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台灣人長期在殖民統治、戒嚴下掙扎生存著，每個年齡、社會階層都曾經面臨人權被侵犯、被剝削的歷程。台灣如此，世界亦如此。人要活得像人，竟然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當不義臨到無法替自己發言的兒童與青少年身上，更是令人心痛。今年的世界人權日，我們邀請兒童繪本閱讀推動者劉玉雯，介紹關於兒童與青少年人權的好書，透過她明快的文字、到位的評析，巧妙引用《我是小孩，我有權利……》的文字，將孩子應有的權利串連起來，期能吸引大家閱讀這些好書，進而關心兒童和青少年的人權。
書介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作者：阿朗．賽赫（Alain Serres）
■繪者：奧黑莉婭．馮媞（Aurélia Fronty）
■譯者：陳怡潔
■出版社：字畝文化
作者阿朗．賽赫以簡潔的文字，繪者奧黑莉婭‧馮媞以充滿想像的圖畫，詮釋了198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獲196個國家簽署的《兒童權利公約》。《我是小孩，我有權利……》以簡明易懂的方式，來描述什麼是權利？什麼是食物和住所的權利、什麼是上學的權利、什麼是免於暴力的權利、呼吸純淨空氣的權利……。這些權利，屬於世上每個孩子，無論是黑人、白人或黃種人，男孩或女孩、貧窮或富有，任何一個孩子，都應該享有這些基本的權利。
了解孩子應享有的這些基本的權利，正是尊重兒童與青少年人權的第一步。（整理／編輯室）
《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
■作 者：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
■譯 者：林蔚昀
■出版社：心靈工坊
「我有權利盡情自由的表達我的想法，說出我心裡真正想說的話，就算爸爸會不高興；我有權利表達我的感受，就算媽媽會不開心。」──《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許多人都以為，孩子是屬於童年的，並且以為童年是無憂無慮、輕盈歡樂的。也許，那只是成人的一廂情願，因為回憶的距離，而將童年篩成令人豔羨的美麗鄉愁。但童年幾乎不曾輕盈，它甚至是哀怨的，尚未被發明的。能擁有神聖化的童年，與規模夠大的中產階級興起、開始重視親子互動與情緒價值息息相關。其實在並不很遠的上世紀初，多數兒童仍被視為勞動工具，童工是普遍的現象。
若歷史是一次次當權與弱勢的戰鬥──貴族與農民、資本與勞工、白人與黑人、父權與女人、異性與同性，每一次的爭權，都是為了更被平等與有尊嚴的對待，那麼我們要問，兒童呢？何時輪到兒童能夠爭權？在波蘭有一位小兒科醫生，在上個世紀初，當兒童多半被視為勞動力與財產的時代，卻成為了兒童權益的先知，站在時代的前端，悲憫的宣告呼籲。
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是一位猶太裔波蘭小兒科醫生、教育家、作家，本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他因自己的猶太裔身分，小時候受到歧視，也看到華沙的猶太貧民窟裡赤貧的情況──包括兒童的艱苦生活。他身處被蘇聯統治的波蘭，學生在學校都被高壓對待，犯一點錯，就會被嚴厲處罰。加上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戰爭帶給兒童的痛苦，這些經驗累積起來，讓他覺得有必要喚醒人們對兒童權益的重視。
在1912年，柯札克擔任一座專門收容猶太兒童的孤兒院院長，和另一名合作夥伴威爾欽斯卡共同經營這座孤兒院。柯札克經營的這座孤兒院，全然迥異於大眾印象中宛若《簡愛》裡描寫的冷酷闇黑的機構，而是一個充滿關愛、尊重，並致力於培力兒童的理想國。柯札克在孤兒院裡，實踐他的兒童人權理念，進行兒童自治。亦即孩子自己選出議員，訂出要遵守的規矩，以及兒童法庭，也是由孩子們運作。在那裡，運行的不再是成人設下的規矩，也沒有「我為你好」的道德勒索與倫理傾軋。
直到二次大戰時，猶太人都被趕到猶太區──包括柯札克和孤兒院的孩子們。在難以想像的艱困日子裡，沒有醫療，沒有足夠的食物，柯札克還是守護著這些孩子，安排音樂會、戲劇表演，讓外在世界的險惡不要太快侵蝕到孩子。就算有很多人要救柯札克離開猶太區，他始終拒絕，而選擇陪在孩子身邊。最後，柯札克和他一路陪伴的200多名孩子，搭上大屠殺的死亡列車。
柯札克對兒童人權的奉獻，以及他的理念，因此影響了後來兒童權利公約的制定，這些都可以在《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這本筆記集中看到。因而在1979年，波蘭提出制定兒童國際公約的想法，也就讓人不意外了。終於，1989年聯合國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因此，嚴格說起來，兒童被承認為具有主體性，不再是附屬品、有必要維護某些基本權利，是近29年來的事。
《兒童權利公約》明確彰顯兒童權利是基本人權，並非成人對兒童施予的慈善或恩惠。如：孩子的隱私權不是誰給的福利或恩典，而是孩子應享有的基本人權。而台灣則在2014年簽署了這項公約，開始在政策上法律上改善兒童跟青年的權利保障與福祉。
《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作 者：李雪莉
■作 者：簡永達
■作 者：余志偉
■出版社：衛城出版
「我有權利不去工作，而是去上學。當我完成學業後，再選擇我想要的工作！」──《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與柯札克同行的孩子們，在戰火與歧視下失去童年和未來。然而，若以為那是上世紀的烽火綿延，與台灣這個島嶼貌似歲月靜好相距甚遠，毫不相關，那就是我們不夠敏銳。戰爭也許不再以鋼砲槍彈的方式出現，反而以更隱晦的、中產階級之外看不見的風暴存在著。台灣在2014年簽署了《兒童權利公約》，事實上意味著政府對兒童仍有很龐大的任務要負擔。
你說，這社會的兒童，不都在學校乖乖待著，哪裡有什麼問題呢？那是因為多數的大人，都沒發現尚有幾千甚至上萬名的孩子，是掉在學校與家庭的常軌之外；如果他們不是被大人不厭其煩冠上「問題學生」的名稱，就是直接沒入暗不見日的黑暗中。
那是一個讓人寒心的深淵。比如說，小二的年紀，就看著家裡的大人呼朋引伴在家中吸毒狂歡，直到家人們一一入獄；小四的年紀，就要跟著會館出陣頭，以賺取紅包，自力更生，養活自己；國三的年紀，就開始幫農民代噴農藥，用自己的命賺生活費，中毒嘔吐並不是值得驚訝的日常；有的是13歲才第一次因為發燒而被人摸額，他從來不知道被關懷是什麼樣子。至於被送到安置機構的，命運不見得比較好。極高壓的統治，隨時要看成人臉色，機構的軍隊化管理，旨不在於培力孩子，亦從不認為孩子享有任何權益，能有足以遮風避雨、得溫飽之處，就應該慶幸而心懷無限感恩。至於性侵，又是另一個被覆蓋起來、不為人知的暴力了。
這些掉在常軌外的孩子，或在農場／工廠裡搬運、或做水泥工助手、裝潢助理、舉（廣告）牌人、婚宴廣場服務生、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店店員……，在勞動市場裡被嚴重剝削。但是十幾年來，政府並沒有投注心力進行童工的調查數據，許多補救政策也未能真正從脫軌的兒童少年的需求出發。
戰爭其實延續著，以狂風暴雨日日捲襲著、傾斜著這些孩子們的世界。每日一睜眼，就是無止盡的戰鬥；世界從來不是粉紅色泡泡，而是殘忍冷酷的殊死戰輪迴。身為弱勢的弱勢，孩子們所遭遇到的戰爭，其實不過是毛線團的開端，順著毛邊的線走，將迎來更巨大的、一坨一坨糾結纏繞、難以解離的毛線球──那些同樣也沒能被政府接住的大人。
《廢墟少年》的故事，並不是要讀者同情，而是必須更深刻地認識到，造成這些戰爭的，其實是當代結構的不平等。所謂底層，往往是資本主義價值製造出來、幾乎固化的階級地獄。這些龐大的高風險家庭──藍領男性單親、隔代教養、吸毒、家暴……絕大多數都與這個注重競爭、注重優勢拔尖的中產主流教育價值，以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息息相關。
《廢墟少年》這本訪談紀實的主筆者之一，同時也是《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如此觀察這些被時代輾壓、遺棄的家庭：「那是源自經濟變遷、勞動人口的流動和婚配組合改變的歷史結構。……受傷的不會只是數萬個家庭，犧牲的也不只是底層的兩代人。終究，因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匱乏，造成的貧窮世襲和階級固化，會在某個時間點以社會無法預期的方式，給我們一擊。」（103頁）
《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
■作 者：幸佳慧
■繪 者：陳昱伶
■出版社：字畝文化
「我有權利，受到尊重……相同的尊重，不管我是黑人或白人，矮小或高大，貧窮或富有，在這裡或別的地方出生。」──《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如果說「廢墟少年」們，是在此刻傾斜扭曲的社會結構中，一路沒被接住地滑至荒涼之中，那麼有些孩子，則是一出生，就在法律上註定成為透明的。在貌似富裕安康的社會中，他們卻被排除於法律保障之外，是寄放的、借住的、多出來的；沒有健保、沒有國籍、就學困難。他們無名無姓，多只能用自然系、水果系、疊字系來取名，比如星星、小山、小溪、蘋果、香蕉、芭樂、快快、樂樂、安安。他們沒有傳統上的那種「家」，沒有「我的家庭真可愛」。這些透明的寶寶（或稱黑寶寶），約莫都是在台灣出生後，旋即被交託至位於台北的「關愛之家」。200坪大的空間，擠了近130名的黑寶寶，也是台灣唯一一間收容移工寶寶的機構。
出生即飄盪而透明的孩子，來自同樣飄盪而透明的人──移工母親們，這些無聲地撐起台灣經濟命脈與照護體系的東南亞移工。儘管她們為數龐大，但從歷史的長流，我們明白，數量永遠不代表權利。儘管現行法令保障移工的懷孕權益，但雇主往往在知情後便解雇移工。被解雇的移工，因為種種的原因，被迫成為失聯移工。在沒有合法居留權的情況下，其所誕生的寶寶，自然也就無法被納入《兒少法》的保障。人們以為法律公平正義，但很多時候法律其實僅保障被劃在合於法之內者。
透明的寶寶，一如廢墟少年，皆曝露出法規與體制的破口。縱使保障了懷孕權，卻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法令的制定與現實問題脫鉤，使得移工寶寶的問題有太多箝制。寶寶們的命運，簡直是社會版的《航站情緣》。只是，他們並沒有電影裡那些溫馨的橋段，現實中迎接他們的，大多是一個又一個艱困的難題：無法享有醫療權與教育權、生活空間狹隘、人力不足、只能仰賴並不穩定的民間捐款……。如果說拉拔一個孩子成長，需要動用到一個村落的力量，那麼這些生活在關愛之家的透明孩子們，有多少關愛能夠動用，好讓他們身心無虞地長大？
寶寶並不會曠日耗時地等著法律全備了、到位了，才放心長大。現況就是，他們正在法律照不見的暗處，從嬰兒一路長成了學齡，卻因為得不到法律的身分，而飄零無依。能夠順利進入關愛之家的，還算是比較幸運的。根據統計，台灣應約有2萬名黑寶寶。他們，都去哪裡了？我們看到的黑，也許不是最深的。
《帶孩子到這世界的初衷》
■作 者：李佳燕
■出版社：寶瓶文化
「我有權利受到大人們的保護，當雨下得太大時，我可以躲在大傘下，在我的避風港裡得到好的照顧。」──《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在日光下讀著這些文字，總惘然地感到錯亂。一邊是物質生活過於奢華的童年，被課業與才藝塞到喘不過氣，被升學教育壓榨到逐漸抹滅人性，成為對生命漸漸淡漠沉寂的父母之傀儡。那些中上階級的孩子，也許成績頂尖拔萃，卻是如古代裹小腳的陋習般，得把自己的身形不斷變相地塞進過窄的資本價值體系裡，參與瘋狂競逐的遊戲，然而內心滿是一次又一次創傷所帶來的膿痂。血流汩汩只有自己明白，而成人還以為童年多麼純潔歡樂，是避風港。
另一邊則是日日在黑暗中搏鬥的童年，每一口呼吸都是用肉身搶回來的。我們看見的可能只是殺人犯、八家將、菸與三字經不離口、夜裡呼嘯狂飆的機車族、流連在廉價而色彩過豔的夾娃娃機台的少年們；或是太過於聽話乖巧的，在育幼院裡為感謝「恩人」而表演的孩子們。因為唯有成為大人眼裡的乖孩子，他們也許才能免去在各個機構或寄養家庭流浪的命運。而那些黑寶寶們，在現今強調親子高度互動關愛的中產價值下，又能分到多少愛？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些畸零的童年故事，其各樣的不幸事實上正警告著社會：社區和家族力量不足、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平等、全球化勞力流動下，對外來移工的不周全，讓這些原應該是帶來盼望的生命，掉到了難以想像的深淵裡，成了被犧牲的祭品。
我們還記得，曾經讓我們鼓動心臟的那一抹新生兒的微笑嗎？讓那些良善的初衷，都能成為守護每一個童年的力量──無論那個童年，在社會的哪個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