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未來 台灣關係法40週年

美國以國內法守護民主自由人權 國會外交拓展者王能祥功不可沒

編按 :由前奧運國手紀政提出的公投案「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11月24日開票結果顯示,476萬人投下同意票,577萬人反對,最終以不通過收場。
事實上,本次東奧正名公投除了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人寧願追求「安定」更甚於追求「獨立」的意志,更是一次國民自我定位分裂的危機,瑞士《新蘇黎世報》分析本次台灣選舉是「北京的勝利」。綜觀台灣近代史,自從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始終得不到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僅能以「政治實體」而非「國家」名義參與國際社會。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由於顧慮到台灣的特殊性,美國國會特別制定《台灣關係法》應對,旨在「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成為保障台灣安全的重要法律基礎。
時逢國際人權日、《台灣關係法》將屆滿40週年,本期新聞專題透過介紹《台灣關係法》的時空背景及貢獻,期盼台灣人更了解保衛海峽安全的《台灣關係法》。新聞內文改寫自2019年4月即將出版的《你應該知道的台灣關係法──美國國會前叩門的唐吉軻德》,供本報讀者先睹為快。

外交海嘯邊緣化台灣──1971退出聯合國與1979中美斷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聯合國於10月24日成立,聯合國大會每年9月召開常會,所有會員國皆派代表參加,象徵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除了大會,下另設有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負責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是聯合國唯一有權採取強制行動的機構,成員包括5個常任理事國和若干非常任理事國,常任理事國永遠是二戰的5大戰勝國: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及中國。

當時,中國國土上同時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權──由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台灣稱「自由中國」,以及由朱德及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台灣稱「朱毛匪幫」。

國際情勢上,蘇聯挺「朱毛匪幫」,美國挺「自由中國」,但1950至1960年代,美國政府及學界積極評估「兩個中國」政策的可行性,蔣介石則以「漢賊不兩立」的論調,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到底。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上,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議案,上演了攻防戰。蔣介石的盤算是,美國基於國家利益會力挺他,既而運用投票策略拖延時間,或是投下否決票。然而,當時率團出席聯合國的國府外交部長周書楷發現,循往例運用程序策略拖延時間已形同泡影,於是在程序議案未表決前,便率整個代表團黯然離開會場,此舉等於默許中國代表權永遠讓給「朱毛匪幫」。而後,第2758號決議表決通過,「朱毛匪幫」據此取得中國席位與代表權──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從而被聯合國驅逐。

影響所及,僅在台灣行使流亡政府管轄權的中華民國,邦交國由原來的70國迅速萎縮。人口超過1000萬的邦交國,除了美國,一國也不存,外交部淪落為「斷交部」。台灣發生第一次巨大移民潮,有錢有勢的台灣島上住民拚命舉家逃亡。

現實主義祖師爺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主導美國1970年代外交政策,1969至1973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1973至1977年擔任國務卿,做出一連串外交措施,傷害台灣及台灣住民權益至深。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由季辛吉陪同訪問上海,在二二八那一天發表了《上海公報》。公報上,美國「認知」(acknowledge)中國立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同意台灣的未來由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

1979年1月1日,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片面與中華民國斷交。自此日起,台灣與美國之間不再維持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台灣在美國的大使從此降格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

向美國告洋狀──爭取台灣國際主體地位

台灣面臨國際孤立大災難前後,民間自救運動如雨後春筍,百家齊鳴,包括1956年廖文毅、王育德領導的「台灣獨立運動」;繼承外省人雷震《自由中國》刊物理念,改由本土意識領導者郭雨新領導的「黨外民主運動」;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共同提出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先後陸續登場。

王能祥支持這些理念主張,可是他決心為自己開闢一塊新戰場,就是「告洋狀」。「告洋狀」是國民黨高層為汙衊他而取的外號,指他對老美搞公關,鬥臭蔣介石政權,但其實他只是關心母國台灣,盡一己之力而已。

 

王能祥1965年8月赴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攻讀政治碩士學位,兩個月不到,便初試「告洋狀」的牛刀。他向校方申請召開聽證會,把代表台灣學生的社團正名為「台灣同學會」,取消名不符實的「中國同學會」。此舉引發全美其他大學紛紛產生骨牌效應,對國民黨政權打擊非常大。

1967年9月至1969年5月,王能祥繼續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在圖書館打工時,查出美國1000家發行量較大的報紙,分為4組,每組250家,逐一抄下地址,接著每兩個禮拜寫一篇文章,並同時寄給250家報社。

為了讓每家報社都覺得文章是正本,王能祥打字時故意打錯幾個字,簽名時用不同顏色,並使用很多筆名。如此一來,同一篇文章往往有100到150家報社刊登。

因為一篇文章要打250份,必須動用很多人力,文章登出時,眾人既感動又有成就感,便吸引了更多人自願幫忙。除了打字,另有一批人負責剪報,將剪報郵寄給國會議員,表示議員所屬的州有許多人發表台灣議題文章,以此促使議員關心台灣問題。

王能祥念書同時從事台灣人運動,備感艱辛,而且他必須思考,萬一沒辦法回台灣,如何在美國生存,最後他決定轉而攻讀容易找工作的會計。

經過一連串運作,王能祥有點心得。為了母國台灣的救亡圖存,他決心一拿到會計碩士學位,立刻離開德州,進軍華府。他選擇鄰近國會的地方定居,一邊靠會計專業糊口,一邊以義工方式從事「告洋狀」的工作,奉獻微薄之力,呼籲美國支持、幫助台灣。

1969年夏天,王能祥在短短兩個半月時間裡修了4個科目,並至美國會計師協會實習,1971年完成學業,隔年移居華盛頓特區。

1972年2月28日,美國和中國對外發表《上海公報》,國內外本土派台灣人一致譴責美中兩國共謀出賣了台灣。當時,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公認研究中國的第一把交椅,向來站在支持台灣人的立場,不料他也在此時180度轉彎,倒向赤色共產中國。

王能祥實在無法忍受費正清的急轉彎,便投書到報社,引起哈佛大學教授賴紹華(Edwin Reischauer)注意,親自致電王能祥,說他已將投書轉給費正清,並各寄一份給當年總統候選人──共和黨尼克森和民主黨麥高文(George McGovern)。賴紹華鼓勵王能祥將投書轉寄給美國保守勢力評論家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不久,王能祥收到麥高文親筆來函,說一旦當選總統,將安排時間討論美台政策。可惜的是,麥高文並沒有當選。

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總編輯也來信,說已將投書轉給發行人巴克利。那時巴克利正隨尼克森至上海,他特地以電文指示總編輯,將投書以客座專欄形式刊登。

而後數年,王能祥創辦「台灣人權文化協會」,出版《台灣人權文化月刊》和《望春風》等雜誌,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外交部長、副主席,辦英文雜誌《台獨》,在華府召開千人與會的「台灣人民眾大會」,兩個月辦一次台灣問題講座……同時不間斷寫文章「告洋狀」,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台灣關係法》的制定,就是「告洋狀」成功案例。

改變歷史的兩院聽證會

台美斷交前夕,時任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秘書長的王能祥日夜憂心,瘋了般滿腦子都在想如何保護台灣,天天去美國國會圖書館翻遍報紙雜誌,注意相關言論。終於,1978年12月,他看到一篇登載於週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訪問,受訪者極度同情台灣,他就是日後有「參議院台灣關係法之父」之稱的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

王能祥興奮莫名,立刻至參議院求見裴爾,裴爾也極為驚喜,因為他的選區裡從來沒有人提及台灣問題。兩人磋商如何保護台灣,最後咸認舉辦聽證會值得一試。王能祥立刻草擬〈台灣人民要求自決和獨立〉(The People of Taiwan Demand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dependence)一文給裴爾參考。
在裴爾協助下,參議院聽證會日期訂為1979年2月5至8日、21至22日,共6天,由外交委員會主辦,主題就是「TAIWAN」。

另一方面,眾議員李奇(James Leach)也在眾議院促成「台灣議題聽證會」,日期為1979年2月7至8日。聽證會中,國會議員提出3個不同的版本:1.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版本:繼續支持國民黨政權。2.甘迺迪與克蘭頓(Kennedy-Cranton)版本:美國承認中國,台灣定位由中國人自己決定,美國不予干涉。3.丹福與白衣(Danforth-Bayh)版本:保護台灣長久的利益。

由於參眾兩院聽證會同一時間分兩處舉行,王能祥分身乏術。考慮到參議院擁有更大審議權,台灣欲納入美國國內法保護,須經參議院批准,他最後決定出席參議院聽證會。然而,由於裴爾構思的是「國內法」聽證會,證人必須是美國公民,而王能祥不具美國公民身分,不得已之下,由台灣同鄉會會長陳文源代表他,兩人都坐在作證席,王能祥指導他作證,但不可直接向議員說話。因此,聽證會紀錄記載的是陳文源的名字,王能祥只留下「Accompanied by N. H. WANG」(由王能祥陪同作證)幾個字。

王能祥在參議院提出的要旨有3點,成為日後參眾兩院制定《台灣關係法》的基礎:1.主張台灣人主體性,台灣的未來由台灣人依「住民自決」原則決定,任何外力不得干涉。2.選擇丹福與白衣版本。3.請求美國國會立法保護台灣,促成島內進步勢力壯大。

接著,王能祥徵得李奇同意,仿照參議院立場,修訂〈台灣人民要求自決和獨立〉一文,以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主席郭雨新名義,在眾議院聽證會發表。眾議院聽證會主持人為友好台灣的查布洛基(Clement John Zablocki)。

兩場聽證會最終促成參眾兩院制定《台灣關係法》,1979年4月由美國總統卡特簽署,效力溯及1979年1月1日。王能祥是沒有光環的英雄。

催生法條的超級友人

1979年後,美國與台灣間存在一條特別的鏈結──《台灣關係法》,美國據此提供台灣各種有形保護如貿易、國防,無形中也促使台灣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權、尊嚴等理念。

《台灣關係法》的訂定,不可忽略從事台灣海外民主運動的郭雨新及王能祥等在美台灣人長期的努力,但臨門一腳則要歸功於美國國會兩位超級台灣友人──李奇及裴爾,王能祥認為,他們的精神又可追溯到清教徒精神、美國開國精神及總統林肯的人道胸懷。

◆眾議員李奇(James Leach,1942年~)

李奇1942年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1977至2007年連任美國眾議員15屆,長達30年之久。問政從不改立場,為弱小或邊緣族群爭取權利及福利,為世界異議分子及受壓迫民族仗義發言。

李奇催生《台灣關係法》後,繼續不斷為此法及相關台灣議題奔波,因此贏得極奇特的稱號「台灣地區的眾議員」(Congressman from Taiwan District)。

1979年,當陳菊和許信良等人至美國訪問郭雨新,王能祥曾帶他們拜訪李奇。王能祥說,陳菊回台灣後被捕,很快被釋放,李奇可說是功不可沒。他擔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洲小組主席期間,常為救援政治犯不停奔波,包括早期的台灣政治犯及後期的中國政治犯。

李奇離開國會後,仍於政治、社會及教育各界活躍,包括領導由國會立法創設、前總統歐巴馬特命主持的國家藝術基金會(NEA)及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EH),又在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主持校務,並教授政治及外交課程。

◆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1918~2007年)

1918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州,1961至1997年連任參議員6屆,在參議院36年期間,擔任外交委員會委員34年,主持會務包括擔任主席和資深委員達17年。內政方面的表現一樣出色,包括成立唯一國會通過提供貧寒大學生的助學金,為記念他的貢獻,國會嗣後將該助學金命名為「Pell Grants」。

1940年代,裴爾被海軍陸戰隊推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從各方面了解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包括修習日語。早期他跟隨外交官父親在國外生活,已擅長多國語言。1943年,他受命主持太平洋戰區總司令尼米茲(Admiral Nimitz)海軍上將提出的台灣託管計畫──日本一旦投降,在聯軍同意下,由美國出面託管台灣,他將出任台灣最高民政長官。

1978年,裴爾向王能祥提起這段往事,激動地說,眼看託管時機將到,無奈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說動了羅斯福總統取消尼米茲的計畫,麥克阿瑟的陸軍計畫取而代之。此舉種下台灣人無法當家作主,掙扎於被殖民、被出賣邊緣的禍根。

《台灣關係法》10大貢獻

1.隻字不提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單提台灣治理當局及台灣住民(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ies and people on Taiwan)。

這代表《台灣關係法》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格,是裴爾及李奇運用智慧展現的高明手法。這種軟性手法,加速台灣走上自由化與民主化。

早在1975年,我和王育德拜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查布洛基時,查布洛基即想出一計,幫助台灣加速台灣化(Taiwanization)──去中國化,即區隔台灣與中國,也區隔「台灣的住民」與「中華民國」。
裴爾及李奇等關心台灣的國會議員認同與支持查布洛基的理念。查布洛基於1983年12月3日過世後,他的理念就由裴爾及李奇等人接棒。李登輝當總統期間,在美國國會支持下,陸續完成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解嚴、解散國民大會、凍省及總統直選等重大改革。

2.不重申「認知或承認(Acknowledge)中國立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代表美國國會不接受白宮在《上海公報》「認知」或「承認」等外交辭令。台灣不必擔心美國國會為白宮背書,不但不背書,而且不接受中國對台灣和澎湖無理的領土主張。

這使得ROC(Taiwan)或ROC on Taiwan在國際間得以繼續進行經貿及文化交流,每隔幾年還可以選一次台灣總統,民選總統從選票直接取得正當性。也避免中國糾纏,要求讓中國10億人口參與解決台灣的未來。

3.不提「台灣的未來,由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

避免中國糾纏,強迫台灣讓中國10億人口參與決定台灣的未來,如此台灣必會徹底赤化。

4.堅持「台灣的未來以和平方法解決」。

讓台灣有機會依循住民自決原則處理國政,例如經由公民投票。任何不以和平方法解決台灣前途的舉動,美國政府得武力干涉。

5.繼續與台灣治理當局及台灣住民進行密切(close)及親善(friendly)的交往。

有國會背書,台灣與美國雙方的經貿文化交流,可以比中美斷交前更密切、更親善。

6.提供安全保護,包括售台自衛性武器。

李登輝競選總統期間,中國以飛彈試射試圖干擾選情,白宮派航空母艦前來巡邏,此舉代表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落實安全保護的承諾。

美國第七艦隊航行台灣海峽,徵求台灣當局同意左營軍港提供軍艦軍需補給,還同意台灣軍購要求等,更是實現承諾的鐵證。

7.敦促人權進步。

台灣進步的人權呼籲,更容易被美國政界及學界接受。島內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種種努力,能夠受到美國保護。

8.成立美國在台協會,落實《台灣關係法》。

美國在台協會成立以來,年復一年發揮功能。近日更砸11億6000萬元在台灣置產。

9.白宮應監控台海安全,並應定期向國會報告落實《台灣關係法》的進度。

自從中國崛起,運用世界加工廠地位,騙取優秀台商淪落為可憐「呆胞」,又掏空美國美金外匯,進一步以財力當後盾發展國防武力,企圖稱霸世界,武力侵占台灣。若非《台灣關係法》授權白宮監控台海安全,並定期向國會報告落實的進度,今日台灣可能已面目全非。

10.中華民國過去在美國取得之財產,例如雙橡園,不依國際間承認之慣例移轉給美國認可繼承政權的中國。

雖然美國承認中國政權,但中華民國在美國的財產產權獲得保障,不依慣例移轉給中國。

事實證明,《台灣關係法》制定40年來,貢獻廣及經濟、和平、安全、安定等方面,帶來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使得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尊嚴等精神與理念在台灣生根茁壯,逐漸成為台灣住民的精神文明與生活方式。更繼續幫助台灣走上民主深化,步上轉型正義的道路。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