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同在 持守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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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宜瑩)

台神教牧研習會「在時代變局中台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認同」

編按:12月3至5日,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舉行教牧研習會,以「在時代變局中台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認同」為題,邀請研究台灣史、社會學、宗教學、基督教史各領域的12位學者進行專講分享。台神教會歷史教授鄭仰恩直言:「不同年代的台灣基督徒,都是在掙扎中持續變動而塑造身分認同。」盼望藉由了解台灣經歷三波宣教過程來反思與學習,當代基督徒如何在時代變局中,扮演好自我角色與確認自我認同,並在這塊土地上持續做出美好的生命信仰見證。(攝影/林宜瑩、邱國榮)

變動時局  無懼發出先知聲音

鄭仰恩(台灣神學院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鄭仰恩表示,台灣基督教宣教經歷三波運動:第一波是17世紀上半葉,隨著荷蘭、西班牙殖民開展,1624至1662年約有30位改革宗宣教師踏上台灣島;第二波是清國末期到日治,如馬偕、巴克禮等加拿大與英國宣教師;第三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有原在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團體來台,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來自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師,也在1960年代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推手,為台灣人發出先知的聲音。

鄭仰恩指出,無論在1661年鄭成功從安平登陸,有不少荷蘭牧者同工殉教,還是1868年發生埤頭教會被毀、莊清風殉教、甘為霖白水溪事件、馬偕三角湧及艋舺事件等「教難」,或是1884年清法戰爭,艋舺、大龍峒、新店、和尚洲、錫口、水返腳、三角湧等教會被毀損,還是1895年〈馬關條約〉清國將台灣割給日本時,林學恭、巴克禮等基督徒在時代變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基督徒死難極多,如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3人、律師兄弟李瑞漢及李瑞峰、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訓導主任黃阿統、教師盧園、理事長徐春卿等人,在在顯示時局變動中,基督徒在身分認同與挑戰威權都成為當代台灣人關懷本土、涵育主權意識的先鋒。

1950年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開始加入普世教會組織,1970年代針對時局相繼發表三大宣言,1980年代開始,積極投入關懷社會弱勢的社服事工,關懷婦女、外勞、孩童、同志、環保等議題,教會遂成為台灣社會改造及維護主權尊嚴的前行者,貢獻良多。

護教反共  黨國基督徒與教會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作者、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在講述何謂「黨國基督徒」時指出,中國的武昌起義其實是由一位聖公會讀書會負責人發起,而國民黨內具有政府官員與黨務要員身分的都可稱為黨國基督徒。這些黨國基督徒因為官大權大,被解讀成為上帝要重用他,也常常是教會裡重要的董事或長執。

曾慶豹指出,黨國基督徒在思想上強調「愛國愛教」,並以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來理解基督教或聖經思想。他也認為,國民黨的黨國基督徒其實跟現今中國三自教會信徒沒什麼兩樣,只要是遇到政治思想上的反對者、不同者,就認為他們是叛教者。

除了將他者貼上異端或非正統的標籤,黨國基督徒也擅長打造領袖神話。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到徐謙、馮玉祥,到孫文的年少有為、倫敦蒙難以至於葬禮,還有蔣介石從迎娶蔣宋美齡、西安事變、《荒漠甘泉》參與推動、反共護教到其遺囑,在在都可見對基督徒形象的刻畫,也因此確立孫文、蔣介石、蔣經國等「黨國基督徒」的正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50年代南北合一後加入普世教協(WCC),因國民黨擔心長老教會與外國有所連結,1960年代蔣介石刻意成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與長老教會的百年合一運動相抗衡,同時與長老教會內的黨國基督徒內外呼應,造成長老教會內部意見的分歧。曾慶豹說,若要更了解這段黨國基督徒的教會歷史,可翻閱《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

女性基督徒  心路歷程邁進

陳美玲(台灣神學院兼任講師)

【邱國榮專題報導】陳美玲指出,台灣女性基督徒在教會體制內外遭遇不同層面的困難或阻撓,仍然堅定發揮自己的才能,回應上帝的呼召。

陳美玲強調,婦女神學本質不是爭權奪利,是在信仰中去看見性別的角色。她依序介紹歷史上台灣女性基督徒的見證。首先是台南長老教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吳偷。她的名字是取自台語「tháu-pàng」(解放)的「tháu」。吳偷曾被家人裝入麻布袋,打算丟棄,已經信奉基督的父親得知後,將女兒從麻布袋裡救出,甚至將她送至長老教女學校讀書。陳美玲說,這是一個從壓迫中被解放的生命故事。

同樣是長老教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的龔瑞珠,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史首次按立3名女執事之一;1922年台灣首次按立女性長老,龔瑞珠是其中之一。

賴高安肆則是台灣第一位赴日本讀神學的婦女。賴高安肆的父親是果農,在信仰基督後,堅持所有孩子都需要接受教育,包括女兒在內。賴高安肆晚年移民美國,在加州創設老人公寓,還因此獲得加州政府褒揚她是模範婦女。

原住民族信仰之母、太魯閣族人姬望在年過50毅然決定到淡水接受傳道訓練。當時北部的女宣道會,也成為姬望回到部落宣揚福音的支持者。

此外,還有早期的女性牧師。李幫助具有靈恩領袖的特質,離開長老教會後,創立道生神學院;曾秀鳳赴日本讀神學,在日本取得封牧資格。

現代女性部分,代表人物有積極關懷少女人權的高李麗珍,及台灣最早的婦女神學家高天香。

初代基督徒  親身見證傳福音

王政文(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台灣在第二波宣教運動,加拿大、英國宣教師來台後,所謂的「初代基督徒」身分認同和人際網絡情況如何?王政文特別以北部初代基督徒為例指出,台灣的族群認同主要是以平埔族為多,對改信基督教者而言,普遍與社會認同存在緊張關係,不過在台灣現代化上,卻因基督教引進許多西方醫療、教育及投入社會福利,多有正面評價。

王政文直言,初期基督教宣教雖遇許多誤會、阻撓甚至攻擊,可是這波現代醫療、教育、新知的引進,確實對台灣的現代化有深遠影響。

王政文表示,初代基督徒一人接受信仰,往往會影響整個村落的人。他以巴宰族為例,1870年必麒麟在大甲設商館,為與岸裡大社第20代通事潘國恩往來,便雇用兩名年輕社民傳遞信件。這兩名社民到台南府城得知馬雅各醫術高明,遂前往聽道,並帶回「新約」散本及「養心神詩」。同年9月,烏牛欄社潘開山武干因槍傷輾轉赴向馬雅各求醫,兩個月後痊癒,並將福音帶回族中。1871年2月牛睏山(牛眠)社民潘迦包因眼疾3年不癒,經潘開山武干轉介到馬雅各醫館就醫,並告知各埔社已有人開始聚會,就這樣把基督福音給傳開。

王政文表示,翻開北部宣教史,很多初代信徒透過教會活動結為姻親,也因家族、教育、工作、婚姻更加緊密彼此的人際關係。他深信,宣教是隨著初代信徒的人際網絡傳播開來。

少數族群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困境

歐蜜.偉浪(總會原宣幹事)、曾昌發(新竹中會東勢教會牧師)

【林宜瑩專題報導】台灣少數族群基督徒的身分認同面臨什麼困境?講座特別邀請分屬泰雅爾族與客家族群的歐蜜‧偉浪及曾昌發兩位牧師分享。

歐蜜‧偉浪從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到了解泰雅爾族傳統文化、是台灣人的過程,表白自己身分認同的歷程。曾昌發則感慨,客家人在都會區與福佬族群共生,常刻意隱藏自己身分,也漠視客家文化及語言。

歐蜜‧偉浪表示,他住在桃園復興鄉大漢溪流域的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泰雅爾族將Llyung河分成五大段,從下而上為Llyung Bilus、Llyung Sbtunux、Llyung Gogan、Llyung Malqwang、Llyung Mknaziy,他則是住在Llyung Gogan(高崗流域)。儘管現在已經對泰雅爾族傳統文化歷史倒背如流,他也坦言,小時候受到國民黨教育影響,曾一度自認是中國人,在求學過程中,他同時因為流有泰雅爾族血統,被老師、同學以髒、懶、笨、番仔等語詞謾罵,直到就讀玉山神學院,才又重新找到自己,確認原住民是台灣主人的身分。

曾昌發則指出,台灣客家人口超過453萬人,占總人口的19.3%,是第二大族群,可是客家族群信奉基督教的比例卻出奇少,僅占0.4%,根本是極少數了。他感慨指出,客家移民因在福佬之後,多在台灣山邊或貧瘠丘陵區域發展,若移往都會區,也會刻意隱藏客家人身分,導致長期漠視自己的歷史文化與語言,加上客家人有「祖在家,神在廟」的傳統觀念,縱使客家基督徒可放下神佛,但難以捨棄祖先,這是大多數初代信徒面臨的困境。

荷治時期  商為重傳教順便

查忻(台北大學歷史系所助理教授)

【邱國榮專題報導】查忻表示,街坊書籍及教科書,指出荷蘭人來到台灣便開始殖民,同時進行傳教,但事實非如此,因為殖民與傳教,都非常耗費金錢,這對於將本求利的聯合東印度公司來講,沒有必要。

「宣教師抱著滿腔熱忱去到異地傳福音,這是我們的想像,但17世紀的荷蘭人,事實上沒有傳教的打算,甚至連殖民打算也沒有。」查忻說,荷蘭人1623年來到台灣,直到1630年才開始正式以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駐台灣經營。因為是以營利導向,所以荷蘭人在台灣的第一要務是賺錢,對於殖民與傳教等需花大錢又看不到盈餘的事情,根本沒興趣。

1629年,台灣發生了(台南)麻豆溪慘案,東印度公司於是採取軍事行動,基督教也因此被傳開來。由於東印度公司背後有大量武力支撐,之後,新港社人漸漸願意聽從東印度公司派駐來台的牧師的教導,根據史料,第一批接受洗禮的人數約有50人。

查忻說,西拉雅語言可以死而復活,要歸功於荷蘭人留下資料,荷蘭人用西拉雅語編寫超過350道題目的教理問答,格式與《海德堡教理問答》雷同,唯內容及註釋部分由駐台的牧師所編寫;也有馬太與約翰福音的西拉雅語聖經翻譯,166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另外,當時牧師寫講章是用西拉雅語,內容充滿跟本土對話的詞語,甚至還在荷蘭國內出版特刊,描述在台灣的宣教成果,記錄著受洗人數5400人,公司設立「教義學校」、培訓出50名台灣青年成為教師,這批人跟後來在清帝國時期被稱為「教冊仔」的人,是同一批人。

台灣宣教始點  有望往前推進

翁佳音(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宜瑩專題報導】從二次戰後的1970年代戒嚴時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參與美麗島事件及民主政治改革,在台灣社會發光作鹽。談到19世紀巴克禮、馬偕宣教師的第二波「大宣教運動」,再倒推到17世紀上半葉荷蘭、西班牙第一波殖民宣教,翁佳音直言,其實在1582年曾有船在從澳門往日本途中被暴風所破,擱淺在淡水河河口,倖存者還在附近山上豎立十字架。

長期研究台灣歷史的翁佳音說,非常感謝巴克禮、甘為霖等牧師用羅馬拼音把台語編成字典,他從這些紀錄中整理並找到台灣過去很多的史料,也常常在荷蘭、西班牙時期留下的文獻中,證明台灣基督教宣教史可以比現今通說的始於荷蘭時期,更往前推。

台灣基督教宣教史真的是從荷蘭人來台後傳入嗎?翁佳音說,根據史料,其實基督教來台宣教史可以更往前推,在1582年7月有一艘船從澳門載貨要開往日本,船上有2、300人因遇颱風而在淡水河口擱淺,倖存者曾在附近山上豎立十字架。

事實上,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穌會、道明會很早就在東亞進行宣教工作,馬尼拉、澳門、上海等地都因此出現大量基督徒,因此他認為,台灣基督教宣教史可以從荷蘭時期更往前推。根據史料,1715年,耶穌會士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曾來台灣調查,在台南還遇到一些會說荷蘭語、懂讀荷蘭書,還能用字母書寫的人。馮秉正甚至在這些人手中找到5本荷蘭書籍(摩西五經)的殘卷。

日台時空交錯  異域基督徒特色

高井由紀(台南神學院助理教授)

【邱國榮專題報導】高井由紀指出,1920年代,有一部分台灣的教會子弟陸續到日本留學,到了言論自由的社會後,很快認識到了自由主義神學,因而也接觸到共產主義及民族自決的思想。這群受到思想啟蒙的留學生開始在日本整合教會資源,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此外,1926年,日本的台灣基督徒也在東京設立「台灣基督教青年會」(YMCA)。

高井由紀說,台灣因屬殖民地,除了教會以外,台灣人無法在日本國內設立任何組織,於是,在日本的台灣基督徒整合資源,打算在日本成立台灣YMCA,但當時日本已經有YMCA,成立過程可說是一波三折。而留學生回到台灣,思想上幾乎都受到民族自決的影響,也遭到日本殖民政府注意,甚至被當成是排日分子。

當時在台灣的日本軍人、官員及民間人士,有許多是基督徒。高井由紀說,日本基督教宣教是從社會高層、受到教育的人民開始,而台灣基督教宣教則相反,是從社會底端開始。日本基督徒相當具有開拓精神,因此來到台灣的日本基督徒比例不低,根據1943年的人口統計,在台灣的日本基督徒占台灣總人口的比例,高於日本國內的人口比例。

高井由紀表示,日本人基督徒富有美國清教徒的開拓精神,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新領土,具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基督徒認為,甲午戰爭是一場文明對抗野蠻的戰爭,基督徒應該將文明帶到台灣,帶著信仰開拓精神來到台灣,「就像古代武士,日本基督徒對台灣殖民統治有強烈使命感。」

參與社運的  基督徒知識分子

王昭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理)

【邱國榮專題報導】王昭文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中後期,台灣人開始追求自主性,可是能夠做的事情有限,於是有基督徒知識分子,開始藉教會資源推動保存台灣人文化主體性的運動:推廣白話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及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王昭文指出,台灣知識分子為努力尋求自主空間,有妥協也有合縱連橫,並且借用基督教資源,發展出多角化的台灣意識運動。她特別介紹蔡培火、林茂生兩位基督徒,「不是一般被認為熱心服事教會的基督徒,而是在社會實踐中,懂得用教會資源的基督徒。」

一般既定印象會認為基督徒知識分子是教會長老,但林茂生從未擔任過長老。王昭文說,林茂生崇尚人文主義勝過基督教思想,他曾認真在《台灣教會公報》連載西洋文明史,可惜沒有連載完。而由他推動的台灣教育理念,主要是打破殖民統治的教育,他重視民主概念,人生而平等,自由與民主是人權;當時日本治理台灣的教育,只給予台灣人基礎教育,不重視台灣人接受中等教育及人文素養。此外,林茂生也觀察到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本結構問題。

王昭文表示,蔡培火雖在台南中會太平境教會聚會,但不太去教會做禮拜,原因是他偏向無教會主義,但他在日治時代,廣泛應用基督教資源進行了社會改革,並在日本透過基督教會,找到了在政治及社會皆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與社會人士,在日本國內為台灣人發聲,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不過,王昭文也說,二次大戰後,蔡培火選擇成為國民黨的幫助者,讓人很難替他講話。

傳道報國  日治末期糾葛心境

盧啟明(總會歷史檔案館主任)

【邱國榮專題報導】盧啟明說,研究《台灣教會公報》,可以發現在日治期間,教會對日本政府採取高度認同的立場,特別是在第一版的社論,都會呈現出肯定日本政府、宣揚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灣的報導。

盧啟明表示,傳統教會史常抱持反日史觀,反而忽視在日治台灣末期1935至1945年間,其實有不少台灣的基督徒認同自己身為日本帝國一分子,有「傳道報國」心志。他指出,這些基督徒未被二戰前後國家神道教教育所動搖,更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因此選擇與日本殖民政府、日本基督教會合作,以護衛台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他強調,不同時代的基督徒「傳道報國」的使命與身分認同,需要被回顧與面對。

現場也有與會者提問,《台灣教會公報》面對清帝國、日本帝國及中國國民黨專政等三個不同時代,對不同政府的態度是否不同?或是否當時代的政府有插手《台灣教會公報》?

盧啟明回覆,他為了研究台灣教會歷史,看遍了《台灣教會公報》史料,進而確定當時的台灣教會高度認同日本政府。他說,從事歷史研究需要看非常多史料,才能夠嚴謹地講出一句話,在全面檢閱、研究史料後,發現在社論與頭版,都會報導有關肯定日本政府與教會的消息,因此他敢說,當時教會的立場是推崇日本政府,也肯定日本基督教在台灣的宣揚。

多元時代  社會議題顯分歧

蘇國賢(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林宜瑩專題報導】蘇國賢以最近熱門的同性婚姻公投為例指出,此次投票結果與日前民意調查結果相符,也就是有7成民眾仍舊無法接受同性婚姻,可是經過交叉比對,台灣有高達8成的年輕人支持同性婚姻,也就是說,10年後再次舉行公投,很可能是有8成的人會支持同性婚姻。他指出,過去台灣教會界很少針對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表達立場,可是在政府推動多元成家政策的議題不斷發酵下,教會界在內部還沒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前,就開始動員參與反對同性婚姻的聚會及活動,導致很快被貼上保守標籤。

蘇國賢認為,過去政治光譜上分屬不同立場的華語及台語教會,照理說本可在同性婚姻議題上有合作機會,可是由於長老教會內部對同婚立場分歧,造成基督教團體無法採取共同合作模式互相支援,致使一些基督徒感到在身分認同上產生危機。

蘇國賢也坦言,若以科學的民調方式去檢視台灣教會各教派,其實大家的差異並非如歐美有保守派與自由派之分,反而多是屬於保守傾向,甚至縱使各教派牧傳在自由與靈恩傾向上有差異,可是基本上各教派的信徒差異並不大。他期望,台灣教會立場應保持多樣性與包容性,如此才能對台灣社會保有對話的能力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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