政策」，基督徒開始在報刊文書、集會講道與教會學校漸漸使用日文，部分傳教師受認定為「國語家庭」。其三為宗教風俗變革，在寺廟整理、家庭正廳改善等措施下，台灣人頓失信仰依靠，基督徒則希望藉機協助和傳教。1940年國際局勢緊張，日本對外政策更加嚴格，外國宣教師移交財產後，被迫離台，台灣基督徒開始必須自立擘劃，並進行人事改組。同時，1940年正逢日本開國的「皇紀2600年」，官方乃利用節日慶典遂行國民精神教化及國家統合動員。台灣基督徒參與一連串的「內地之旅」，進而肯定國家的強盛、日本基督教的進步，一時使「帝國臣民」的國民認同達到高峰。
「台灣住民」意識覺醒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總督府高舉「臣道實踐」、「犧牲奉獻」，成立「皇民奉公會」，將國家、神道、天皇與日本精神緊密結合、神化，不僅壓迫傳統宗教習俗，更擴大動員台灣社會。台灣人起初以「傳道報國」的態度順應體制，但日本人卻主導成立社會組織「台灣基督教奉公團」，驅使基督徒協力國策、配合戰爭。宗教組織上，台灣人本欲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但日本人以「手續不完備」、「非獨立教區」為由駁回。後官方人士介入，透過宗教統制法令成立「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文教局與教團得以影響教會行政與學校醫院等機構。禮拜儀式與信仰教義方面，基督徒難以抗拒皇民奉公運動的威壓，陸續面臨「國民儀禮」、「鍊成會」與「勤勞奉公」等困境。基督徒遭懷疑、被監禁；教堂被徵用，戰火熾烈時聚會幾近停擺，基督徒無奈受迫，身心靈飽受煎熬。日治末期基督徒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教張力，與日本人互動時多採順服被動的態度，卻未獲得地位的平等，頗有被歧視和差別待遇之感，在受苦處境下，喚起身為「台灣住民」的民族認同，終戰時已調整好其「祖國意識」，和一般台灣人並無二致。
信仰標準？政治標準？
神學與教育方面，1930年代台灣人赴日攻讀神學蔚為風氣。在世代交替下，前輩承接外籍宣教師，後進則深受日本神學傳統的影響。台灣人學成後，陸續引進諸如重視人性的自由神學、高舉上帝的辯證神學，且展開激烈的「教會觀」論爭。顯然地，他們受到日本教會界的影響，不亞於英國和加拿大的母會。主日學方面，則因日本教材輸入，產生競合現象，日語教學漸為主流，教材大量採用日文聖經和祈禱文，部分課目甚至有「忠君愛國」的氣息。主日學的教育內容在聖經、羅馬字與日語之間擺盪，常遭批評，少有檢討課程是否符合身心發展，以及內容究竟是順服信仰或政治的標準，歷史處境值得台灣基督徒反思。
要之，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認為應傳道報效天國使命，不曾被國家神道動搖。但政治認同並非固著狀態，而是因應時局呈現游移、流動的現象，且常有徘徊在台、日與中國之間猶豫掙扎的經驗。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但最後卻在殖民地的苦難中進行信仰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找到對斯土斯民的認同。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是各個時代都必須回顧、詮釋的重要課題。
孫文，從國父安全下莊
◎鄭睦群（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潑漆之後
2018年2月28日，台大學生周維理、蠻番島嶼社的成員陳俞璋等人，突入大溪慈湖放置蔣介石靈柩的大廳，潑灑象徵受難者鮮血的紅色油漆。此一行動讓台灣社會為之譁然，正反兩極的意見也大致顯示了島內國家認同與價值觀的差異，這些青年目前多半已經遭到起訴。對今天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來說，蔣介石不僅是威權的象徵，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看孫文此一同樣具高度代表性的黨國圖騰，會發現孫文雖然已無「國父」的冠冕，但其形象在長老教會並不像蔣介石那樣重挫，其也是觀察該教派在國家制度認同的軟性標的。
是「國父」也是「會友」
孫文在《台灣教會公報》上的蹤跡相當有趣，其基督徒的身分也大大增加了在《台灣教會公報》的曝光率，撰文者多半因與其同屬「主內弟兄」為傲。假設孫文今天是位佛教徒或是穆斯林，即便是「國父」，但出現在該報上的機會大概就不多了，這是孫文能在《台灣教會公報》不斷登場的主因。另外，從1970到2000年的這段時間，孫文的現身也都有其值得觀察的時代意義。
1970年代，《台灣教會公報》與孫文有關的文章大致上伴隨著對中國文化、中華民國制度與中華族群（或稱民族）的正面認同，亦無疑其「國父」尊榮。例如1975年11月17日，北部大會議長張清庚親臨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今真理大學）校慶感恩禮拜，他以「創業的精神」為講道題目，並自認該校創立精神與80多年前「國父」領導革命以及17世紀的清教徒精神相同。張清庚文中說道：「國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由總統 蔣公來繼承，今天他已被接進天國，留下遺言要我們完成建國大業。」所以此時孫文是「國父」，是基督徒，蔣介石則是他的繼承者，這些論述大致吻合台灣社會當下的國家認同。孫文是「國父」，這個「國」當然是「中華民國」。
教會公報的「孫文之矛」
到了1980年代，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意識開始在島內萌芽，國家認同亦逐漸出現分歧，例如討論「國史」時也浮現「5000年」與「400年」兩種不同的論述。解嚴之前的孫文在《台灣教會公報》大致上還是「國父孫中山」時期，但卻多了一項針砭時事的有趣「功能」，特別是以其言行或思想來抨擊當時主政的國民黨政府，多半集中於「社論」或「曠野之聲」等專欄。如此模式頗有以「孫文之矛」攻擊「國民黨之盾」的意味，其文字可能多出自王憲治牧師之手。以事後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因為長老教會與《台灣教會公報》從來就沒有因為「對國父言行的引用失當」而遭國民黨政府騷擾或查扣。簡言之，孫文還是「國父」，但就要用這位「國父」來打臉執政當局，力道頗為強勁。
不過1987年台灣解嚴，孫文在《台灣教會公報》出現的次數便開始減少，到了2000年以降幾乎消聲匿跡。孫文消失的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解嚴後台灣的言論自由逐漸開展，已不需要藉著孫文拐彎抹角地批評國民黨政府；第二，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已逐漸轉向，孫文不再是「國父」，只是一位逝世的基督徒政治人物，因此也降低了連結的動機。因此綜觀《台灣教會公報》上孫文形象的演變，1970年代大致上是無條件地尊崇孫文的國父身分與其思想言行；1980年代則是在尊崇之餘也順便藉此抨擊國民黨政府；1990年代初期大約還可看到少數稱呼孫文為國父的文章，但已有人呼籲拆除其銅像；1990年代中後孫文的國父身分開始受到質疑，2000年後幾乎可說是消失在《台灣教會公報》中。雖然孫文今已消失在《台灣教會公報》中，但基本上算是「安全下莊」，沒有受到太多的攻擊與責難，但蔣介石就沒這麼好運了。
從民族救星重摔成二二八元凶
蔣介石在當今長老教會的形象甚為負面，被認為是二二八事件的 「元凶」、「屠夫」，也是白色恐怖的獨裁者。但是如果回到將近40年前的台灣，長老教會同樣為他祝壽、哀悼其離世。例如1975年4月8日上午10點，作為長老教會北部神學教育重鎮的台灣神學院舉行了蔣介石的追思禮拜，黃加盛院長帶領全體師生一起朗讀「蔣公遺囑」，並勉勵全校師生追隨「蔣公」獻身維護和平、公義與自由的精神，服務貢獻我們的國家與社會。同年6月，該校學生也在其學生會刊物《嶺頭小語》上發表〈敬悼偉大的蔣公〉，表達對蔣介石逝世的哀痛與懷念其親民的作為。這是威權時代的強制與無奈？確實有其可能性，但大多數人通常忽略了政府透過國家機器所打造的國家認同，而當代對蔣介石的造神運動也確實有其成功之處。
只是神壇愈高，破功後自然摔得愈重，解嚴後台灣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是解構蔣介石偉人神話的重要起點。從解嚴至1990年代初期，《台灣教會公報》對二二八事件的批判多半集中於時任行政長官公署長官的陳儀、國民黨政府、失言掉分的行政院長俞國華，以及蔣介石本人。而日後對蔣介石的抨擊再從二二八事件繼續延伸至白色恐怖等領域，加上學術界不斷擴大研究蔣的各項議題。對長老教會來說，蔣介石已從「民族救星」變成「二二八事件元凶」，甚至連基督徒認同亦不復存，而這樣的看法實際上也不僅限於長老教會。
遲早要還
持平而論，《台灣教會公報》對孫文與其創造的三民主義並沒有太多負評，原因在於孫文本身與台灣沒有直接關聯，反而讓他在《台灣教會公報》評價歷史人物時，得以全身而退，僅從「偉大的基督徒國父」變成一位「基督徒政治家」。而蔣介石形象的崩壞是他個人長期支配這座島嶼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政黨輪替與轉型正義的必然過程。蔣介石對台灣的功過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但他確實需要面對他在台灣歷史上的作為，其與孫文之間的落差值得所有政治人物深思。套一句電影《無間道》第二集的台詞，那都是「遲早要還」的。
研究專書
傳道報國：
日治末期台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1945）
作 者／盧啟明
出版社／秀威資訊
從大中華到台灣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
作 者／鄭睦群
出版社／政大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