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普世聖經主日│和合本聖經百週年

從中文聖經譯本覺察神對華人得救的心意

1904至1905年間的聖經和合本初稿手稿。

從中文聖經譯本覺察神對華人得救的心意


主講◎唐子明  整理◎黃玉琴

編按: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揭開了中文聖經的翻譯史序幕。而後長達百餘年的過程,歷經了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基督教來華宣教師及後來華人參與翻譯工作三個階段。唐子明博士梳理這段歷史,著成《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一書,讓華人信徒看見上帝的手如何整合眾多普世力量,將祂的話語轉譯成華語,使華人教會得以在真理中成長茁壯。今年適逢影響華人教會最深的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週年,我們一起來回顧這段歷史,以覺察上帝對華人得救的心意。

 湮沒在歷史中的譯經英雄 

1637年艾儒略思及艾《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引》。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對天主教產生極大的衝擊,不久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成立,目的是將天主教信仰傳布到全世界。耶穌會教士接受了嚴格的學術和事奉訓練,但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一直未能順利展開。教士們經歷一番努力和摸索,發現「西儒」的角色可以贏得高級知識分子的尊重,之後不僅在中國上流社會立穩根基,也在中國歷史留下許多令人敬佩的成就。

然而,另一批天主教教士選擇深入中國底層社會,向普通百姓傳福音。來自法國的巴設(Jean Basset)在1702年成為四川地區的署理宗座代牧,他發現,因為缺乏中文聖經和中國籍聖職人員,福音始終無法進入中國人的生活。於是他在該年向教廷發出〈中國福傳建議書〉,力陳翻譯聖經的重要性。後來在中國信徒徐若翰協助下,在1704至1707年完成了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的中文翻譯。可惜的是,整個翻譯事工因他染上急病死亡而於1707年結束。儘管如此,巴設留下來的譯本,在中文聖經翻譯上仍具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力。

 沒有讀者的譯經工作 

19世紀時的塞蘭坡書院。

巴設譯本遺留下來的有四福音合參本《四史攸編》的抄本,現今分別收藏於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Biblioteca Casanatense)、大英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及香港大學圖書館。

1801年,英國公理會的莫斯理(Willliam Moseley)牧師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大英圖書館前身)發現巴設譯本後,便撰文大力推動聖經中文翻譯事工。不久,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BFBS)在1804年成立,致力於翻譯、印製及流傳不同語言的聖經譯本。

當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正準備接受倫敦宣教差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LMS)的差派,前往中國傳教,莫斯理牧師便找住在倫敦的華人容三德教導馬禮遜中文,並協助他將大英博物館的巴設譯本抄錄下來帶到中國,成為他初到中國時最重要的中文學習範本和譯經參考。

在清政府實施鎖國政策的情況下,馬禮遜雖然是基督教派至中國的第一位宣教師,背負著倫敦差會交付的「學會中文,翻譯聖經」任務,卻得不到任何支援。他只能以東印度公司傳譯員的身分留在廣州,藉由聘用華人幫傭的方式學習中文。在華人助手蔡軒的協助下,馬禮遜重新抄寫、編排手中的使徒行傳巴設譯本,1810年得蔡軒幫助印行《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給遠在英國的倫敦差會帶來極大的鼓勵。

同一時期,1799年即被差派至印度宣教的浸信會宣教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也在印度進行中文聖經翻譯。他受到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鼓勵,與在澳門長大的亞美尼亞人拉撒(Joannes Lassar)在印度塞蘭坡(Serampore)翻譯中文聖經。

馬禮遜與馬殊曼成為競爭對手,最後由拉撒和馬殊曼拔得頭籌,於1822年出版基督教首部中文聖經。但後來因「洗禮」一詞造成重大爭議,而且只在浸信會使用,不久便名不見經傳了。反而馬禮遜完成的《神天聖書》,雖然晚一年才印行,卻受到極大的歡迎。

中文聖經第一代譯本在極度困難情況下完成,受到諸多限制,因為無法接觸到華人社會,得不到回應,加上大量參照巴設譯本緣故,許多文法和用字均未能貼近當時代的人,讀起來極不通順,連一些宣教師都不認為華人可以理解,因而拒絕使用。然而,許多現今通用的信仰詞彙,如神、耶穌、基督、天國、福音、使徒、先知、赦罪、洗禮、會堂、復活、祈禱、人子、弟兄、順服、得救等,都是由巴設原創、藉馬禮遜之手而流傳下來。

 華人逐漸成為核心 

1853年的太平天國版聖經。

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中文聖經翻譯事工也發生很大的變化。1842年,清政府因鴉片戰爭失敗而簽訂了《南京條約》,除割讓香港,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及上海五個港口,過去諸多限制來華宣教的規定也廢除了,各差會興起合作的想法,宣教師人數頓時增加了好幾倍。距離由不同差會、宣教師及譯者共同完成一部眾人認可的聖經譯本,雖然仍有好長的路要走,但華人信徒逐漸從被動的讀者變成主動的參與者,最後承接了這項使命,持續進行修訂工作,讓真理可以更清楚顯明。

此時期中文聖經翻譯事工背後兩股最大勢力是英國及美國聖經公會,他們共同支持並資助第一次在華傳教士大會,1843年8月在香港舉行。新的中文聖經翻譯也列入議程,最後決定由五個傳教地區香港及廣州、福州、廈門、上海及寧波、曼谷派出委任成員分頭翻譯,再交由其他教區校對、修正,此版本即所謂的《委辦譯本》。然而,該採用何種文體,以及關於新約希臘文的「Theos」和舊約希伯來文的「Elohim」一詞如何翻譯等問題,起了很大的爭議,雖然最終仍完成譯本,卻造成英、美宣教師的分裂,其後有更多不同譯本出現。

1853年,太平軍攻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國,英國聖經公會觀察到局勢改變,發起了「百萬新約聖經為中國」(A Million New Testaments for China)運動。這時譯經的宣教師發現,過去推崇的文言文體無法令普羅大眾了解真理,有必要改變,於是將《委辦譯本》改譯成南京的官話版本,即後世所稱的《南京譯本》。這時譯經宣教師開始考慮到華人讀者的需要,希望譯出一般人讀得懂的聖經,於是出現各種方言譯本,如1860年的廣東話《約翰傳福音書》、1894年的福州話《新舊約全書》等,為官話《和合本》的出現鋪路。

第二屆在華傳教士大會於1890年5月在上海舉行,最重大的突破是接受「聖經唯一、版本則三」的觀念,一致通過深文理(文言文)、淺文理(章回小說體)和官話(白話文)三個版本的《和合本》翻譯計畫,文體的長久爭執就此解決。

對官話《和合本》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北京譯本》。1864年,《北京譯本》翻譯小組成立,希望翻譯以北京方言寫成官話聖經,此時除了英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之外,還加入了蘇格蘭聖經公會的資助,分別在1870及1874年完成新、舊約的翻譯。此譯本保留了《委辦譯本》的雅緻,但譯法簡潔、減少使用助詞,且舊約部分有猶太裔聖公會主教施約瑟深厚紮實的希伯來文做根基,因此深得眾人信賴。《北京譯本》日後成為官話《和合本》修訂時主要的參照版本,創世記1章2節:「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整句被引用。

1919年文理和合本(上帝版)。

1919年《和合本》出版時,適逢中國發生五四運動,白話文開始受華人喜愛,也促使信仰本色化運動發展。此時中國聖經學者越來越多參與中文聖經翻譯,於是有1929年美國宣教師賽兆祥(A. Sydenstricker)與南京金陵神學院朱寶惠合譯的《新約全書》出版,成為中西聖經學者首次合作的結果。
而第一個獨力完成新約翻譯的中國基督徒學者王宣忱,則根據希臘文原本並對照數個中文譯本翻譯,於1933年完成《新約全書》,成為第一本由華人基督徒翻譯發行的聖經譯本。

其後還有1941年的《國語新舊庫譯本:新約全書》,以及最重要的《呂振中譯本》,由呂振中牧師根據新約希臘文聖經譯本,以直譯的方式翻譯經文,對於理解經文的原意有很大的幫助。

1970年代,聯合聖經公會依據《現代英文譯本》,使用當時流行的文體,以「意義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則,翻譯了《現代中文譯本》。另有《當代聖經》是依照英文譯成,用字淺白易懂,以傳福音及栽培初信者為其目的。

 中文聖經翻譯的三大爭議 

1807年亞美尼亞人拉撒所譯的《嘉音遵罵挑菩薩之語》(馬太福音)。

中文聖經翻譯百年歷史中,曾發生三大爭議,即「浸」與「洗」譯字之爭、「神」與「上帝」譯名之爭,以及文體使用之爭。不同差會成員站在各自的立場堅持己見,結果便造成譯經小組分裂。回顧這幾次爭議,可以發現譯經宣教師們守護真理的心志十分堅定,歷經數十年沉澱反思,終究在聖靈引導下彼此接納,攜手完成中文聖經翻譯的龐大事工。

「浸」與「洗」譯名之爭發生於第一代譯本的19世紀初,是第一個影響深遠的爭議,原先與中文聖經翻譯無關,是浸信會與英國聖經公會之間的角力。這樣的情勢延續到後來的《委辦譯本》,變成英、美兩國宣教師的爭執。期後倫敦差會已不如以往強勢主導,隨著英國式微,美國和愛爾蘭聖經公會崛起,可說為《和合本》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影響最大且最劇烈的爭議,便是「God」一詞的中文如何翻譯。因為牽涉到神學的詮釋,從1843年造成分歧,直到1890年才算取得共識。支持使用「上帝」譯名者,認為中國古籍曾出現這個詞,有至高主宰的意思,較「神」泛指一般靈界的物體更為適合。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可以在中國古籍找到關於上主的啟示,證明中國人敬拜的「天」,正是聖經所稱的永生主宰。這群人對中華文化抱持較多尊敬,相信這樣的做法,可讓有悠遠歷史的敬天民族接受福音。

支持使用「神」譯名者則認為,華人從未認識聖經中那位至高者,基督信仰對中華文化是全新的概念,因此要謙卑認識這位神。

後來兩者皆被保留下來,使得中文聖經分為「上帝版」及「神版」。在「神版」聖經的編排上,因為要有別於一般的神祇,於是在前面留一空格,做為尊稱。這種做法也有利於活版印刷,只需要更動兩個字,便可以付印兩種版本。

由此可見,聖經翻譯不單是將經文從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轉換成中文而已,同時需要將文字轉化為華人能明白的觀念,進而鼓勵他們認識和接受福音。早期至中國的宣教師深信福音是神的話語,因此不畏艱難跨越語言的障礙,向未信者忠實傳達基督教信仰的內涵。因此,19世紀的中文聖經翻譯史,既是傳教的歷史,也可說是華人神學奠立基礎的過程。

 和合本本質與新世代譯本的挑戰 

1904至1905年間的聖經和合本初稿手稿。

《和合本》(Union Version)最初的目標是聯合各差會學者共同翻譯出最佳譯本,當今華人教會使用的《官話和合本》,乃1890年第二屆傳教士大會通過進行三種文體翻譯的其中之一。該計畫最先完成的是《淺文理和合本》新約的翻譯,於1900年完成、1904年出版。《深文理和合本》新約則於1906年出版。《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終於在1919年出版。然而因著中文在20世紀初經歷重大的變化,《官話和合本》成了流傳最廣也最具權威的中文譯本,深受華人教會的看重和使用,直到1988年才由聯合聖經公會修訂為《新標點和合本》,除了改用現代通用的標點符號之外,某些人名與地名也做了修改。

《官話和合本》因為推選翻譯人員不易,16年後(1906年)才出版新約,其後再經13年,1919年才完成舊約。小組成員進一步討論後,決定使用三個中文譯本:《北京譯本》、楊格非的《官話新約》及《南京譯本》,做為新約修訂的中文底本。然而就內容來看,新約很多部分只引用《北京譯本》修正,也採用相同的翻譯模式,由小組成員負責不同的部分,譯文需經過所有成員審核,再一起討論完成最終版本。因此,《官話和合本》可以算是《北京譯本》的修訂本,很多重要詞彙都來自於此,日後影響華人信徒神學觀及對信仰的理解。例如加拉太書5章「九種屬靈果子」,其中六個翻譯都來自《北京譯本》。至於舊約,則選用施約瑟的官話《舊約全書》做為底本,也大量保留其許多優美的句子。

在華人教會與信徒心目中,《官話和合本》具有極重要的權威地位,以致於較少或根本不閱讀其他譯本。然而有了不同譯本的比較,很容易就會發現差異點,較不會一味按字面的意思照單全收,或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釋經文,把自己的神學觀讀進去,而不是將神的真理讀出來。

細數基督教宣教師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其成果相當驚人,在《和合本》出現之前,以文體來分,深文理譯本最少完成了23個譯本,淺文理譯本則出版了3個譯本,官話譯本則有5個,至於地區性的方言譯本,則超過40種。宣教師努力的成果,不少已隨著時代變動而消失不見,中文在這期間也經歷了很多變化,華人信徒理當接續譯經宣教師留下來的工作,以現代人熟知的語言轉譯聖經的真理,並且結合現代科技,除了文字外,也運用圖像、影音、網際網路等工具,將神的話語傳送至每一個尋求真理的人心中。

|作者簡介|唐子明
加拿大卑詩大學(UBC, Vancouver)宗教研究哲學博士;註冊翻譯員(STIBC, CTTIC)。
著作有《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香港:天道,2018);《從拉撒到和合本:華人聖經翻譯百年史》(溫哥華:樂筆,2018);《白話基督教》(溫哥華:樂筆,1998);與梁燕城合著《兩約探秘》(台北:宇宙光,2006)。

|參考書目|

■《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
作者/唐子明‧出版/天道書樓
■《道在神州──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
作者/海恩波‧譯者/蔡錦圖‧出版/國際聖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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