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神教牧研習會「在時代變局中台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認同」
編按：12月3至5日，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舉行教牧研習會，以「在時代變局中台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認同」為題，邀請研究台灣史、社會學、宗教學、基督教史各領域的12位學者進行專講分享。台神教會歷史教授鄭仰恩直言：「不同年代的台灣基督徒，都是在掙扎中持續變動而塑造身分認同。」盼望藉由了解台灣經歷三波宣教過程來反思與學習，當代基督徒如何在時代變局中，扮演好自我角色與確認自我認同，並在這塊土地上持續做出美好的生命信仰見證。（攝影／林宜瑩、邱國榮）
變動時局 無懼發出先知聲音
鄭仰恩（台灣神學院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鄭仰恩表示，台灣基督教宣教經歷三波運動：第一波是17世紀上半葉，隨著荷蘭、西班牙殖民開展，1624至1662年約有30位改革宗宣教師踏上台灣島；第二波是清國末期到日治，如馬偕、巴克禮等加拿大與英國宣教師；第三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有原在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團體來台，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來自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師，也在1960年代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推手，為台灣人發出先知的聲音。
鄭仰恩指出，無論在1661年鄭成功從安平登陸，有不少荷蘭牧者同工殉教，還是1868年發生埤頭教會被毀、莊清風殉教、甘為霖白水溪事件、馬偕三角湧及艋舺事件等「教難」，或是1884年清法戰爭，艋舺、大龍峒、新店、和尚洲、錫口、水返腳、三角湧等教會被毀損，還是1895年〈馬關條約〉清國將台灣割給日本時，林學恭、巴克禮等基督徒在時代變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基督徒死難極多，如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3人、律師兄弟李瑞漢及李瑞峰、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訓導主任黃阿統、教師盧園、理事長徐春卿等人，在在顯示時局變動中，基督徒在身分認同與挑戰威權都成為當代台灣人關懷本土、涵育主權意識的先鋒。
1950年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開始加入普世教會組織，1970年代針對時局相繼發表三大宣言，1980年代開始，積極投入關懷社會弱勢的社服事工，關懷婦女、外勞、孩童、同志、環保等議題，教會遂成為台灣社會改造及維護主權尊嚴的前行者，貢獻良多。
護教反共 黨國基督徒與教會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作者、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在講述何謂「黨國基督徒」時指出，中國的武昌起義其實是由一位聖公會讀書會負責人發起，而國民黨內具有政府官員與黨務要員身分的都可稱為黨國基督徒。這些黨國基督徒因為官大權大，被解讀成為上帝要重用他，也常常是教會裡重要的董事或長執。
曾慶豹指出，黨國基督徒在思想上強調「愛國愛教」，並以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來理解基督教或聖經思想。他也認為，國民黨的黨國基督徒其實跟現今中國三自教會信徒沒什麼兩樣，只要是遇到政治思想上的反對者、不同者，就認為他們是叛教者。
除了將他者貼上異端或非正統的標籤，黨國基督徒也擅長打造領袖神話。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到徐謙、馮玉祥，到孫文的年少有為、倫敦蒙難以至於葬禮，還有蔣介石從迎娶蔣宋美齡、西安事變、《荒漠甘泉》參與推動、反共護教到其遺囑，在在都可見對基督徒形象的刻畫，也因此確立孫文、蔣介石、蔣經國等「黨國基督徒」的正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50年代南北合一後加入普世教協（WCC），因國民黨擔心長老教會與外國有所連結，1960年代蔣介石刻意成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與長老教會的百年合一運動相抗衡，同時與長老教會內的黨國基督徒內外呼應，造成長老教會內部意見的分歧。曾慶豹說，若要更了解這段黨國基督徒的教會歷史，可翻閱《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
女性基督徒 心路歷程邁進
陳美玲（台灣神學院兼任講師）
【邱國榮專題報導】陳美玲指出，台灣女性基督徒在教會體制內外遭遇不同層面的困難或阻撓，仍然堅定發揮自己的才能，回應上帝的呼召。
陳美玲強調，婦女神學本質不是爭權奪利，是在信仰中去看見性別的角色。她依序介紹歷史上台灣女性基督徒的見證。首先是台南長老教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吳偷。她的名字是取自台語「tháu-pàng」（解放）的「tháu」。吳偷曾被家人裝入麻布袋，打算丟棄，已經信奉基督的父親得知後，將女兒從麻布袋裡救出，甚至將她送至長老教女學校讀書。陳美玲說，這是一個從壓迫中被解放的生命故事。
同樣是長老教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的龔瑞珠，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史首次按立３名女執事之一；1922年台灣首次按立女性長老，龔瑞珠是其中之一。
賴高安肆則是台灣第一位赴日本讀神學的婦女。賴高安肆的父親是果農，在信仰基督後，堅持所有孩子都需要接受教育，包括女兒在內。賴高安肆晚年移民美國，在加州創設老人公寓，還因此獲得加州政府褒揚她是模範婦女。
原住民族信仰之母、太魯閣族人姬望在年過50毅然決定到淡水接受傳道訓練。當時北部的女宣道會，也成為姬望回到部落宣揚福音的支持者。
此外，還有早期的女性牧師。李幫助具有靈恩領袖的特質，離開長老教會後，創立道生神學院；曾秀鳳赴日本讀神學，在日本取得封牧資格。
現代女性部分，代表人物有積極關懷少女人權的高李麗珍，及台灣最早的婦女神學家高天香。
初代基督徒 親身見證傳福音
王政文（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台灣在第二波宣教運動，加拿大、英國宣教師來台後，所謂的「初代基督徒」身分認同和人際網絡情況如何？王政文特別以北部初代基督徒為例指出，台灣的族群認同主要是以平埔族為多，對改信基督教者而言，普遍與社會認同存在緊張關係，不過在台灣現代化上，卻因基督教引進許多西方醫療、教育及投入社會福利，多有正面評價。
王政文直言，初期基督教宣教雖遇許多誤會、阻撓甚至攻擊，可是這波現代醫療、教育、新知的引進，確實對台灣的現代化有深遠影響。
王政文表示，初代基督徒一人接受信仰，往往會影響整個村落的人。他以巴宰族為例，1870年必麒麟在大甲設商館，為與岸裡大社第20代通事潘國恩往來，便雇用兩名年輕社民傳遞信件。這兩名社民到台南府城得知馬雅各醫術高明，遂前往聽道，並帶回「新約」散本及「養心神詩」。同年9月，烏牛欄社潘開山武干因槍傷輾轉赴向馬雅各求醫，兩個月後痊癒，並將福音帶回族中。1871年2月牛睏山（牛眠）社民潘迦包因眼疾３年不癒，經潘開山武干轉介到馬雅各醫館就醫，並告知各埔社已有人開始聚會，就這樣把基督福音給傳開。
王政文表示，翻開北部宣教史，很多初代信徒透過教會活動結為姻親，也因家族、教育、工作、婚姻更加緊密彼此的人際關係。他深信，宣教是隨著初代信徒的人際網絡傳播開來。
少數族群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困境
歐蜜．偉浪（總會原宣幹事）、曾昌發（新竹中會東勢教會牧師）
【林宜瑩專題報導】台灣少數族群基督徒的身分認同面臨什麼困境？講座特別邀請分屬泰雅爾族與客家族群的歐蜜‧偉浪及曾昌發兩位牧師分享。
歐蜜‧偉浪從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到了解泰雅爾族傳統文化、是台灣人的過程，表白自己身分認同的歷程。曾昌發則感慨，客家人在都會區與福佬族群共生，常刻意隱藏自己身分，也漠視客家文化及語言。
歐蜜‧偉浪表示，他住在桃園復興鄉大漢溪流域的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泰雅爾族將Llyung河分成五大段，從下而上為Llyung Bilus、Llyung Sbtunux、Llyung Gogan、Llyung Malqwang、Llyung Mknaziy，他則是住在Llyung Gogan（高崗流域）。儘管現在已經對泰雅爾族傳統文化歷史倒背如流，他也坦言，小時候受到國民黨教育影響，曾一度自認是中國人，在求學過程中，他同時因為流有泰雅爾族血統，被老師、同學以髒、懶、笨、番仔等語詞謾罵，直到就讀玉山神學院，才又重新找到自己，確認原住民是台灣主人的身分。
曾昌發則指出，台灣客家人口超過453萬人，占總人口的19.3%，是第二大族群，可是客家族群信奉基督教的比例卻出奇少，僅占0.4%，根本是極少數了。他感慨指出，客家移民因在福佬之後，多在台灣山邊或貧瘠丘陵區域發展，若移往都會區，也會刻意隱藏客家人身分，導致長期漠視自己的歷史文化與語言，加上客家人有「祖在家，神在廟」的傳統觀念，縱使客家基督徒可放下神佛，但難以捨棄祖先，這是大多數初代信徒面臨的困境。
荷治時期 商為重傳教順便
查忻（台北大學歷史系所助理教授）
【邱國榮專題報導】查忻表示，街坊書籍及教科書，指出荷蘭人來到台灣便開始殖民，同時進行傳教，但事實非如此，因為殖民與傳教，都非常耗費金錢，這對於將本求利的聯合東印度公司來講，沒有必要。
「宣教師抱著滿腔熱忱去到異地傳福音，這是我們的想像，但17世紀的荷蘭人，事實上沒有傳教的打算，甚至連殖民打算也沒有。」查忻說，荷蘭人1623年來到台灣，直到1630年才開始正式以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駐台灣經營。因為是以營利導向，所以荷蘭人在台灣的第一要務是賺錢，對於殖民與傳教等需花大錢又看不到盈餘的事情，根本沒興趣。
1629年，台灣發生了（台南）麻豆溪慘案，東印度公司於是採取軍事行動，基督教也因此被傳開來。由於東印度公司背後有大量武力支撐，之後，新港社人漸漸願意聽從東印度公司派駐來台的牧師的教導，根據史料，第一批接受洗禮的人數約有50人。
查忻說，西拉雅語言可以死而復活，要歸功於荷蘭人留下資料，荷蘭人用西拉雅語編寫超過350道題目的教理問答，格式與《海德堡教理問答》雷同，唯內容及註釋部分由駐台的牧師所編寫；也有馬太與約翰福音的西拉雅語聖經翻譯，166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另外，當時牧師寫講章是用西拉雅語，內容充滿跟本土對話的詞語，甚至還在荷蘭國內出版特刊，描述在台灣的宣教成果，記錄著受洗人數5400人，公司設立「教義學校」、培訓出50名台灣青年成為教師，這批人跟後來在清帝國時期被稱為「教冊仔」的人，是同一批人。
台灣宣教始點 有望往前推進
翁佳音（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宜瑩專題報導】從二次戰後的1970年代戒嚴時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參與美麗島事件及民主政治改革，在台灣社會發光作鹽。談到19世紀巴克禮、馬偕宣教師的第二波「大宣教運動」，再倒推到17世紀上半葉荷蘭、西班牙第一波殖民宣教，翁佳音直言，其實在1582年曾有船在從澳門往日本途中被暴風所破，擱淺在淡水河河口，倖存者還在附近山上豎立十字架。
長期研究台灣歷史的翁佳音說，非常感謝巴克禮、甘為霖等牧師用羅馬拼音把台語編成字典，他從這些紀錄中整理並找到台灣過去很多的史料，也常常在荷蘭、西班牙時期留下的文獻中，證明台灣基督教宣教史可以比現今通說的始於荷蘭時期，更往前推。
台灣基督教宣教史真的是從荷蘭人來台後傳入嗎？翁佳音說，根據史料，其實基督教來台宣教史可以更往前推，在1582年7月有一艘船從澳門載貨要開往日本，船上有2、300人因遇颱風而在淡水河口擱淺，倖存者曾在附近山上豎立十字架。
事實上，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穌會、道明會很早就在東亞進行宣教工作，馬尼拉、澳門、上海等地都因此出現大量基督徒，因此他認為，台灣基督教宣教史可以從荷蘭時期更往前推。根據史料，1715年，耶穌會士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曾來台灣調查，在台南還遇到一些會說荷蘭語、懂讀荷蘭書，還能用字母書寫的人。馮秉正甚至在這些人手中找到5本荷蘭書籍（摩西五經）的殘卷。
日台時空交錯 異域基督徒特色
高井由紀（台南神學院助理教授）
【邱國榮專題報導】高井由紀指出，1920年代，有一部分台灣的教會子弟陸續到日本留學，到了言論自由的社會後，很快認識到了自由主義神學，因而也接觸到共產主義及民族自決的思想。這群受到思想啟蒙的留學生開始在日本整合教會資源，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此外，1926年，日本的台灣基督徒也在東京設立「台灣基督教青年會」（YMCA）。
高井由紀說，台灣因屬殖民地，除了教會以外，台灣人無法在日本國內設立任何組織，於是，在日本的台灣基督徒整合資源，打算在日本成立台灣YMCA，但當時日本已經有YMCA，成立過程可說是一波三折。而留學生回到台灣，思想上幾乎都受到民族自決的影響，也遭到日本殖民政府注意，甚至被當成是排日分子。
當時在台灣的日本軍人、官員及民間人士，有許多是基督徒。高井由紀說，日本基督教宣教是從社會高層、受到教育的人民開始，而台灣基督教宣教則相反，是從社會底端開始。日本基督徒相當具有開拓精神，因此來到台灣的日本基督徒比例不低，根據1943年的人口統計，在台灣的日本基督徒占台灣總人口的比例，高於日本國內的人口比例。
高井由紀表示，日本人基督徒富有美國清教徒的開拓精神，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新領土，具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基督徒認為，甲午戰爭是一場文明對抗野蠻的戰爭，基督徒應該將文明帶到台灣，帶著信仰開拓精神來到台灣，「就像古代武士，日本基督徒對台灣殖民統治有強烈使命感。」
參與社運的 基督徒知識分子
王昭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理）
【邱國榮專題報導】王昭文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中後期，台灣人開始追求自主性，可是能夠做的事情有限，於是有基督徒知識分子，開始藉教會資源推動保存台灣人文化主體性的運動：推廣白話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及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王昭文指出，台灣知識分子為努力尋求自主空間，有妥協也有合縱連橫，並且借用基督教資源，發展出多角化的台灣意識運動。她特別介紹蔡培火、林茂生兩位基督徒，「不是一般被認為熱心服事教會的基督徒，而是在社會實踐中，懂得用教會資源的基督徒。」
一般既定印象會認為基督徒知識分子是教會長老，但林茂生從未擔任過長老。王昭文說，林茂生崇尚人文主義勝過基督教思想，他曾認真在《台灣教會公報》連載西洋文明史，可惜沒有連載完。而由他推動的台灣教育理念，主要是打破殖民統治的教育，他重視民主概念，人生而平等，自由與民主是人權；當時日本治理台灣的教育，只給予台灣人基礎教育，不重視台灣人接受中等教育及人文素養。此外，林茂生也觀察到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本結構問題。
王昭文表示，蔡培火雖在台南中會太平境教會聚會，但不太去教會做禮拜，原因是他偏向無教會主義，但他在日治時代，廣泛應用基督教資源進行了社會改革，並在日本透過基督教會，找到了在政治及社會皆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與社會人士，在日本國內為台灣人發聲，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不過，王昭文也說，二次大戰後，蔡培火選擇成為國民黨的幫助者，讓人很難替他講話。
傳道報國 日治末期糾葛心境
盧啟明（總會歷史檔案館主任）
【邱國榮專題報導】盧啟明說，研究《台灣教會公報》，可以發現在日治期間，教會對日本政府採取高度認同的立場，特別是在第一版的社論，都會呈現出肯定日本政府、宣揚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灣的報導。
盧啟明表示，傳統教會史常抱持反日史觀，反而忽視在日治台灣末期1935至1945年間，其實有不少台灣的基督徒認同自己身為日本帝國一分子，有「傳道報國」心志。他指出，這些基督徒未被二戰前後國家神道教教育所動搖，更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因此選擇與日本殖民政府、日本基督教會合作，以護衛台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他強調，不同時代的基督徒「傳道報國」的使命與身分認同，需要被回顧與面對。
現場也有與會者提問，《台灣教會公報》面對清帝國、日本帝國及中國國民黨專政等三個不同時代，對不同政府的態度是否不同？或是否當時代的政府有插手《台灣教會公報》？
盧啟明回覆，他為了研究台灣教會歷史，看遍了《台灣教會公報》史料，進而確定當時的台灣教會高度認同日本政府。他說，從事歷史研究需要看非常多史料，才能夠嚴謹地講出一句話，在全面檢閱、研究史料後，發現在社論與頭版，都會報導有關肯定日本政府與教會的消息，因此他敢說，當時教會的立場是推崇日本政府，也肯定日本基督教在台灣的宣揚。
多元時代 社會議題顯分歧
蘇國賢（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蘇國賢以最近熱門的同性婚姻公投為例指出，此次投票結果與日前民意調查結果相符，也就是有7成民眾仍舊無法接受同性婚姻，可是經過交叉比對，台灣有高達8成的年輕人支持同性婚姻，也就是說，10年後再次舉行公投，很可能是有8成的人會支持同性婚姻。他指出，過去台灣教會界很少針對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表達立場，可是在政府推動多元成家政策的議題不斷發酵下，教會界在內部還沒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前，就開始動員參與反對同性婚姻的聚會及活動，導致很快被貼上保守標籤。
蘇國賢認為，過去政治光譜上分屬不同立場的華語及台語教會，照理說本可在同性婚姻議題上有合作機會，可是由於長老教會內部對同婚立場分歧，造成基督教團體無法採取共同合作模式互相支援，致使一些基督徒感到在身分認同上產生危機。
蘇國賢也坦言，若以科學的民調方式去檢視台灣教會各教派，其實大家的差異並非如歐美有保守派與自由派之分，反而多是屬於保守傾向，甚至縱使各教派牧傳在自由與靈恩傾向上有差異，可是基本上各教派的信徒差異並不大。他期望，台灣教會立場應保持多樣性與包容性，如此才能對台灣社會保有對話的能力與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