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踏查 尋訪甘為霖

編按 :1871年來台宣教的蘇格蘭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年),被認為是台灣從事現代化盲人教育的第一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邱大昕研究台灣盲人歷史時發現,研究盲人點字系統演變,必須實際找尋甘為霖最早製作的點字書並考察,但國內關於甘為霖生平的資料不多,因此他於今年6月23日至7月6日期間赴英國,希望能在幾個重要圖書館裡找到更多甘為霖、其家族與相關書信等資料;此行也順利尋獲甘為霖的墓地、墓碑。
邱大昕指出,在台灣,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牧師潘稀祺曾著作專書《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傳》,以及長老阮宗興也曾研究甘為霖,感謝這些前輩定下的基礎,助他獲益良多,並得以持續前進。

│專題報導/林婉婷│  │相片提供/邱大昕│

Q:請簡單自我介紹現階段職務與研究方向、學習歷程、興趣啟發……等。

A:我主要從事身心障礙研究,特別是台灣盲人歷史。甘為霖是台灣第一個從事盲人教育的人,因此對他特別感興趣。


Q:你決定赴英國查詢資料、進行研究,是因為甘為霖從事盲人教育與就業服務事工,但國內相關論述較少,所以希望發掘更多第一手資料嗎?

A:有關甘為霖為什麼會從事盲人工作,過去常聽到幾種說法:一、甘為霖本人有一隻眼睛視力不佳,因此對視障者特別能感同身受。二、當時台灣盲人眾多而且生活可憐,容易引起外國傳教師的同情。三、「重見光明」在基督信仰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耶穌就是讓盲人看見來傳播仁慈、博愛的精神。不過從當時台灣的實際情況來看,任何單一原因的解釋都不太有說服力。

首先,19世紀從事盲人教育的宣教師大多視力沒有問題,視力不良的也不見得就一定會從事盲人工作。因此甘為霖的視力和盲人工作,沒有必然關連。

其次,台灣盲人的就業情況不見得比英國更糟,當時英國盲人也是苦無出路,尤其工業革命後盲人的生活更為困難。當時在英國,很多盲人受了5、6年的教育後,仍無法靠習得的技藝自給自足,必須接受社會救濟。

第三,當時母國教會對各地宣教師的盲人工作並不熱衷,甘為霖創立盲校的經費,是他利用回英國休假時籌得。回台後,甘為霖擔心該筆經費會被挪作他用,因此特別在廈門的「香港與上海銀行」開戶設立「台灣盲人基金」(Fund for the Blind in Formosa),使該筆款項只用在盲人福利事業上。我想,如果多了解當時英國盲人的情況,或許將有助於了解甘為霖的盲人工作。

早期台灣盲人點字的演變也是我感興趣的題目之一,因此必須找到甘為霖最早製作的點字書,才能知道使用的是哪種點字。另一個讓我想去英國找資料的原因,則是因為台灣有關甘為霖生平資料太少。甘為霖雖然著作等身,但在書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個人生活,也不太對同事提起年輕時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事情,一般人對他的過去了解很有限,我才想說看能否到英國找到更多關於他個人的生平資料。


Q:此行蒐整資料的規劃、歷程、所獲新知、所遇之事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

A:去英國前,已在台灣將所有大學及神學院圖書館收藏的相關資料找過一遍,包括中原大學基督教史料室所收藏的台灣唯一一套「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檔案微縮史料」(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另外,也先透過網路搜尋英國幾個重要圖書館,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及蘇格蘭國家圖書館等的館藏目錄。很多資料都要事先申請,預約好抵達時間才能順利取得。

在英國找資料時得到許多人的幫忙,英國的圖書館員都很熱心,就算一時找不到,找到後也會寫信通知。早期人口資料很多都是公開的,在台灣就可以透過網路付費瀏覽、下載,希望台灣的戶政單位也可以學習這點,不僅增加政府收入,對歷史研究也會有很大幫助。另外,我在亞非學院還碰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院史文物館的研究團隊,他們和亞非學院有正式簽約,計畫逐批將和彰基相關的歷史檔案拍照建檔,將來的研究者就不用老遠跑到英國去找資料了。

尋找甘為霖墳墓的過程也很辛苦。一開始不知道要去問哪個單位,問到以後發現墓園很大,至少有上萬個墓碑,而手上的資料只有墓碑編號和大概位置圖,好像大海撈針一樣。由於年代久遠,有些墓碑當時沒打上編號,有些則是風雨侵蝕,字跡模糊難以辨識。而且有些墓碑都已經折斷傾塌,還得一個個扶起來看上面的字。墓碑都是石頭做的,有的很重,搬了幾塊都看不出半個字,心裡覺得很挫折。
當時想如果無功而返,回去後一定很懊悔。於是鼓起勇氣再次向墓園管理單位求助,沒想到隔天他們派了三個工作人員來幫忙。由於時代久遠,墳墓排列也不是很整齊,加上William Campbell在英國是個很常見的名字,所以他們也找了很久。中間找了幾個可能的墓碑讓我辨認,看看上面的描述是否符合我要找的對象。在不抱太大希望下,最後真的找到尚稱完整的甘為霖墓碑。我當時真的非常興奮和激動,墓園的工作人員看我那麼高興,還以為甘為霖是我的親戚,主動說要幫我和甘為霖的墓碑合照。我真的非常感激這些善良英國人的熱心協助。


Q:在比較有關甘為霖事工資料時,是否發現台灣特別缺少哪方面訊息或論述呢?又或是其中是否有相出入者?

A:過去關於甘為霖的記載有許多錯誤或不清楚的地方,比方大家都說甘為霖創立的盲校叫做「訓瞽堂」,然而甘為霖自己從來沒有給這所學校取過名字。當時《台南府城教會報》中若泛指中國或日本盲人學校時,會以開頭字母小寫的chhiⁿ-mî-h 或 chheⁿ-mê-h(青盲學)稱之。如果是特別指台南盲校,則以開頭字母大寫的 Chhiⁿ-mî-h 或 Chheⁿ-mê-h 或 Chhiⁿ-mî-h-tn̂g(青盲學堂)表示。畢竟只有一所盲校時,沒有必要特別為它命名。唯有需要與其他地方的盲校做區分時,才會在前面加上地名,像是「泉州盲校」。

「訓瞽堂」一詞最早出現在1897年8月《台南府城教會報》第149卷第59頁的〈Chhiⁿ-mî-h〉一文,當時台灣已經被日本統治兩年,而這所盲校在同年3月就已經關閉。「訓瞽堂」的「訓」字常見於日本盲啞學校的校名,如「東京に楽善会訓盲院」、「横浜訓盲院」等。而「瞽」字則常出現在中國盲校的名稱,如「啟明瞽目院」、「振瞶瞽目學校」。所謂「訓瞽堂」很有可能是將日本的「訓」與中國的「瞽」結合而成,後來的人沒有仔細考查,以致以訛傳訛。


Q: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與服務,歐洲經歷過機構化與去機構化過程,甘為霖在台事工是否也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呢?

A:19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雖然有少部分身心障礙者是由宗教或醫療機構照顧,但絕大部分障礙者會結婚、生養子女,並和家人居住在社區中。除非障礙程度太嚴重,否則他們都有工作。生活也許不容易,但並沒有社會隔離這回事。這點在台灣過去也是如此。

19世紀,身心障礙者的機構照顧開始普遍,出現許多收容所和庇護工場。儘管如此,當時大部分的盲人都不是住在機構。以1853年為例,全英國有3萬名盲人,其中有3000人是21歲以下,這之中約1200人進到機構或學校短暫居住或訓練;21歲以上的2萬7000人中,僅約1000人領到每年10磅的慈善團體救濟金,其他有1萬至1萬5000人是靠乞討或教會救助維生。

甘為霖設立盲人學校並不算讓盲人教育「機構化」。盲生平時和明眼人一起作息、禮拜,上幾年課後,除了少數留在教會工作外,絕大多數還是回到原來的社會生活。


Q:當初甘為霖為盲人就業問題經歷多方嘗試與挫折,若從現代觀點遙想過去,當時盲人就業是否有什麼解決之道?

A: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能從事什麼工作和當時生活環境密切相關,現在盲人可以謀生的方式,換個不同時空環境不見得就適用。甘為霖並不是只從英國移植制度來台灣,他也試圖從本地經驗來尋找適合盲人的工作。比方甘為霖曾於1894年8月透過教會報紙舉辦徵文比賽,希望各地弟兄提供他們的觀察和想法,第一名賞7個銀錢,第二名5圓,第三名3圓。隔年選出2篇獲獎文章,一篇刊在《台南府城教會報》,另一篇刊在《漳泉聖會報》。

當時,在北京有一位蘇格蘭宣教師穆威廉(William Hill Murray,1843~1911年),同樣來自格拉斯哥,也做盲人教育。他的企圖心更大,他發明一套稱為「數示」(numeral)的點字系統,將中國北方語言簡化為408音,然後用數字代替中國文字;據稱這套系統可以讓盲人在6週到2個月時間學會讀聖經。如果這套系統能在中國普遍使用,不僅盲人可以和明眼人一樣閱讀,甚至可以讓盲人成為明眼人的老師,教不識字的婦女、小孩讀書。

當時中國文盲比例很高,宣教師希望透過文字的改革,一方面減少文盲,二方面創造盲人工作機會。可見這些宣教師並非只是墨守成規,而是積極透過各種途徑解決盲人問題。儘管好像沒有成功,不過事情成敗很難僅由某個時刻來判斷,因為播下的種子最後常在沒有預期的地方發芽。


Q:甘為霖在台灣經歷不同政權轉換,當時針對盲人的國家政策與社會觀念,是否也會因為政權不同而轉變、改觀?

A:甘為霖對日本政府頗有好感,對被日本統治的台灣也抱有很高期待。他認為日本比清帝國對外國人更友善,也更願意接受新觀念和做出改變。1897年台南盲校關閉後,甘為霖就鼓勵和協助郭主恩、蔡谿、陳春等三位盲校畢業生前往東京盲啞學校就學。

蔡谿、陳春兩人因個人因素提前回台,郭主恩則於1900年學成後,進到台南慈惠院剛成立的「盲人教育部」任教。按摩是日本盲人的傳統行業,甘為霖認為台灣過去沒有這種傳統,因此盲人可能難以靠此謀生。加上當時西方剛興起的復健按摩常和色情產生關聯,因此甘為霖尤其不贊成女性盲人從事按摩工作。

日本剛占領台灣時,台灣受過日本教育會講日文的人很少。甘為霖曾向日本政府建議讓受過教育、能說流利日語的盲人到政府部門從事通譯工作。不過從事按摩工作的收入其實相當好,1900年,日本從內地招募大批土地調查人員來台投入土地調查工作,陳春、蔡谿每年收入高達400圓。而當時公學校老師月薪不過十多圓,因此1903年郭主恩也離開盲校自行開業,從事按摩工作。

日本統治初期,盲人教育並非優先項目。如果不是甘為霖積極遊說日本政府支持台灣的盲人教育,台灣盲人也許會更晚才開始從事按摩工作。


Q:請問接下來的研究規劃大致方向是否已決定?又或是針對甘為霖的這些資料,將會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呢?

A:會整理目前蒐集到的一些甘為霖成長與家庭背景資料,寫一篇比較詳細介紹資料尋找過程的文章。至於書信部分,因為字跡不易辨識,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有辦法整理出來。

尋找8000分之一奇蹟

【林婉婷專題報導】邱大昕尋獲甘為霖的墓碑是個意外驚喜。他說,甘為霖在英國並沒有受到極大重視,英國幾百年來送了8000多名宣教師到世界各國,而台灣只是一個小國家,比他有名的人實在太多了,能尋獲保存完整的墓碑實屬難得。

但也因為如此,甘為霖與其他國外宣教師不為個人成就、遠赴他鄉宣教的精神著實了不起。邱大昕回憶,6、7月的英國天氣還很冷,甘為霖從那麼寒冷的地方來到濕熱的台灣,生活習慣也完全不同,但他在台灣服事的時間,前前後後加起來超過住英國的歲月,這是讓人尊敬之處。

邱大昕指出,甘為霖並非獨自從事盲人事工,期間有許多幫助他的人;有些盲人學生在盲校結業後選擇留下、繼續協助其他新生,成為同工。他當時也經常使用《台南府城教會報》作為推廣盲人事工媒介,例如1891年新聞介紹盲校與宣傳招生;1892年刊文說明盲人識字、讀書的益處;1893年明確點出只有識字不夠,盲人還需要有謀生技能,因此盲校安排手工藝與編織課程等。從中看出經歷不斷觀察、分析台灣盲人處境,在各種嘗試後,在1894年舉辦徵文比賽、廣納各方建議。巴克禮也在各方面協助甘為霖,例如曾陪同盲生前往日本辦理入學及住宿手續。

對於甘為霖性格與評價,各界有不同說法,這也是為什麼需要更深入研究甘為霖的生平。就邱大昕目前分析,甘為霖性格固執、不夠圓融,也曾與其他宣教師有過衝突。

邱大昕明白教會界較少談論這類型的故事,但對研究者而言,「這樣才是真實的人,沒有人是完美的,他會有他軟弱的地方。」「一般談宣教師常常只講某一面,但是有點缺點,才像個人、才更親近。」就算不為推崇宣教師個人,持續研究這些歷史,也是為了能在論述時傳達正確知識。

【甘為霖著作】

甘為霖(1841~1921年)是蘇格蘭格拉斯哥人,在台灣宣教長達46年(1871~1917年),是巴克禮之外,在台時間最久的宣教師。甘為霖在台期間除了宣教,亦出版眾多以台灣為主題的作品。

《甘為霖台語字典》(舊稱《廈門音新字典》,俗稱「甘字典」)是台語白話字名著,出版逾一世紀,至今仍持續發售。內容按羅馬字母順序排列,蒐集超過1萬5000個漢字與近2萬5000個白話字,是學習台語的重要工具。

《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是甘為霖趁著休假空檔親自前往荷蘭,訪問許多大學圖書館和政府機構,蒐集並翻譯荷蘭統治台灣時期的史料。包含當時的書信、教義問答、傳教方式及範圍、國性爺入侵導致荷蘭宣教事工終止等17世紀基督教在台灣的宣教歷史及社會情況。

《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台灣筆記》 記錄甘為霖在台宣教足跡,詳細記載各種親身經歷,包括吃老鼠肉當早餐、跌落深溝、遭到暴徒追殺險喪命等記事。甘為霖在自序中表示,期盼本書成為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50年的見證。書中記錄甘為霖的工作方式、所碰見的困難與鼓舞,而最重要的,是上帝透過軟弱的器皿來完成偉大與榮耀的目的。(整理/陳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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