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默許惡行是不是一種罪？」5月4日下午，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於高雄三餘書店舉辦「從沉默到沉默的島嶼——以國內幾起校園性侵事件為例」座談，邀請報導文學著作《沉默》、《沉默的島嶼》的作者陳昭如擔任主講人。陳昭如開宗明義拋出問題：校園性侵事件中為何總有人選擇沉默？有可能是沒想過會悲劇就發生在周遭；然事實上，在2014年、《沉默》出版當時，據統計台灣校園每天發生1.2起性侵案；其他原因也有可能是利害關係或對真相恐懼等。
陳昭如舉出真實案例（為保護當事人隱去校名、人名），想與聽眾們討論「沉默」的原因。案例一是「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數年內發生超過百起學生對學生間的性侵、性騷擾案，校方自行統計為71件，但隔年監察院調查確認是164件。行為人與被害人皆是聽語障礙，年齡從小學二年級到高中三年級不等；其中「男性對男性」案件比例佔6成，而被害人轉為行為人比例佔3成。
根據校園圖，除了校門和警衛室，幾乎每個校園角落都曾有性別侵害案件發生，最主要案發地點是宿舍和校車。根據學生描述，校車上有侵害事件時，向老師報告卻被告知「你不要管，回去坐好」，後來該老師表示沒有處理的原因是「不知道該怎麼辦」，過去曾經上報卻也被校方忽視。該案件中，沉默不是因為聽語障礙，而是沒人願意傾聽、相信孩子們的求救。
大人是真的不知情、假裝不知道、還是不知所措？陳昭如表示，她可以理解師長們處於「沉默」環境的壓力、恐懼與為難，但不代表可以接受。經過採訪，曾有老師發現孩子們以手語在談性侵，當下該老師覺得「小學而已、怎麼可能有這種事？」但就因為這種不敢相信、不願相信，可能錯失阻止悲劇的機會。
另一方面，陳昭如發現該學校過去完全沒有性教育。學生們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界線無知，因此當他們性萌發且有性需求時，就會順從自身的需要。或者是想要在同學間建立權威時，學生們會將「性」當作施壓手段；而認為性暴力可以成為權控方式，有可能出自過去被傷害的經驗。
案例二是「東部某小學體育老師性侵學生案」，至少4人受害，且該校前後任校長與主任早已知情，卻沒有上報。一名六年級受害學生本選擇忍耐，但後來該師開始騷擾學妹，她才決定舉報。然而學校處理方式是將該師調離教職，並派他負責性侵害防治業務，目的是「為了讓他更了解性平」。
對於知情不報，校長表示「這種事不好當面問，有勸該老師要注意利害關係」「以為疑似性侵就不用通報」，而其他任校長與主任的說法是「以為是單一事件、不嚴重」「以為是個案、老師也說他會改」。雖然最高法院曾說明「被告真心悔過，常到教會懺悔」，但這無法回答受害學生們的疑惑：大人明明知道，為什麼要讓其他妹妹繼續受害？
案例三是「中部某小學音樂老師性侵學生案」，該師藉由職務之便，連續多年性侵數名男童，還專找乖巧的資優生下手。受害學生打算自行蒐證，討論時被家長聽到，剛開始家長還以為是猥褻事件，而校長也表明會處理；沒想到校長讓該師謊稱病假而非停職，甚至協助該師銷毀裸照等證物；也未通知家長就召開性平會議，也不給家長們看調查報告。校長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給老師一個機會，不要毀了他的前途」「為了孩子與大家好、不要二度傷害」；該案件後續處理只能靠家長們自力救濟。
雖然多起校園性侵案件促成相關修法，例如修正《教師法》狼師條款（經性平調查屬實一律解聘、停職接受調查期間不得領半薪）與《性別平等教育法》增設36-1（隱匿犯罪者或相關證據者也有相應法律責任），但案件不只是處罰問題，還涉及「對惡行沉默」的思辨。
陳昭如以「邪惡的庸常性」進一步說明。該名詞由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主要是談納粹「終極方案」（如送進毒氣室等）執行者艾希曼（Eichmann）。根據描述，艾希曼看起來不像惡人，穿西裝、帶眼鏡、長相斯文、聲音柔和。在審判過程中，艾希曼聲稱自己不討厭猶太人，他甚至會幫猶太鄰居澆花，而他的惡行是奉長官命令行事。
所謂「庸常」意指缺乏思考，並非無知，漢娜・鄂蘭認為希曼或許並非天生邪惡，只是沒有判斷力和反省力，所以把選擇與責任丟給別人承擔；也因此雖然艾希曼最終被判死刑，但說不定他自始至終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回到為何沉默這個問題，陳昭如認為有些人是敏感度不夠、真的不知道，有些可能是害怕被連帶咎責或影響後續人際關係等。陳昭如明白要求每個人都站出來捍衛公義或許是高道德標準，「但我們身而為人，不就應該以此自期嗎？」如果法律不能達到預防，就應該回歸道德訴求，就如同德雷莎修女曾說：愛，是在別人身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陳昭如強調，出書不是為了檢討、批評認真負責的學校或老師們，只是每個人都是有限的，每個老師也有各自的專業，不懂性平知識應該要學習，並非出事後認為「我不懂，所以不關我的事」，「老師保護學生和教導什麼科目無關。」另外，她特別感謝受害者與家屬們的信任與分享，她希望透過書籍，人們能更明白受害者與家屬們的痛苦，並更關注相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