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睦群（淡江大學歷史系、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社會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主要起始於1987年，長老教會也在該年舉辦了三場二二八事件的聯合紀念禮拜，成為迄今依舊持續的重要事工。此外，總會在1988年就將每年的2月28日訂為「公義和平日」，也於1990年發表〈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的道歉〉，首開台灣基督宗教團體之先例。但是站在塑造集體記憶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對於長老教會本身而言，至今依舊聚焦聯合性質的二二八紀念禮拜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那畢竟是解嚴初期的時代產物。
其實在1990年，《台灣教會公報》的社論就出現過每間教會都應該舉行追思祈禱會的建議，呼籲牧長就近邀請受難家屬一起來參加，但這在當時是有困難的。除了受難家屬「難尋」「難請」外，台灣民眾對二二八是陌生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顧忌與害怕。因此在客觀條件尚未成熟下，聯合性質的紀念禮拜自然較為適合，受難家屬的發言與政府的回應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二二八事件在解嚴初期是相當熱門的話題，但當話題已不再新穎，受難家屬亦不斷凋零，聯合禮拜參與者的平均年齡更逐年上升。其實，早已是時候回應1990年的社論，將二二八事件深入每間教會的主日，否則無法形塑教會內部自身的集體記憶。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到，共同語言、儀式與印刷傳播為塑造想像共同體的重要條件，進而成為民族主義的起源。當固定禮拜與其儀式的實踐者為全體信眾時，其衍生經驗便為其所共享，進而打造專屬彼此的集體記憶。但長老教會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模式中，並未透過地方教會的儀式打造全體信徒的集體記憶。聯合禮拜看似聚焦且與會者眾，事實上卻失去的更深、更多，並且逐漸走向不可逆的式微之途而不自知。因為選擇「不參加」的人遠遠勝過「參加」的人數。假設地方教會的紀念主日是形塑集體記憶的關鍵，除了主日禮拜的進行之外，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起草共同的「二二八事件信仰與歷史告白」的必要性，而非把問題徒留給地方教會的牧長。
在二二八禮拜的信仰意義與歷史論述上，長老教會總會有其責任在一定的高度上為了共同的告白而努力，形塑具有信仰精神的集體記憶。否則信徒的二二八事件集體記憶之建構將獨立於教會之外。缺少來自教會本身的形塑，一般會友只會越來越無感。不然再過20年，屆時可能連聯合禮拜都要辦不下去了，屆時二二八事件的紀念，在長老教會大概真的要斷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