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前行 檢閱加爾文信仰遺產

啟蒙時代神學思潮 奠基改革宗傳統影響500年 鄭仰恩新書靈動呈現歷史圖像

【陳逸凡專題報導】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紀念日,台灣教會公報社將出版由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鄭仰恩撰寫的《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帶領同屬於改革宗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認識自己的教派傳統,一同走過500年的信仰旅程。

談及出版的緣起,鄭仰恩表示,2009年是普世基督教界慶賀加爾文500歲誕辰的歷史紀念年,當時《台灣教會公報》邀請他規劃一個橫跨全年的專欄來介紹其人其思。當時專欄取名為「冷眼看加爾文」,意思是要藉助新的歷史與神學研究的成果,以冷靜、宏觀的新眼光來詮釋加爾文,讓這位「安靜的法國人」重新呈現在台灣讀者眼前。鄭仰恩邀請幾位台灣神學界友人一起參與撰寫,由他負責歷史敘事,其他人負責神學觀點和倫理實踐。那年,他剛好在美國普林斯頓的神學研究中心擔任常駐研究員,有機會整理不少當代學界的研究成果。後來該專欄刊出約50篇文章,讓台灣讀者們重新一窺加爾文的圖像。

2005年艾姆登「國際加爾文研究學會」(左一為鄭仰恩)。(相片提供/鄭仰恩)

2017年,宗教改革500週年的各種慶祝及紀念活動隨之而來,鄭仰恩的閱讀和寫作逐漸轉移到改革宗傳統的發展及現況,也在英國的倫敦、劍橋蒐集台灣基督教史的資料,並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時,逐漸勾勒出本書的藍圖與架構,重新撰寫、增補內容,在普世基督教界記念並反思加爾文和宗教改革運動的氛圍中成形,以歷史敘事為主,內容包括加爾文的生平故事以及改革宗傳統的多元開展。

鄭仰恩認為,這本書對讀者的幫助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重新認識加爾文這個人。「這個人非常具有爭議性,愛他的人很愛,討厭他的人很討厭,包括在學術界以及教會界都是這樣。」鄭仰恩說,很多人用刻板印象看待加爾文,但是他是一個又活又真實的人,信仰經歷也很特別,這本書希望重新呈現加爾文的歷史圖像,帶讀者認識他的偏執與軟弱,並且學習欣賞這個人。

第二,則與台灣切身相關。鄭仰恩說,過去大家對基督新教500多年來發展的認知十分扁平,包括對於特定神學的偏見等,然而從改革宗傳統可以看見500年來神學發展的軌跡,其實非常豐富多元,包括世界各地的神學思想本土化、在地化,以及回應時代新議題與挑戰,都是多元開展、與時俱進的。

《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收錄許多不同故事,有歐洲、美洲、南非以及台灣本地,期許能刺激讀者思考「做為一個長老教會、改革宗的信徒,應當如何定位自己?在這個時代能夠做什麼?而不是被動接受別人給予的錯誤標籤。」鄭仰恩表示,在這個時代,改革宗在普世教會的很多議題貢獻良多,閱讀這本書也可以讓讀者反思,「我真的是一個改革宗的跟隨者嗎?」

鄭仰恩認為,改革宗的傳統應該是不斷被重新塑造的,「這個傳統不怕爭議,而且不斷在爭議中成長,重新塑造自己。」改革宗在世界各地造成很大的衝擊,有其深厚的歷史傳統,而且不斷跟時代搏鬥摔角,「這樣的傳統其實是最好的。新興的東西或許一時間比較符合市場口味,但是背後沒有深厚傳統支撐,也可能禁不起時間的考驗。若能掌握改革宗的精神,則可以發揮力量,重新找到意義。」

宗教改革紀念日到來的時刻,本期專題節錄《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部分內容,讓讀者先睹為快。

 書 介  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 

作者│鄭仰恩
出版│台灣教會公報社

本書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加爾文的主要生命故事及他的改革工作,這部分參考並彙整了過去相關的經典研究以及近年來最新進且詳實的一、二手文獻資料,並試圖為這位過去較為「低調私密」的改革派大師描繪出一幅清晰且貼近讀者的歷史圖像。

第二部分論及加爾文留給後世的直接精神遺產以及他對改教運動的獨特貢獻。除了剖析《基督教要義》以及他龐大精深的聖經詮釋作品,也特別深入討論受到他啟發的神學理念,包括罪觀、人觀、聖靈論、拯救論、預定論以及政治抵抗理論等,另外還介紹了他的前後輩親密友人、同工團隊,以及當時代曾經和他互動的重要人物。

最後是探索改革宗傳統從17世紀以後所面對的艱鉅挑戰以及多元發展的局面,包括國際加爾文傳統的擴展、改革宗教會體制的爭議,以及受到啟蒙運動和奮興運動雙重影響下所呈現的多元詮釋及多元實踐的新面貌。並分別介紹「當代多元神學光譜裡的改革宗傳統」以及「普世合一運動裡的改革宗見證」,以期呈現改革宗傳統在新時代裡「與時俱進、多元開展」的豐富面貌。

何謂改革宗傳統?

鄭仰恩

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紀念碑:左起法惹勒、加爾文、伯撒、諾克斯。(相片提供/鄭仰恩)

毫無疑問的,16世紀的新教宗教改革運動(Protestant Reformation)是人類歷史中少數產生過激烈變革的時代,當代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HansKüng)就認為它是基督教歷史上所有「範型轉換」(paradigmatic change)中最傑出的一個。

改革宗傳統(Reformed tradition)源自新教宗教改革運動,並以法國改教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所發展出來的神學思想和教會制度為主要代表,因此也有學者稱之為「加爾文主義/傳統」(Calvinism)。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早在加爾文加入新教陣營之前,瑞士的改革宗群體就已存在(特別是在蘇黎世),而就算日內瓦後來成為改革宗陣營的「領航羊」,其他瑞士城邦(特別是巴塞爾和伯恩)也不總是全然同意其神學或政治立場。

在本書中主要使用「改革宗傳統」來含括所有受到此一運動及其信念所形塑的信仰群體。不過,當論及神學理念或教義爭論時,「加爾文主義」一詞也會出現,在多數時候兩者是互通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儘管最初「改革宗」(Reformed)一詞主要源自瑞士新教運動所強調的「依照上帝的話語來改革教會」的理念,然而,因為這個運動很快地擴展到法國、荷蘭、德國及鄰近東歐國家、英國、蘇格蘭和北美洲,因此又被稱為「國際加爾文傳統」(International Calvinism)。

當然,改革宗傳統並非僅源自加爾文一人,在他之前有慈運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布塞珥(Martin Bucer,1491~1551年)、法惹勒(Guillaume Farel,1489~1565年)、厄克蘭巴迪(John Oecolampadius,1482~1531年)等「第一代」改教家;之後則有諾克斯(John Knox,1513~1572年)、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年)等「第三代」改教家。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加爾文如同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年)、布靈格(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年)、菲密格理(Peter Martyr Vermigli,1499~1562年)一般,只能算是第二代改教家,但他的影響力比起改教運動的開創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卻毫不遜色,至今仍深深影響全世界長老宗(Presbyterians)、改革宗(Reformed)、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浸信會(Baptists)甚至聖公會(Anglicans)、衛理公會(Methodists)以及所謂「福音派」(Evangelicals)教會的信仰與體制(Faith and Order)。

加爾文的改革理念也透過他在歐洲大陸和英美國家的追隨者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監督與分權為基礎的民主憲政體制,和以城市為主要範疇的社區服務體系在近代西方社會裡的發展。

整體而言,改革宗傳統發展至今已歷經400多年的發展,深具開創性且歷久彌新,也是影響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發展非常深遠的一個宗教傳統。

 《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精采試閱  

打破僵化 革命的聖徒

改造心靈的信仰啟蒙運動

宗教改革運動始於馬丁路德的個人信仰經驗,歷經慈運理、加爾文等改教家的努力,一整代的新教徒經驗到前所未有的心靈自由,努力回歸聖經與恩典的教義,並形塑出新的集體信仰認同。

結果,從路德在個人信仰歷程中苦苦追求「在上帝裡的平安」(peace in God)開始,因對「拯救」(salvation)觀念的不同理解引發對信仰本質的劇烈爭議,一直到漫長的30年宗教戰爭(1618~1648年)於17世紀中葉告一段落為止,西方社會在宗教、國家、經濟、文化、教育、職業、婚姻等方面都產生了無以比擬的改變。

確實,路德對於「恩典」(grace)與「稱義」(justification)的重新體認,讓他長久被厚重罪惡意識所壓抑的焦慮心靈得以解放並大聲歡呼:「我已經全然重生,就像得以進入樂園的大門一般!」這是一個信仰的「啟蒙運動」,隨著路德所經驗到的自由,真實的福音信仰也被擴展到廣大的人民和信眾當中,生生不息。

隨後,由於宗教改革運動與人文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改教家們不但重視聖經的教導,也強調人文思考的重要性,為的是要讓人類的心靈得到解放和啟蒙。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如此說:「那些曾經痛飲或品嚐過人文思想的人,必能夠藉著這些利器更深地洞察神聖智慧的奧祕。」(第一卷5章2節)

延續這樣的精神,前來台灣宣教的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所源出的蘇格蘭教會與社會,在18世紀也經歷了一場「啟蒙運動」的洗禮,各個學術領域紛紛以歷史與社會變遷的觀點重新認知「人性」和「道德理念」的本質,並賦予社會科學和各種實證科學一個脈絡分明的學術正當性。

也因此,在蘇格蘭的神學教育體系裡,刻板僵硬的傳統加爾文思想開始受到挑戰,這個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啟蒙運動也逐漸成為西方改革宗傳統的精神遺產,其影響持續至今未減,我們在本書裡也會詳加介紹。
宗教改革運動的精神提醒我們,作為改革宗傳統的傳人,應該不斷地以信仰更新及心靈改革所形成的「新世界觀」來對抗「舊世界」,特別是針對未經檢驗的偶像崇拜和文化霸權進行檢視與批判。這將會帶來社會的不斷變革與改造,也難怪早期的清教徒──也就是最激進的改革宗信仰群體──會被稱為「革命的聖徒」了。

啟蒙的信仰觀能夠激發自我反省、破除偶像,以及獨立判斷的思辨能力,她也會形成一種「反霸權」、「反造神運動」以及「反自我絕對化」的信仰精神。筆者確信,從心靈改革到社會改造的過程,正是台灣教會與社會急迫需要的良方。

不斷重塑自身的改革宗傳統

2010年台灣教會代表出席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CRC)成立大會。(相片提供/鄭仰恩)

過去這十年來,我們滿懷興味地站在關鍵的歷史時間點上,也在回顧與前瞻的過程中,經歷到信仰省思甚至重新詮釋與理解歷史的可能性,可說是令人感到相當振奮。2009年7月10日是加爾文的500歲誕辰,這當然是普世基督教界、甚至全世界的重要大事。

從那時起,我們經歷並見證了不少的慶祝及紀念活動,包括特別紀念禮拜、專題講座、學術研討會、出版和翻譯計畫、歷史巡禮等。據我所知,光是2009年,在歐陸、英倫三島、北美洲、亞洲、澳紐、南非、巴西等地至少就舉行了30場以上的學術演講和研討會。這10年來,紀念性及學術性的活動持續進行著,直到2017年的宗教改革運動500週年達到最高峰,全世界各地更是熱烈地大肆慶祝,至少有上百場的活動。

500年後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加爾文和改革宗傳統到底留給了我們哪些寶貴的精神遺產呢?她的美好故事還值得繼續傳述下去嗎?我們是否還走在這些信仰前輩所堅持的道路上?或者我們已經遺棄甚至背離了她的精神?在這複雜多變的現代世界裡她還有前途或出路嗎?她對於現今的普世合一運動又能做出怎樣的貢獻呢?這些都是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

有趣的是,和馬丁路德比起來,加爾文是個非常安靜甚至具有高度「私密性」的人物。在路德的作品裡,幾乎每一頁都會浮現他明晰易見的人格特質,相對的,在加爾文的作品裡卻偵測不到明顯的個人情感甚至心跳。無疑的,加爾文是個非常「安靜」的人。

不僅如此,他也是一個謎樣般的爭議人物,我們甚至會讀到各種對他所做的不同、矛盾甚至衝突的描述。麥克奈爾(John T. McNeill)早已指出,加爾文在歷史上既被咒詛、中傷,又被仰慕、讚揚。在他死前13年(1551年),因為誤信謠言以為他已經死去,在他出生的法國皮卡第地區的諾瓦陽(Noyon)大教堂裡就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賀禮典,不是為了感念他的生平和貢獻,而是歡慶這位「叛教」的大魔頭終於難逃一死,且將面臨死後的審判和譴責。

另一方面,當加爾文真的於1564年死於日內瓦時,有在場的見證人指出,幾乎全城的市民都在哀哭聲中緊隨著他的棺木表達敬意。

確實,如同史道佛(Richard Stauffer)所指出,喜歡攻擊加爾文的人還不少,除了過去的天主教學者和作家外,還有當代的自由派學者和世俗啟蒙運動的後代:前者以曾經和加爾文直接發生衝突的伯爾賽克(Jerome Bolsec)為代表,他不但批評加爾文「充滿野心、自以為是、驕傲、殘酷、邪惡、好攻擊人,特別是無知」,更說他「是貪婪無厭的人、騙子、貪愛宴席者、四處遊蕩者,也是雞姦者(Sodomite),最後就像一個不敬的冒瀆者般地全身遍滿蝨子且在詛咒與叫罵中死去」。

後者則以法國自由派作家佛蘭克林(Alfred Franklin)為代表,他稱加爾文「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靈,是個像冰河般的人物,嚴肅、無情、倉促草率,易於被獨占性的觀念所掌控,他在世界裡快速移動且留下深刻印記,讓人難以抗拒地被吸引卻又不會激發同情心。人們抵抗他的優越聲勢,因為他既無法滿足理性也不感動人心。」

在《加爾文的人性》一書裡,史道佛則是通過第一手書信來描述加爾文作為丈夫及父親的親情、和同工間的友情,以及作為牧者的關顧之情,並藉此呈現他經常被忽略但卻真實豐富的人性。

同樣的,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改革宗傳統似乎也是一個封閉守舊甚至一成不變的信仰體系。然而,真的是這樣嗎?南非改革宗學者格魯奇(John W. de Gruchy)就指出,改革宗傳統原本就應該是一個「再度形塑的傳統」(Re-forming tradition),因此她必然也是一個內部充滿爭議且不斷從外部遭受挑戰的「活傳統」(living tradition),她的活力主要來自於「持續的衝突」。

事實上,基督教傳統本身就是多元的,從聖經本身的多元組成要素開始,包括其後歷世歷代不斷在無數的新實況中「重塑自身」(reinvent itself)的教理傳統。無疑的,加爾文和改革宗群體正是一個對「多元詮釋」(diverse interpretation)開放的傳統,這明顯呈現在數世紀來她在不同地區被接納(reception)的歷史過程,其中南非就是最好的例證。

面對傳統,儘管有人想要緊抱著老舊時光與思維不放,也有人想要切斷臍帶不認父母,但更有人是想要具創意地「重新發掘」(retrieve)傳統並將之連結於當代的經驗與世界裡。對格魯奇而言,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年)就是後一選項的兩個最好案例:巴特稱士萊馬赫為「現代神學的首倡者」且一生與之奮戰不已,然而,巴特的觀點是如此截然地不同於士萊馬赫,但卻又對他帶著如此高度的敬意,這正顯示兩者在「重新發掘」改革宗傳統時所展現的多元詮釋差距。

其實,這樣的「新詮釋」始於加爾文本身,如同另一位當代改革宗神學家瓊斯(Serene Jones)所指出:「加爾文帶著極大的自由,甚至經常重新打造(reshaping)且重塑(reforming)基督教傳統,為的是要回應信仰群體的具體需要和理解能力,且要為聖經文本那常顯得不太系統化的信息做出見證。」

處在現今的世界裡,不管是面對全球的急速變化或區域性的實況挑戰,包括在地社會及普世共通的各種議題,都會迫使處在改革宗傳統裡的我們必須對她的樣貌、範疇、內涵及意義做出「新且富有動力」的回應,若非如此,我們不但會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甚至更可能就此消失殆盡,最後僅剩下在博物館或檔案館的文物展示而已。

面對此一挑戰與困境,格魯奇明確指出,我們除了提供現今改革宗傳統必須延續發展的證據與論述外,還必須展現她持續進行改革的可能性與前瞻性。這或許需要新的語言,更需要全新的眼光和視野,然而,如果我們期待改革宗傳統既能忠實於福音又能對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帶來轉化與改造,那麼兩者都是必要的。這正是「已經改革且不斷改革中的教會」的真實意涵,也是對所有承接此一傳統者的要求與期待。

3 意見

  1. 恭喜鄭仰恩博士的學術著作問世!!!500年前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確實是偉大事件。
    但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就,對於台灣教會的傳教實務,可以提供我們甚麼借鏡嗎???台灣基督教(含天主教)信徒只佔全國人口5%,如何有效傳教以便擴大信徒人口???
    台灣基本上是個佛教/道教的社會,是否有人針對這種特殊的異教社會環境,提出台灣本土的更有效傳教方式???把西方那一套傳教方式拿來台灣,不大管用,甚至會收報反效果。
    蔡百銓「未出版序,封存《耶穌傳奇:改革與追求公平正義》說明」
    http://classic-blog.udn.com/tsaichallenge2020/118432600

韓聖弘 發表迴響 取消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