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懷安（壽山中會新生教會牧師）
我對新眼光讀經釋經的認知
我是在張立夫牧師當台灣教會公報社社長、陳美蕙牧師擔任總編輯的年代，開始寫每週新眼光信息。那是1998年，我從神學院畢業後，已在東部中會瑞穗教會擔任牧師7年。陳美蕙牧師在電話中，邀請我說：「寫《新眼光讀經》的牧師繁忙，你可不可以上場代打，趕寫幾篇？」我回應：「可以試看看。我一直都在寫講道稿，但只寫給自己看。我中文表達能力實在不行，讀經講道只有『跟』與『抄』，恐怕也沒有什麼新眼光。如果不好就不要用，或幫我改一改。」於是，管它什麼是新眼光，我就照著自己寫講道稿的方式寫，就這樣一直寫，寫到現在。（期間有3～4年因為中會公務繁忙，加上根據教會年曆安排的讀經，我不是很了解，而未參與。）
一直到1999年4月10日第51期《新使者》雜誌開闢專欄報導，加上2002年我參加新眼光寫作研討會後，才開始理解「新眼光」的讀經與傳統的釋經學，在進路與方法上與一般研經有什麼不同。
也因此，我逐漸在我的講道撰寫中，會敏感察覺到，如何從「我們」的進路，多角度切入，而不再只是固定、單向的「從聖經神聖文本的詮釋，來產生現代的信息。」我會開始想著「如何從記載著上帝啟示過去世界行動的文本，來搜尋今日隱藏的上帝啟示行動，並將它見證分享出來，成為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遇見上帝，與採取神聖行動的依準。」
回頭審視個人寫作經驗建構
何謂「我們」？這是撰寫《新眼光讀經》時，必須面對的基準課題。「我們」是指我與誰？以我最近用的約伯記講道為例：「我們」是指我與約伯；「我們」是我與約伯的三個朋友加以利戶；「我們」是指我與上帝、或與耶穌基督、或與聖靈；「我們」是指我與曾經是讀者的某人或某團體；「我們」是指我與現代的台灣；「我們」是指我與我的會友；「我們」是指我與一個事件或者是某個獨特處境的苦難；「我們」是指我某一個觀點或護教傳統的教義；「我們」是指我與我自己內心世界的掙扎……。
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必須容許聖經文本的邀請，讓自己成為聖經文本故事中的角色，將閱讀中「我與它的關係」轉化成更符合情境連結的「我們」，創造出一種「我與你」親密互動的關係。於是，聖經不再是「它」，不再是一個過往上帝行動的見證，而是引導我們認識上帝仍然存在的神聖文本。
1996年我參加台神舉辦的馬偕講座，由耶魯大學新約學亞伯拉罕‧麥赫比（Abraham J. Malherbe）教授主講「作為牧者的保羅」。在講座中，我突破了過去以一個「我讀它（故事）」的限制。我過去總是讀不懂保羅在寫什麼，但當我重新以「我與你」的角度進入聖經文本，理解保羅的文字，忽然間，當我成為了保羅，我開始讀懂了我與保羅共同成為牧者的體會，也了解保羅為什麼會說出這些話。
之後，我寫下〈保羅是我的牧師〉刊登在2332期《台灣教會公報》，記念我在釋經上的突破。文章結論如此寫道：「耶穌是我信仰的對象，保羅是我作牧者的模範。在我6年來找不到牧師牧養的缺憾中，他的牧者之言安慰了我牧者的心；他牧者的風範，讓我更確信了我牧者的形象。保羅雖然活在千年之前，他的話雖是為牧養初代教會信徒而寫，但他是上帝的僕人，他的書信是上帝的話，只有上帝的僕人所言上帝的話，才能超越時空，在今日的處境中，眷顧了我。」
至於，我如何才能理解、感受到「保羅是我的牧師」，那是另外一段歷程了。2000年，在另一場台神馬偕講座上，舊約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以「尋找一個代替方案」為題講列王紀中的幾個故事。這場講座提醒我，讀經與釋經需要被「想像力」充滿。閱讀需要想像力，才會被引導找到觸點，連結我們所存在的處境中，點燃理解力，去理解啟示。
幾次運用下來，我發現，當我的想像力觸摸到上帝的時候，我同時也會連結到地上的我們，從此時此刻的生活中，經歷了神蹟（聖經中的上帝）。我們若能夠藉由文字的表達，將理解寫下，就能夠將上帝在此時此刻行走過台灣的神蹟，化作永恆見證，傳遞給讀者，讓他們領受到打動他們向前行的那一股力量。
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還要重要。因為知識本身有其限度，想像力無窮。」如果我們還能將「想像力」化作文字，文字就不會單單作為溝通與理解知識的管道或工具，它還能轉化成為一種生命。而聖經，正是一本生命之書。
處境相異之下的多元新眼光
基督徒需要不斷重新閱讀聖經，因為它是一本充滿生命的書。2019年正好是新的一輪四年讀完聖經的開始，「每日新眼光」採取逐章、逐卷閱讀聖經，作為信徒個人讀經靈修使用；「每週新眼光」則繼續配合普世教會使用的「共同經課表」進度，安排相關經節短文，並提供給小組聚會閱讀使用。
讀聖經需要一輪一輪的讀。如果你相信聖經寫進上帝創造世界多元豐盛的百態，你就不能只讀某幾卷，必須一輪再一輪，完整的思索上帝所創造的整全多元。對於個別教會，牧師可以在某個時期按著教會的需要，讀某一卷經文；但面對眾教會，新眼光讀經的聖經詮釋必須更寬廣多元。
例如：申命記中上帝應許的賜福，與約伯記中約伯得不到上帝應許的賜福，還被誤解；保羅對政府的態度與啟示錄不同；四福音書相異；舊約五小卷（雅歌、路得記、耶利米哀歌、傳道書和以斯帖記）不同的人生觀；歷代志與列王紀的相異。不同經卷互相查考，才能理解不同經文所展現的豐富信息。
《新眼光讀經》是把讀經眼光放在台灣觀點的「處境化」聖經閱讀，這也是1998年，教會開始推動新眼光讀經運動的出發原點。期待台灣人從自己的處境讀到聖經的信息，讓全球化的福音觀點，因著我們的在地化而更豐盛。同時，也能促使改革宗教會「萬民皆祭司」信仰理念更深化。但同時，也因為處境化相異，我們會有了「新眼光夠新」？或這「眼光真的夠『在地』」的疑惑。因此，我認為新眼光讀經，不能完全從底層的處境觀點來訂定真理。因為它終究是屬三一神的眼光，原因有二：
一、因為處境有其階級、時代、不同觀點、不同環境的差異，處境是多元的，也會隨時代的改變。我們不該單以處境來決定聖經上帝的信息。
二、我們還是需要以更多元、寬廣的「我們」的角度來面對聖經神聖文本。如同包衡（Richard Bauckham）在《啟示錄神學》所說：「啟示錄的神學極為處境化，第四章的視象所針對的問題是：上帝是誰？這跟約翰讀者所處的世界有著密切關係。這並非說處境決定了人對上帝的了解，因為我們同樣可以說，約翰對上帝的了解決定了他作為先知如何了解處境。」
《新眼光讀經》手冊寫手在寫作的時候，必然無法有一致的觀點、一致的處境，例如：原住民牧師在寫到部落與文化傳統的處境時，平地的兄弟姊妹就無法完全理解。面對有人提出「處境不同，理解不同」造成的困擾，我的回應是：「在《新眼光讀經》手冊的留白處，你可以寫下自己處境下所看見的新眼光，與『我們』的新眼光。」
這就如同我撰寫《新眼光讀經》時，也會遇到的問題。有時候我的處境也不是我的處境，而是我身旁兄姊的處境，而我們在當中一同經驗見證故事。
另外，雖然這並非我的專業，但我想也許新眼光讀經運動未來可以藉著網路，建構新眼光處境查經留言板。不過，寫手與讀者彼此的心臟要夠大顆，願意彼此寬容、接納不同觀點。否則研經心得交流，很容易流於意識形態的信仰告白，信徒選邊站的論戰。參與者必須有所限制，或者參與處境回應分享的開放時間，也必須只限於當天閱讀的領受。否則會有面臨被一堆阿狗阿貓洗版的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