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從繪本故事看兒少人權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台灣人長期在殖民統治、戒嚴下掙扎生存著,每個年齡、社會階層都曾經面臨人權被侵犯、被剝削的歷程。台灣如此,世界亦如此。人要活得像人,竟然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當不義臨到無法替自己發言的兒童與青少年身上,更是令人心痛。今年的世界人權日,我們邀請兒童繪本閱讀推動者劉玉雯,介紹關於兒童與青少年人權的好書,透過她明快的文字、到位的評析,巧妙引用《我是小孩,我有權利……》的文字,將孩子應有的權利串連起來,期能吸引大家閱讀這些好書,進而關心兒童和青少年的人權。


書介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作者:阿朗.賽赫(Alain Serres)
■繪者:奧黑莉婭.馮媞(Aurélia Fronty)
■譯者:陳怡潔
■出版社:字畝文化

作者阿朗.賽赫以簡潔的文字,繪者奧黑莉婭‧馮媞以充滿想像的圖畫,詮釋了198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獲196個國家簽署的《兒童權利公約》。《我是小孩,我有權利……》以簡明易懂的方式,來描述什麼是權利?什麼是食物和住所的權利、什麼是上學的權利、什麼是免於暴力的權利、呼吸純淨空氣的權利……。這些權利,屬於世上每個孩子,無論是黑人、白人或黃種人,男孩或女孩、貧窮或富有,任何一個孩子,都應該享有這些基本的權利。

了解孩子應享有的這些基本的權利,正是尊重兒童與青少年人權的第一步。(整理/編輯室)

《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

■作 者: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
■譯 者:林蔚昀
■出版社:心靈工坊

「我有權利盡情自由的表達我的想法,說出我心裡真正想說的話,就算爸爸會不高興;我有權利表達我的感受,就算媽媽會不開心。」──《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許多人都以為,孩子是屬於童年的,並且以為童年是無憂無慮、輕盈歡樂的。也許,那只是成人的一廂情願,因為回憶的距離,而將童年篩成令人豔羨的美麗鄉愁。但童年幾乎不曾輕盈,它甚至是哀怨的,尚未被發明的。能擁有神聖化的童年,與規模夠大的中產階級興起、開始重視親子互動與情緒價值息息相關。其實在並不很遠的上世紀初,多數兒童仍被視為勞動工具,童工是普遍的現象。

若歷史是一次次當權與弱勢的戰鬥──貴族與農民、資本與勞工、白人與黑人、父權與女人、異性與同性,每一次的爭權,都是為了更被平等與有尊嚴的對待,那麼我們要問,兒童呢?何時輪到兒童能夠爭權?在波蘭有一位小兒科醫生,在上個世紀初,當兒童多半被視為勞動力與財產的時代,卻成為了兒童權益的先知,站在時代的前端,悲憫的宣告呼籲。

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是一位猶太裔波蘭小兒科醫生、教育家、作家,本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他因自己的猶太裔身分,小時候受到歧視,也看到華沙的猶太貧民窟裡赤貧的情況──包括兒童的艱苦生活。他身處被蘇聯統治的波蘭,學生在學校都被高壓對待,犯一點錯,就會被嚴厲處罰。加上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戰爭帶給兒童的痛苦,這些經驗累積起來,讓他覺得有必要喚醒人們對兒童權益的重視。

在1912年,柯札克擔任一座專門收容猶太兒童的孤兒院院長,和另一名合作夥伴威爾欽斯卡共同經營這座孤兒院。柯札克經營的這座孤兒院,全然迥異於大眾印象中宛若《簡愛》裡描寫的冷酷闇黑的機構,而是一個充滿關愛、尊重,並致力於培力兒童的理想國。柯札克在孤兒院裡,實踐他的兒童人權理念,進行兒童自治。亦即孩子自己選出議員,訂出要遵守的規矩,以及兒童法庭,也是由孩子們運作。在那裡,運行的不再是成人設下的規矩,也沒有「我為你好」的道德勒索與倫理傾軋。

直到二次大戰時,猶太人都被趕到猶太區──包括柯札克和孤兒院的孩子們。在難以想像的艱困日子裡,沒有醫療,沒有足夠的食物,柯札克還是守護著這些孩子,安排音樂會、戲劇表演,讓外在世界的險惡不要太快侵蝕到孩子。就算有很多人要救柯札克離開猶太區,他始終拒絕,而選擇陪在孩子身邊。最後,柯札克和他一路陪伴的200多名孩子,搭上大屠殺的死亡列車。

柯札克對兒童人權的奉獻,以及他的理念,因此影響了後來兒童權利公約的制定,這些都可以在《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這本筆記集中看到。因而在1979年,波蘭提出制定兒童國際公約的想法,也就讓人不意外了。終於,1989年聯合國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因此,嚴格說起來,兒童被承認為具有主體性,不再是附屬品、有必要維護某些基本權利,是近29年來的事。

《兒童權利公約》明確彰顯兒童權利是基本人權,並非成人對兒童施予的慈善或恩惠。如:孩子的隱私權不是誰給的福利或恩典,而是孩子應享有的基本人權。而台灣則在2014年簽署了這項公約,開始在政策上法律上改善兒童跟青年的權利保障與福祉。

《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作 者:李雪莉
■作 者:簡永達
■作 者:余志偉
■出版社:衛城出版

「我有權利不去工作,而是去上學。當我完成學業後,再選擇我想要的工作!」──《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與柯札克同行的孩子們,在戰火與歧視下失去童年和未來。然而,若以為那是上世紀的烽火綿延,與台灣這個島嶼貌似歲月靜好相距甚遠,毫不相關,那就是我們不夠敏銳。戰爭也許不再以鋼砲槍彈的方式出現,反而以更隱晦的、中產階級之外看不見的風暴存在著。台灣在2014年簽署了《兒童權利公約》,事實上意味著政府對兒童仍有很龐大的任務要負擔。

你說,這社會的兒童,不都在學校乖乖待著,哪裡有什麼問題呢?那是因為多數的大人,都沒發現尚有幾千甚至上萬名的孩子,是掉在學校與家庭的常軌之外;如果他們不是被大人不厭其煩冠上「問題學生」的名稱,就是直接沒入暗不見日的黑暗中。

那是一個讓人寒心的深淵。比如說,小二的年紀,就看著家裡的大人呼朋引伴在家中吸毒狂歡,直到家人們一一入獄;小四的年紀,就要跟著會館出陣頭,以賺取紅包,自力更生,養活自己;國三的年紀,就開始幫農民代噴農藥,用自己的命賺生活費,中毒嘔吐並不是值得驚訝的日常;有的是13歲才第一次因為發燒而被人摸額,他從來不知道被關懷是什麼樣子。至於被送到安置機構的,命運不見得比較好。極高壓的統治,隨時要看成人臉色,機構的軍隊化管理,旨不在於培力孩子,亦從不認為孩子享有任何權益,能有足以遮風避雨、得溫飽之處,就應該慶幸而心懷無限感恩。至於性侵,又是另一個被覆蓋起來、不為人知的暴力了。

這些掉在常軌外的孩子,或在農場/工廠裡搬運、或做水泥工助手、裝潢助理、舉(廣告)牌人、婚宴廣場服務生、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店店員……,在勞動市場裡被嚴重剝削。但是十幾年來,政府並沒有投注心力進行童工的調查數據,許多補救政策也未能真正從脫軌的兒童少年的需求出發。

戰爭其實延續著,以狂風暴雨日日捲襲著、傾斜著這些孩子們的世界。每日一睜眼,就是無止盡的戰鬥;世界從來不是粉紅色泡泡,而是殘忍冷酷的殊死戰輪迴。身為弱勢的弱勢,孩子們所遭遇到的戰爭,其實不過是毛線團的開端,順著毛邊的線走,將迎來更巨大的、一坨一坨糾結纏繞、難以解離的毛線球──那些同樣也沒能被政府接住的大人。

《廢墟少年》的故事,並不是要讀者同情,而是必須更深刻地認識到,造成這些戰爭的,其實是當代結構的不平等。所謂底層,往往是資本主義價值製造出來、幾乎固化的階級地獄。這些龐大的高風險家庭──藍領男性單親、隔代教養、吸毒、家暴……絕大多數都與這個注重競爭、注重優勢拔尖的中產主流教育價值,以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息息相關。

《廢墟少年》這本訪談紀實的主筆者之一,同時也是《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如此觀察這些被時代輾壓、遺棄的家庭:「那是源自經濟變遷、勞動人口的流動和婚配組合改變的歷史結構。……受傷的不會只是數萬個家庭,犧牲的也不只是底層的兩代人。終究,因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匱乏,造成的貧窮世襲和階級固化,會在某個時間點以社會無法預期的方式,給我們一擊。」(103頁)

《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

■作 者:幸佳慧
■繪 者:陳昱伶
■出版社:字畝文化

「我有權利,受到尊重……相同的尊重,不管我是黑人或白人,矮小或高大,貧窮或富有,在這裡或別的地方出生。」──《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如果說「廢墟少年」們,是在此刻傾斜扭曲的社會結構中,一路沒被接住地滑至荒涼之中,那麼有些孩子,則是一出生,就在法律上註定成為透明的。在貌似富裕安康的社會中,他們卻被排除於法律保障之外,是寄放的、借住的、多出來的;沒有健保、沒有國籍、就學困難。他們無名無姓,多只能用自然系、水果系、疊字系來取名,比如星星、小山、小溪、蘋果、香蕉、芭樂、快快、樂樂、安安。他們沒有傳統上的那種「家」,沒有「我的家庭真可愛」。這些透明的寶寶(或稱黑寶寶),約莫都是在台灣出生後,旋即被交託至位於台北的「關愛之家」。200坪大的空間,擠了近130名的黑寶寶,也是台灣唯一一間收容移工寶寶的機構。

出生即飄盪而透明的孩子,來自同樣飄盪而透明的人──移工母親們,這些無聲地撐起台灣經濟命脈與照護體系的東南亞移工。儘管她們為數龐大,但從歷史的長流,我們明白,數量永遠不代表權利。儘管現行法令保障移工的懷孕權益,但雇主往往在知情後便解雇移工。被解雇的移工,因為種種的原因,被迫成為失聯移工。在沒有合法居留權的情況下,其所誕生的寶寶,自然也就無法被納入《兒少法》的保障。人們以為法律公平正義,但很多時候法律其實僅保障被劃在合於法之內者。

透明的寶寶,一如廢墟少年,皆曝露出法規與體制的破口。縱使保障了懷孕權,卻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法令的制定與現實問題脫鉤,使得移工寶寶的問題有太多箝制。寶寶們的命運,簡直是社會版的《航站情緣》。只是,他們並沒有電影裡那些溫馨的橋段,現實中迎接他們的,大多是一個又一個艱困的難題:無法享有醫療權與教育權、生活空間狹隘、人力不足、只能仰賴並不穩定的民間捐款……。如果說拉拔一個孩子成長,需要動用到一個村落的力量,那麼這些生活在關愛之家的透明孩子們,有多少關愛能夠動用,好讓他們身心無虞地長大?

寶寶並不會曠日耗時地等著法律全備了、到位了,才放心長大。現況就是,他們正在法律照不見的暗處,從嬰兒一路長成了學齡,卻因為得不到法律的身分,而飄零無依。能夠順利進入關愛之家的,還算是比較幸運的。根據統計,台灣應約有2萬名黑寶寶。他們,都去哪裡了?我們看到的黑,也許不是最深的。

《帶孩子到這世界的初衷》

■作 者:李佳燕
■出版社:寶瓶文化

「我有權利受到大人們的保護,當雨下得太大時,我可以躲在大傘下,在我的避風港裡得到好的照顧。」──《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在日光下讀著這些文字,總惘然地感到錯亂。一邊是物質生活過於奢華的童年,被課業與才藝塞到喘不過氣,被升學教育壓榨到逐漸抹滅人性,成為對生命漸漸淡漠沉寂的父母之傀儡。那些中上階級的孩子,也許成績頂尖拔萃,卻是如古代裹小腳的陋習般,得把自己的身形不斷變相地塞進過窄的資本價值體系裡,參與瘋狂競逐的遊戲,然而內心滿是一次又一次創傷所帶來的膿痂。血流汩汩只有自己明白,而成人還以為童年多麼純潔歡樂,是避風港。

另一邊則是日日在黑暗中搏鬥的童年,每一口呼吸都是用肉身搶回來的。我們看見的可能只是殺人犯、八家將、菸與三字經不離口、夜裡呼嘯狂飆的機車族、流連在廉價而色彩過豔的夾娃娃機台的少年們;或是太過於聽話乖巧的,在育幼院裡為感謝「恩人」而表演的孩子們。因為唯有成為大人眼裡的乖孩子,他們也許才能免去在各個機構或寄養家庭流浪的命運。而那些黑寶寶們,在現今強調親子高度互動關愛的中產價值下,又能分到多少愛?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些畸零的童年故事,其各樣的不幸事實上正警告著社會:社區和家族力量不足、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平等、全球化勞力流動下,對外來移工的不周全,讓這些原應該是帶來盼望的生命,掉到了難以想像的深淵裡,成了被犧牲的祭品。
我們還記得,曾經讓我們鼓動心臟的那一抹新生兒的微笑嗎?讓那些良善的初衷,都能成為守護每一個童年的力量──無論那個童年,在社會的哪個角落。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