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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裡的文學家
◎林佩蓉（台灣文學館研究員）
2019年，台灣銀行、第一銀行成立滿120年，兩甲子的歲月裡，台灣銀行是國家經濟的指標，也是人民儲蓄的大水缸，重要性不言而喻。
銀行除了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銀行員本身也是讓人可求一頓溫飽或實踐理想的工作。有幾位知名的台灣文學家，皆是一邊撥打算盤、敲打計算機，一邊振筆疾書、妙筆生花，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在台灣銀行成立滿120年之際，我們可以回望作家筆下的銀行員面貌，以及作家如何從事一份可領固定薪資的正職工作。對於作家而言，相較於寫作，銀行工作可謂是「副業」。
台灣銀行伊始
1895年5月，日軍登陸台灣，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在本國宣揚帝國主義並實際展開擴張行動，一方面在殖民地台灣實驗。從人口調查到經濟制度，日本將本國制度整理成一個個模組，到殖民地來施行。
1897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台灣銀行法》，同年11月，成立台灣銀行創立委員會，展開籌備台灣銀行的工作。1899年6月，株式會社台灣銀行成立。儘管台灣總督府竭力邀請台灣仕紳參與，但台灣人對這樣官方主導設立的銀行並不是那麼放心，於是後來由台、日資本家另行發起，創立了台灣貯蓄銀行。
台灣貯蓄銀行如其名，是以經營存款業務為主的銀行。最初3000股的股份中，超過2000股由11位發起人持有，而且都是日本人，其他的餘股則由一般大眾認購。
根據1899年11月25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當時林本源、李春生、辜顯榮、王慶忠、陳浴、李秉鈞、陳志誠等台灣重量級商人、地主都認購了股份。1912年銀行合併時，板橋林家和李春生兩位股東甚至晉升為大股東之列。可見隨著時間發展，台灣籍資本家日漸熟悉銀行體系，投入更多資金於銀行業，促成台灣金融資本的流動。
這兩家銀行突顯了一個事實，即日本作為殖民者，仍必須與殖民地的地方資源整合，借力使力，才能建立帝國在地化的版圖。
銀行員樣貌
在殖民地的銀行裡，銀行員的工作是什麼樣態？根據民視「台灣演義」在2015年拍攝的影片，資深銀行員的回憶是：坐在醒目櫃檯的，以日本人為主。無庸置疑的，日本統治者根深蒂固視台灣人為次等，普通的台灣人只能忍氣吞聲工作。
台灣文學作品深刻地描述了這些情景。新竹客籍作家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在幾部經典的作品裡，刻畫了這樣的情形。
1930年3月自台灣商工學校畢業的龍瑛宗，經學校老師佐藤龜次郎介紹進入台灣銀行任職，4月即被調往人生地不熟的南投分行。這樣的調度對龍瑛宗的身體與心理造成了負擔，一向內向的他，在使用日語、福佬語及客語轉換上遇到困難，以致被銀行的經理斥責：「不會講台灣話的台灣人在銀行沒有用，即刻辭職好了。」在龍瑛宗撰寫的〈斷雲〉中，他化身為主人翁杜南遠，經受語言的差異及日人有意的操弄，雖感冤枉也只能忍氣吞聲。為了生存下去，人生充滿血淚及寂寥，持續往前的動力，就是文學了。
藉文抒懷
另一部讓龍瑛宗揚名日本文壇的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主角陳有三是會計員，隱忍現實中對台灣人不公的待遇，心懷夢想卻不斷被殘酷事實打敗。龍瑛宗獲獎後，日本文壇相關報導裡，多評論此作品具現實性且質樸，作者情感纖細。龍瑛宗發表談話時則提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核心是想呈現台灣知識分子的面貌，及此族群承載的社會、經濟方面壓迫，藉由薪資階級（職等、薪水）、婚姻（聘金制度、早婚、婚姻買賣）等，描繪既比上不足又不願意比下墮落、身處社會中間層的苦悶生活。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人翁陳有三，被好友戲稱為「可憐的光頭唐吉訶德」。陳有三砥礪自己要走文官之路，視為立身處世之道，卻受到同伴間的質疑：「你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你的是什麼？」
追求更高的理想，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窘迫情境裡生存的力量與依據。陳有三被好友嘲諷：「從前的人單憑獨學力行便可立身處世，但現在還有人抱著這種古色蒼然的理論和理想，不得不說真難能可貴啊！」「在二十歲、內人十九歲那年結婚，現在才剛到三十，小孩卻已經多達五個，老么現在患著肺炎，所以這個月又是紅字，但實際上薪水遲遲不升，就是現在也低得不像話，生活費越來越高，真受不了。」
貧困的氛圍中，日常生活中的痛苦指數不斷攀高，該如何是好？種種有形無形的逼迫，將陳有三的夢與理想推到黑暗的角落，直到社會主義青年林杏南的長子出現。
林杏南長子僅僅23歲，他依然願意相信：「面對這個陰鬱的社會，就要以正確的知識來看清歷史的動向，不要陷入徒然的絕望和墮落，必定要正直地活下去。」這樣的信念是否紮實打進陳有三日趨軟弱的內心，成為這部小說餘音繞梁、引人無限思想的結局。
小說之外的真實生活，龍瑛宗為了一頓溫飽而工作，即使懷著當全職作家的夢想，也沒有條件真的實踐。現實的困境、經濟的需求，陳有三身上有作者投射自己的影子。
反映真實人生
1946年為躲避戰爭，自中國廈門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劇作家姚一葦，也是一位銀行員。他在詩作〈乙亥新正整理舊稿因賦〉（1995年）中如此自述己身：
闔扉無事過新年，贏得閒身理舊篇。
拂去塵埃還面目，莫生意樹養心田。
少時妄作乘風夢，投老徒存買棹錢。
幸有虛懷能自惜，不留汙跡在人前。
這是姚一葦晚年的感慨。銀行是職業，文學是事業，有了事業賦予的志趣和理想，才沒有變成金錢的奴隸。姚一葦的一生與銀行員的生活相繫，36年的銀行員生活，交織他一生的文學，孕育他在文學世界中擁有古典與現代交融的眼光與智慧。
日本殖民帶來近代文明，許多建設造就台灣邁向近代化社會，然而被殖民者的工作權利、尊嚴，並不在這些所謂的進步中被關照，掌權者以自己為尊，藐視一切造物主創造人所賦予的自由、平等之權利。龍瑛宗等人用筆記錄，將真實生活中的感嘆、掙扎、困境與盼望寄予作品，發展出鮮明的角色，讓讀者遙想、記憶、省思。
註：資料參考「台灣銀行」、「台灣貯蓄銀行」維基百科。
台灣民間企業的現代化
1895年，日本依據《馬關條約》占領台灣。21年後，即1916年4月，台灣總督府出版了一本權威性的《台灣列紳傳》，收錄獲得配戴紳章的1000多名台灣人，除詳列每位傳主生平，並記載部分富紳當時的身家財產。
該書雖全然未列出板橋林家家族，但由當中記載已隱然可以看出當時全台的五大家族。由其他資料查知，全台最富有的家族，一直非板橋林本源家族莫屬，排名第二則為霧峰林家，第三為台北李春生家族，第四為高雄陳中和家族，第五為鹿港辜顯榮家族。事實上，板橋林家及鹿港辜家，事業主要集中在台北市。我認為，兩年之後，當基隆顏雲年、顏國年兄弟與日商三井合資成立台陽鑛業株式會社後，顏家快速茁壯，於是成為全台第六大家族。
民間銀行興起
1915年12月18日，新高銀行在台北市成立，台灣民間企業開始踏上現代化之路。新高銀行係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位留美學經濟歸國的學人李延禧所設立，他是台灣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位思想家與貿易商李春生之孫。
新高銀行創立時，資本金50萬日圓，1918年增資至200萬日圓，1920年更急遽增資至800萬日圓，成為全台第二大台資企業，僅次於華南銀行。華南銀行為1920年1月9日由板橋林熊徵集合上海、福建、廣東、香港及南洋眾多資本家成立，資本金1000萬日圓。
新高銀行最大股東為台北李春生家族，其次為板橋林家及台北主要茶商如陳朝駿、李萬居、郭春秧等。當時北台灣茶業蓬勃發展，主要市場在南洋，尤以印尼為盛。因此，新高銀行的成立，在促進當時台人南洋貿易上厥功甚偉。
新型企業創立
1920年是台灣企業發展至為關鍵的一年。除了前述全台第一大民營企業華南銀行成立外，另有兩家新型大企業成立，一為日治時期獨一無二、僅此一家的產物保險公司「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一為以促進南洋貿易發展為目的而成立的「南洋倉庫株式會社」。這三家當時為全台最大的民營企業，都在1月成立，主要股東涵蓋了全台六大家族，可推論當時台灣人正順勢利用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積極作為。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於1920年1月10日在台北市成立，是李延禧與日人益子逞輔苦心籌備成立的新興企業，資本金為500萬日圓，由李延禧父親李景盛任取締役社長（董事長），最大股東是李春生家族。其他主要股東有板橋林家的林熊光（第二任董事長）、林柏壽；霧峰林家的林獻堂、辜顯榮家族的辜皆的、陳中和家族的陳啟貞；台北著名茶商陳朝駿、吳文秀、郭邦光；米商吳澄淇；台北郭廷俊、張家坤、淡水洪以南、新竹鄭肇基、台南許廷光等名人。之後，基隆顏國年亦加入取締役（董事），成為日治時期全台唯一六大家族均參與投資的企業。該公司投資人中，先後擔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會員的更有李延禧、林獻堂、許廷光、顏國年、陳啟貞、郭廷俊、林熊光等，彰顯李延禧實對台灣早期產業貢獻重大。
南洋貿易熱絡
1920年1月15日，南洋倉庫株式會社也於台北市成立，資本金同為500萬日圓。這是以林獻堂為首成立的另一新興企業，由林獻堂任總理，顏國年任副總理；林熊徵、上海盛重頤（中國首富盛宣懷五男，林熊徵夫人盛關頤之兄長）、新加坡江孔殷、王文達等任取締役；簡阿及爪哇（印尼）顏鴻儀任監察役後；南洋茶商郭春秧任顧問。
南洋倉庫主要目的為促進台灣與南洋間貿易，是林獻堂一生中最早、最主要的事業之一。資料顯示，南洋倉庫的成立，應是為了配合當時成立未久、以南洋貿易為主軸的全台最大貿易商──振南貿易株式會社。
振南貿易係1919年8月6日在大稻埕成立，資本金50萬日圓，由台中州富商蔡蓮舫出任取締役社長，張舜臣出任專務取締役，林獻堂、林熊徵、顏雲年及辜顯榮等則出任取締役。從兩家公司的投資人重疊，可看出林獻堂實居主要地位。
文化啟蒙奮起
另外，從台灣文化及政治啟蒙運動而言，1920年亦是至為關鍵的一年。是年1月11日，在蔡惠如財力支持下，東京台灣留學生組成新民會，研討台灣所有應改革事項，以文化之向上為目的。
同年7月16日，新民會決議創刊《台灣青年》雜誌，做為台灣人民之喉舌。蔡培火剛於3月自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是第一位自該學校畢業的台灣人，也是虔誠的基督徒，被任為首任編輯兼發行人。該刊成為日治時期台灣第一大報《台灣新民報》的前身。
而後於11月28日，蔡培火等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富士見町教會開會，對當時台灣總督府諸多專制措施提出嚴厲激烈的批評。會後，主張台灣自治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便成為東京全體新民會員努力的目標，而蔡培火此後即積極協助林獻堂推動此運動。
經過14年的努力，最後在台灣總督府的高壓下，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無疾而終，但也把蔡培火鍛鍊成一位全台知名、熱誠的社會運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