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台灣教會公報社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自12月10日國家人權日起，至明年3月14日，每個禮拜六下午3點至4點半，在公報社台南門市放映一系列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歷史紀錄片，本新聞專題為各片精采摘錄。
正義長路堅持到底│謝聰敏│台灣彰化│
【謝明儒整理報導】謝聰敏出生於二林，當地曾發生二林蔗農事件，他從小就聽家鄉人說日本殖民政府的事，養成他日後為人打抱不平的個性。
不如一般受害者滿有抱怨，謝聰敏在影片中很高興分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1964年，他和彭明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捕，並以叛亂罪嫌起訴。1969年出獄後，原本打算再也不碰政治，但在國家嚴格監控下，親友不敢多接觸，他沒有回頭餘地，只好更積極從事人權運動。
1971年謝聰敏因花旗銀行爆炸案被誣為台獨暴力事件，再度入獄。而第二次入獄，政府也就不客氣了，直接施予不少酷刑，導致他雙肩嚴重脫臼，且一度因膽結石引發腹膜炎險些喪命。好在當時許多人透過美國參議員施壓國民黨高層，才得到保外就醫的機會。
1979年，謝聰敏被迫流亡美國，騷擾沒停止過，連經營的旅館也被投擲炸藥。1981年，他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副會長，並隔海出書公布軍法看守所黑牢內幕，評論台灣政治時事，發起返鄉運動，更進一步在海外推動黨外運動，但也因此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
直到1988年返回台灣，謝聰敏毅然決然參選國民大會代表。投票當天選務人員遭到暴徒攻擊；落選後，他和家人一同參加反賄選反暴力遊行時，又遭到毆打。但是這些阻擾都這沒有打斷他改革的心志，他堅持參選立法委員，並於任內就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和暴力團體對策提出相關法案。任內也調查拉法葉軍購弊案，可惜因為朝野退縮而功虧一簣。
影片中有人形容謝聰敏不屈不撓，即使走過死蔭幽谷還是堅持到底。無論是戒嚴時代、面對暴力攻擊或調查重大弊案，他做出許多人不敢做的事，即使正義是一條漫漫長路，他依然繼續前行。
他臉上沒寫共產黨│阮紅嬰│台灣基隆│
【李依靜整理報導】「政治」不是與生活分開獨立的另一個範疇，也不是用來操控選票的方式，是真實地與人的生活連動著，是台灣這塊土地的軌跡。
出生基隆瑞芳的阮紅嬰，在日治時代求學，是台灣船渠株式會社冷造技工。經歷了太平洋戰爭、國民政府來台，造船廠也由國民政府接收改名為「台灣造船公司」。當時通貨膨脹、物價指數升高，為爭取調薪於造船廠內發動罷工，集體制伏工礦警察，拘禁廠長。爾後，他籌組台灣鐵器工會，在1950年，正值白色恐怖期間遭逮捕，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10年，褫奪公權5年。
「米原本2角漲到12塊（一斤），但工資卻沒有提高，……有些人的生活已經受不了了，所以造船廠就罷工。」阮紅嬰這句話道出小老百姓參與罷工，是基於生活不得不為之。但當局卻繼續指控他曾於1949年10月間參加共產黨，接受同事林天河領導。他在影片中無奈的說：「林天河是我在工廠的同事，跟我住在東西海岸、不同村莊，迎媽祖時互相過去彼此的村莊請客，……他臉上又沒有寫說『我是共產黨』。」
20出頭，被送到綠島坐牢，阮紅嬰難過的說：「每到晚上要睡之前，從窗戶看出去，眼淚就流下來，思念故鄉的老母。」如今89歲，回憶起生命歷程，他依舊滿有疑問：「我犯哪一條罪名給你判10年，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清楚，我做什麼事被你關，你要給我一個真相，你連真相都沒有，誰吞得下去。」
阮紅嬰的生命史吐露出被恐懼籠罩的大時代，因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恐懼，將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內戰性軍情系統延續來台灣辦理，而這樣的白色恐怖也蔓延到人民身上。他的生命顯示出當時小老百姓生活中的戰競、擔憂、害怕，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被政府帶去審判，不敢太為自己的權利發聲，以免被政府做記號。
一覺醒來世界驟變│周萬吉│台灣泰雅族│
【Umav整理報導】一覺醒來，世界就不一樣了。這是什麼樣的感覺？
1953年6月22日的午休時間，師範學校二年級的泰雅族學生「周萬吉」，在學校廣播聲中醒來，在毫無頭緒之下，他被帶上吉普車，送到一個從未踏入過的地方，後來才知道這就是警察局。同年9月，這位青年被無端判定犯了「知匪不報」的罪。
1932年出生的Bayas Apau（周萬吉），出身烏來區Raga社的頭目家庭，就跟那時代的許多族人一樣，經歷遷徙、戰爭、日本與國民黨政權更換，在傳統文化和生活模式被衝擊的年代，努力安身立命。在日治時期，Bayas家因通曉「國語」──日本語，而負責協助公權力管理秩序；國民黨來台後，Bayas進入師範體系接受教育，學習新的「國語」──華語，並且成為少數當期畢業的原住民學生，堪稱菁英。如此奉公守法且上進的青年，卻在連共產黨是什麼都不太清楚，就「為了國家的安定」而被定罪、入監服刑1年3個月。
「共產黨的事情，看都沒看過，聽都沒聽過……」沒做的事情，到底要承認什麼？當特務叫他寫自白書，他根本寫不出來，最後只能照著要求簽名。在監獄中，他問自己也問別人：「我怎麼會在這裡？」卻遲遲沒有回音，就連出獄時，也沒有得到什麼解釋。訴說這段令人錯愕與徬徨遭遇時，Bayas的語氣比起憤慨或嘲諷，更像是無奈。
Bayas的兒子說，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Bayas成為一個很平和的人，選擇靜靜讓傷痛過去。多年來，Bayas在工作上屢屢被表揚、受到政府單位肯定、得到同僚愛戴，或許這些辛勤與傑出，都是他對傷痛的回應，也顯明了他的正直與清白。出獄後，Bayas努力完成學業，也繼續參與教會活動。他最後對著鏡頭釋然的說，台灣已經不一樣了，時代改變了，現在的他「不怪任何人」。
秉持愛與和平前行│馮守娥│台灣宜蘭│
【魏寧整理報導】在昏暗的廊道跟著背影往前走，傳入耳的是纖細卻充滿力量的歌聲，這一天是和平歌詠隊練習的日子。這是一部50年代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的影像紀錄，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馮錦輝之妹、陳明忠之妻，因1950年蘭陽地區工委會盧盛泉等人叛亂被牽扯入獄，她的名字叫馮守娥。
1950年代，台灣因統治集團內戰與國際冷戰結構影響，以反共之名和懲治叛亂條例，槍殺超過兩千人，關押超過1萬6000人。馮守娥，出生於1930年代宜蘭冬山鄉，在當時的性別平等意識普遍低落的年代，她的父親堅持要讓孩子們讀書。馮守娥還記得父親第一個教誨「我是人，跟野獸不一樣，應該可以用頭腦來做一點什麼。」她認為縱使自己身為女性，也能跟哥哥一樣做點什麼來幫助需要的人，對於女性不能讀書的觀念不能苟同。
1950年，馮守娥與哥哥馮錦輝因著參加讀書會緣故被捕，不過馮錦輝被捕的因素和參加蘭陽地區工委會更有關係。獄中每當有人前往刑場前，就會一起唱安息歌，馮錦輝被捕後4個月即遭到槍斃的事情，馮守娥說，當時對著刑場方向不斷唱安息歌，根本不曉得哥哥已被槍斃。而馮錦輝寫給父母的遺書，也寫著他是「為了民主的尊嚴和社會的正義與公平而犧牲」。
1960年馮守娥出獄，與同為政治犯的陳明忠相識相戀到結婚。1976年，陳明忠再度入獄，服刑11年後於1987年獲准保外就醫回家。走過牢獄之災、兄長被殺害、丈夫入獄之經歷，她致力於推動「還我祖靈運動」，並於1997年參加「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
透過國家人權博物館所記錄的珍貴影像，馮守娥回首她一生的價值觀：「我是秉著愛與和平前行。」她相信不只要秉持社會主義，女性議題及社會運動也要並行，才能解決女性議題。
日記裡頭寫了什麼│周賢農│台灣新竹│
【陳亦蒲整理報導】國民黨政府對台灣實行約50年威權管制，舉凡左派思想、批判時事等都被定為禁止事項。1933年出生於新竹的周賢農，1950年就讀省立新竹中學高中二年級時，受國文老師黎子松影響，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組織，隨後被捕，因未滿18歲，判刑7年。黎子松則判死刑遭槍決。
黎子松是周賢農初中時期的班導師，時常到家裡訪視，鼓勵周賢農閱讀左派文學，上課時也曾介紹《蘇聯見聞錄》或魯迅和郭沫若等作家的書籍。除了講述國際時事，更時常批評政府。周賢農成績不錯，因著人生與社會主義的理想，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
周賢農就讀省立新竹高中，因情勢趨於緊張，不再與黎子松聯繫。但黎子松被捕後，憲兵依黎子松的日記循線逮捕大同盟相關人士。1950年12月2日，周賢農在學校被抓，他因直接承認參加組織，躲過不人道的刑求。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黎子松與學生的交遊談話，成了叛亂證據。但周賢農因未滿18歲，斟酌判刑7年，期滿後卻因為不願出賣獄友，再被送小琉球延訓。1959年，他終於獲得開釋，總共坐牢8年又160日。回家第一天，他洗了一場痛快的澡，他說，這是他脫離監獄生活後真正嚐到的自由滋味。
身為獨子無法奉養父母，周賢農對妹妹有著深深虧欠，所幸到親人經營的紡織廠，才有安定的工作，如今早已屆齡退休。「不要怕苦，只要勇於面對，一定能戰勝它，並將獲得心靈的滿足。這種滿足，必然與苦的質、量成正比。」他決定在退休晚宴中回顧一生遭遇的苦難，第一次向人公開講述在白色恐怖中的經歷。只是出獄至今，他依然找不到，老師究竟在日記中寫了什麼相關的事情，進而改變他的一生。
能否牽手一起走？│林昭明│台灣泰雅族│
【陳逸凡整理報導】1957年4月，時任台灣省參議員的桃園縣角板鄉的泰雅族領袖樂信‧瓦旦（林瑞昌），被以叛亂罪名槍決，他的姪子瓦旦‧達拉（林昭明）也被指控組織「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遭判刑15年，被指控涉案的全是原住民青年知識分子。
林昭明出生於霧社事件發生的1930年，族名瓦旦‧達拉，讀書時又取了日本名渡井貫行，國民政府來台後，又改了另一個中國名「林昭明」。林昭明的祖父曾是泰雅族大豹社的頭目，他從小聽聞父祖輩抗清、抗日的故事，還有在霧社事件前的角板山枕頭山事件。
林昭明小時候就讀蕃童教育所，上午學習學科，下午則由警察帶領實習課。後來考進大溪國民小學，畢業後投考新竹工業學校，就讀工業化學科。日本戰敗後，他考進台北建國中學，喜愛閱讀歷史、哲學方面的書籍。有天無意碰到農民運動者簡吉，談話中刺激他思考用「高砂」來稱呼原住民的貶低含意。
在談話中，簡吉與林昭明兩人取得共識，認為「蓬萊」比高砂還好。在簡吉之後，他陸續結識陳顯富、卓中民等地下黨人。他們交給林昭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原住民自決的宣傳品，希望爭取更多原住民支持。林昭明陸續介紹台中師範就讀的泰雅族青年與之結識，另外又再串連台北師範原住民學生。簡吉催促林昭明組織原住民青年，最終定名「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在政府破獲簡吉組織的地下黨後，林昭明也被捕。
出獄後，林昭明潛心研讀原住民歷史，解嚴後更關心原住民運動、支持女兒學習傳統織布、推動原住民口述歷史、並為樂信‧瓦旦平反。他說，他的祖輩因為反抗，分別在清國、日本、中華民國統治下陣亡，他很痛苦，並反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手牽手一起走？」
隻身來台識字文盲│姜民權│中國上海│
【陳逸凡整理報導】姜民權出生於1930年的上海，因出生時父親正好在讀《三民主義》，因此將女兒取名為民權。不過姜民權說她自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心裡很崇拜共產黨。遭捕時芳齡20歲，正在就讀台灣大學物理系，遭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15年。
由於父母早逝，姜民權跟姊姊一起在外婆家長大。高中時因喜歡台灣暖和的天氣，在老師邀請下從上海坐船到基隆，考上台大物理系，靠獎學金及家教過活。不過因歷經戰亂年代，姜民權說自己從來沒有拿到一張畢業證書，身分證上登記為文盲。
1949年，時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因認為台大及師範大學已遭共產黨滲透，展開逮捕行動並槍決7名學生，史稱四六事件，正式展開校園戒嚴。姜民權因參加台大耕耘社，結識社員于凱，再經于凱介紹認識蕭明華、于非等人。姜民權說自己其實什麼都不懂，當時流行一句話「要參加國民黨很容易，參加共產黨才難」，因此心裡覺得這些人都好了不起。
姜民權因為功課好、沒有家庭包袱，于凱將部分文件交給她藏匿。某日姜民權在睡夢中，突然有4個彪形大漢出現在窗台邊，要她跟著走。當時她毫無心理準備，也不清楚為什麼被捕，只知道于凱也被捕了。時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曾嘗試要保姜民權出來，最終仍是失敗，等姜民權出獄時，傅斯年已過世。
姜民權說，當時在獄中，蕭明華知道她沒有家人，都會把食物分給她吃，後來蕭明華回到中國，被奉為烈士。走過這些年代，她認為台灣很可愛，有豐富的內容可以成為世界公園，但是她認為，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就怕不做。
隱瞞兒女小心生活│張常美│台灣南投│
【陳家玉整理報導】怎樣的人會成為政治犯、被關在監獄裡？怎樣的時代，讓人必須隱藏過往，努力小心生存？影片中，張常美道出白色恐怖的各種荒謬，以及監獄裡對於人權及生命的草率。書本文字上的描述，透過張常美的口，使畫面更為鮮明。這些不只是故事，而是許多生命的歷史印記。
張常美1931年生於南投草屯。因為成績優異，中學時期年年擔任班長，也是學生自治會議成員。但誰都沒有料到，這卻成為她入獄的依據。她被莫名抓走，政府對她草率問訊，成案後一關就是十多年。
監禁期間，張常美認識感訓入獄的歐陽劍華，兩人於出獄後結婚，但仍不時受到特務警察監控，直至解嚴後狀況才好轉。張常美的兒女小時候幾乎不曾聽爸媽談論相關事情，後來才知道，自己的父母竟然是政治犯。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裡，數萬人的遭遇與他們類似，甚至更艱辛淒涼，張常美表示時間一直在走，期待傷心的故事不要重演，也能早日真正還原歷史真相。
別讓苦難再次發生│陳欽生│馬來西亞怡保│
【王美書整理報導】1949年出生馬來西亞怡保的陳欽生，1967年以僑生身分來台到成功大學念書，卻在1971年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無辜被捲入，而失去自由。即使之後證實爆炸與他無關，卻又被當時的調查局繼續羅織罪名，以其參與共產黨活動，判刑12年。
對陳欽生來說，事情發生後，台南成為他不願意再回來的地方，直到成大願意重新述說國家暴力的傷害。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似乎只存在於記憶與檔案當中，但對陳欽生來說，這天大莫名的折磨與苦痛，卻是生命中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
「憑良心說，我怎麼活下來的，我真的不知道。」不管是一開始被調查局人員誘騙至台北拷問逼供，接受拳打腳踢、架飛機、大頭針刺指甲縫、夾手指的刑求，或者後來被送至綠島服刑，這斷了他的留學夢，也毀了天倫夢。不識字的母親獨自一人到綠島，在短短15分鐘的會面中，他們互相看著，直到會客時間中止。陳欽生答應母親一定活著回去，卻在母親離去後，全然崩潰，「那是我坐牢時最痛苦的一幕。」
回家的路程走了20年。1988年5、6月間，他帶女朋友回到馬來西亞，告訴母親他做到承諾。回到台灣後，他開展新生活，因著語言強項跑遍世界各國，有許多人羨慕。但在「錢再多永遠賺不完，有機會不如做回饋社會的事情」的信念下，開始了他人權教育旅程，即使每次分享都要再次經驗痛苦的創傷。
陳欽生仍然不明白自己為何會被牽扯進爆炸案、參與共產黨活動，也曾想找出銬問他的人加以報復。然而最終他選擇分享自己的遭遇，好讓「年輕一代有所警惕，別讓這些苦難重新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