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轉型正義中教會的角色
◎石素英（台南神學院兼任老師，台北和平教會牧師）
「自由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每一個世代都必須謹慎的開展和守護它。你（妳）的父母和長輩犧牲很多，因此你（妳）可以不必像他們那樣受苦就有自由，要用這寶貴的權利確保過去的黑暗不會再回來。」──曼德拉
這是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左圖）的佳語錄，這對今日的台灣無疑是一項提醒。我們的上一代曾為台灣的自由民主，成為逃亡者、服獄者、黑名單，甚至失去生命，或在無名的恐懼中度過漫長歲月，我們才可以不必像他們那樣受苦就有自由。確保台灣人的自由，轉型正義是這一代必須全力以赴的任務。
教會與南非社會是命運共同體
基督宗教是南非主流的信仰團體，參與抵制種族隔離政策也最顯著、最激進，特別是南非基督教教協（SACC）和天主教的南非主教團（SACBC），兩個團體在抵制種族隔離政策的同時，也關心南非的經濟不平等和貧窮議題，在長期的抵制運動中，不僅是面對政治上的壓力，也受到本身信仰團體內部不同程度的反對。其中最著名的領袖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主教（Desmond Tutu，下圖），也是後來轉型正義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的主席。南非天主教主教團主席赫里（Denis Hurley），活躍於倡議消弭種族、性別、經濟等社會不平等，主教團根據梵二會議，投入教區基礎工作，也受到天主教教會內部的質疑。
南非荷蘭改革宗標記著南非的正統教會，可說是南非的國家教會，國家政府官員和機制，與荷蘭改革宗教會緊密連結，是20世紀中期鞏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推手。該會也是南非最早成立差會之教派，專門向當地住民傳福音和建立本地教會。早期荷蘭白人都和當地住民一起做禮拜，後來教會通過禮拜分隔的規定，而有以種族區分的禮拜堂。
當政權轉移到英國人手上，種族歧視呈現在工作的不平等，當地住民被認為是不文明的人。英國人在教會規定中，較少有明確的種族區分。1948年政府採取種族隔離政策，荷蘭改革宗教會並未反對，甚至以神學支持該政策。然而當荷蘭改革宗當地教會逐漸成長，做禮拜採取種族隔離成為弔詭的事，加上荷裔南非白人，因為失去政權而培養教會中的黑人族群，許多黑人菁英成為挑戰英裔白人政權的力量，助長當地住民的抵制力量。荷蘭改革宗的弔詭現象造成內部的緊張，最後分裂為4個宗派，但4個宗派都參與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2010年WARC和普世歸正教會協會（REC）合併為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CRC）。1982年，WARC開大會時，議決南非種族隔離是犯罪，違反聖經的教導，並停止支持種族隔離的荷蘭改革宗派之會員資格，直到3年後該宗派才又重返聯盟，直到1986年南非荷蘭改革宗發表〈貝爾哈信仰告白〉（Belhar Confession），反對種族隔離政策。20世紀中期，一些期待改革的教會領袖，因為提出反對種族隔離，而被停權（這是指不能講道、開會或參與公開活動，限制居家活動範圍），其中最著名的領袖是拜爾斯‧諾德（Beyers Naude）。諾德後來脫離荷蘭改革宗，創辦基督教聯合教會組織，繼屠圖主教之後，成為下一任南非基督教會協會的主席。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醫治過去
「我不知道有那一個教會，可以提供紀錄，說自己曾完全地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屠圖，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這是南非的聖公會向屠圖主教道歉時，屠圖向所有在場的教會代表所說的話，正好在不同教派的白人代表要向自己教派的黑人會眾道歉之前。以屠圖為首，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還原真相的前提和特赦，進行和解的工作，是目前全球轉型正義最成功的範例。聚焦於種族歧視所帶來的長期壓迫，以及隨之而來對南非人民靈魂的挾制和造成的對立，屠圖和他的團隊看見南非所需要的，更多是醫治而非報復。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中，受害者家屬訴說自身的遭遇，直接和加害者面對面，因加害者公開陳述事實與受害家屬願意饒恕，醫治成為可能。也有白人終於知道，原來自己一直以來的優勢，是剝奪當地黑人的權益而來的。在真相公開的基礎上，屠圖認為聽與被聽達到釋放的可能，也是上帝回應南非教會的長久禱告和呼求。屠圖敘述其中一個故事：「東倫敦區的首場聽證會之後，馬修的弟弟來找我，跟我說：我們已經說過這些故事很多、很多遍了，但這是第一次，我們說完故事以後，就好像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從我們的肩頭被挪走了。」
►黑人領袖率眾追求自由，最終促成南非打破種族隔離等不當政策。
一些擔心衝突或不願面對的沉默群眾，也勇敢地承認自己的怯懦。Andrias William de Villiers於開普敦述說自己的感受：「我很幸運，可以選擇不必穿上制服和配戴槍械。選舉時，我也從不投票。我承認自己挑了沉默這條容易的路徑，並享受其果實，因為抬起頭來抗議或是拒絕種族主義的價值觀，對我來說實在太難了。」
最後，教會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和解。說英文的白人主流教會代表，向黑人會眾道歉，未反對前政府的種族歧視的政策。天主教、長老教會、循道會、公理會、改革宗歸正教會、南非基督教教協和英國福音派教會一起聚集在委員會面前，由屠圖主教主持該次委員會聽證，他們一起提出：「我們在此向上帝、也向世界說，我們教會虧欠你們的榮耀……。」
南非英國福音派教會承認被前政府誤導，容許自己接受一個如此殘酷和壓迫的國家體制。聖公會白人教會代表納托主教（Michael Nuttall）向其黑人教會道歉，為白人教會道德優越的態度道歉，聖公會內會眾人口基數黑人占多數，但白人卻從其教區獲得較多的利益。太多內容，無法一一陳述，這類的相互認罪與和解，成為南非教會一起攜手為南非社會共同朝向未來前進的基礎。
台灣轉型正義的主題和教會任務是什麼？
若種族歧視是南非社會和教會所面對最深沉的黑暗，那麼台灣過去造成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等事件的暴力根源是什麼？是對人民的基本人權的施暴和對自由的箝制。極權正是威脅人權和自由的最大敵人，這由20世紀全球極權政府和軍政府的暴行可見，相對於極權就是民主機制，是較能確保人權與自由之政治體制。
至此，我們要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轉型正義過程可以做什麼？南非的情境與台灣相距甚遠，但長老教會長期關注國家前途，及投入維護人權和自由反映普世價值，也是普世教會20世紀在拉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努力方向。在國家啟動轉型正義之際，長老教會應深入理解和不斷追蹤政府是否徹底執行轉型正義的司法程序、補償、修復，確保社會朝維持有效的民主機制前進。也要從教會過去參與維權中，重新思想台灣人民的靈魂需要是什麼？是復復還是醫治？在與政府的轉型正義的規劃合作，我們能提供的心靈關顧是什麼？我們教會須更積極投入和參與這項長期又艱辛的社會秩序回復的任務，讓過去的黑暗永遠不會再回來。
（編按：關於轉型正義議題，作者將於探索版再撰系列專文，敬請期待）
簡介20世紀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是指國家在極權政府或軍政府違反人權的壓制和濫殺中，導致個人、家庭破碎、社會對立；新政府為消除過去極權政府造成的社會對立，和補救由違反人權所造成的傷害，重新建立有效的民主機制，執行必要措施在於避免此類暴力再度發生。20世紀全球有許多轉型正義的案例，如：智利、瓜地馬拉、南非、烏干達、德國等。國際人權組織及WCC、WCRC、天主教的國際組織等，都直接或間接協助各國轉型正義的過程。
國家啟動轉型正義的機制，包括國家司法將針對破壞國際人權法律和違反人權的暴力，以國際標準進行審理和判決。之後才由修復機制進行補償和各項協助，使受害者的財產、健康和生活可以回復正常軌道，也包括對受害者家屬的長期支持。另外，改革過去極權時期的機構，將其轉為在國家法律規定的運轉機制。聯合國轉型正義指南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非司法機構，其主要在於找出過去極權暴力的形式、探究根源、了解暴力事件產生的後果，將從受害者與證人所收集的資料，建立檔案、舉行公聽會與辦理覺察這類暴力的工作坊，最後將其調查報告和建議出版。
克服過往──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王貞文（台南神學院老師）
轉型正義不能等
在上個世紀，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稍微有新的進展，在民間開始有各種努力，要求重新發掘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真相，但是當時政府的態度是要人民往前看，不要回顧過去。也許當時的李登輝總統估計他能掌握的政治實力，不足以支撐整個社會去面對傷痛的過去，但是這個耽延所帶來的苦果，可能就像被掩蓋傷口下的壞疽，至今仍是一戳就發出可怕的氣味。
同一個時期，南非走出種族隔離政策的不公義，開始勇敢地揭發過去發聲的種種不義，並在法治上尋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可能性。以受敬重的基督教領袖屠圖主教為首組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負起了真相調查、賠償受害者以及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工作。
屠圖主教剛開始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時，曾說：「不公義的過往就像化學廢料，如果不加處理就隨意掩埋，隨著時間過去，它不會消失，反而會釀成大災禍。」同樣在南非的轉型正義過程裡面扮演關鍵角色的大法官葛斯東（Richard J. Goldstone）在2016年到台灣拜訪蔡英文總統時，特別強調：「時間是轉型正義的敵人，不是朋友。」轉型正義的時機不能不把握，轉型正義不能等。
德國面對過往的經驗
1989年底柏林圍牆開放，90年代也是鐵幕融化，冷戰結構解體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分隔成兩個國家的東德與西德，終於可以再合併為一個德意志共和國。政治上的大變動，帶來新的「轉型正義」的契機。
德國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劇烈的變動，兩次的國家重新起步：一次是在納粹政權帶來的戰禍之後，在盟軍的監督下，德國建立一個比較民主的政體，另一次則是在共產主義的東德政權瓦解之後，和平地建立統一的德國。這兩次的變動之後的新政權，都需要去處理過去政權下所發生的種種不義，從司法的正義到人民心靈的修復，從經濟重新分配的正義到新的國民精神的凝聚，有許多事得做。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這個國家用了很多的力氣去面對這兩次的變動，在各方面來說，都有能力從廢墟裡站起來。因此，德國被視為是幾十年之間經歷了兩次轉型正義而有所成就的好範例。
「轉型正義」是從南非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德國所採用的概念卻是「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花亦芬教授愛用的「面對過去而生」、「站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的概念，可以用來說明這種「克服過往」的意義。只有真實地面對歷史的創傷，一個國家才可能重生。
20世紀當中，德國面對的過往，真的都是非常不堪的。除了對猶太民族計畫性的毀滅之外，納粹政權對其他的少數民族、社會主義者、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的殘酷，在「面對過往」的過程被呈現了出來。而民族霸權的思維，在司法、軍事到思想體系的建立、文化的論述，都留下了盤根錯節的影響力，需要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與衝撞，才能夠慢慢清除這些遺毒。
40年的東德共產政權統治，則是幾乎把基督教文化從東德人民的生活中拔除掉了。以「國家安全」之名，東德政府徹底監控人民，親人、朋友會彼此監視、密告、出賣。國安局裡的檔案數量之巨，令人瞠目結舌。在東德政體崩潰之後，怎樣管理、使用這一大批的祕密資料，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
►柏林猶太博物館，透過歷史讓人學會反省。
►記念因逃離柏林圍牆而殉難的人們。
►猶太博物館內由以色列藝術家創作的《掉落的葉子》，記念戰爭中死亡的猶太人。
►猶太人結婚的德國女性們遊行反對希特勒政府抓猶太人的紀念碑。
基督徒投入「克服過往」的努力
納粹掌政時期，曾把各邦的教會「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由國家控制的帝國教會。雖然有少數牧師與信徒出走，建立了「認信教會」，但多數的基督徒卻都認為納粹政權能夠有效地打擊「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而欣然地支持這個政權。
1941年，當納粹發動的戰爭橫掃歐洲，所向披靡的時候，許多德國基督徒更是得意歡喜地認定納粹政權是上帝大能的工具。即使堅持獨尊基督為大，不向世間領袖俯首的「認信教會」，也為了教會的生存，在許多方面向納粹政府妥協。對於納粹政權準備消滅猶太人的計畫，當時的教會更是噤不敢言。神學家潘霍華就曾因為他所參與的「認信教會」不願關心猶太人的處境，而深表失望。
戰後德國的基督教會必須去面對這段歷史。在納粹時期長期被囚禁的尼莫勒牧師（Martin Niemöller）和其他幾位認信教會領袖，在1945年就一起為重新開始的「德國福音教會」（EKD）擬了〈斯圖嘉特認罪宣言〉，為德國在世界造成的苦痛道歉，並承認教會在那段時期：「信仰實踐不夠有勇氣，禱告不夠真誠，信心不夠有力，愛心不夠火熱。」在這個教會重新開始之際，他們誠懇地請求聖靈幫助。
雖然這篇認罪文以很謙卑而有信仰的方式來寫，但是當時整個德國還處在戰敗、被佔領、物資極度缺乏、人民自憐自艾的狀況，許多基督徒不覺得教會需要「認罪」，還為這篇認罪文感到非常生氣。要到二、三十年之後，德國重新站立起來了，德國基督徒的心理狀況才比較珍惜這篇勇於認罪的文獻。可見，「克服過往」是個很長的過程。
東德解體後，「克服過往」過程還在進行著。東德的教會曾在推倒圍牆的人權運動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投入公民運動，本身被「國安局」嚴密監視的高克牧師（Joachim Gauck）成為第一位負責管理國安局巨量祕密檔案的主管，後來的接任者也是受敬重的前東德公民運動基督徒。他們的努力，讓這些重要的檔案不至於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在真理與和解當中找到平衡點。
台灣的轉型正義不能等
從德國的經驗，我們看到「克服過往」要及時，而且得不斷努力。德國因為戰敗，被盟軍逼著要審判戰犯，要建立民主政體，而教會也很快地意識到德國教會對普世教會的責任，因此，他們及時地開始了轉型正義的工作。
台灣不一定有這樣的條件。外來的壓力不是讓台灣願意正視過去的創傷，而是不斷扭曲過去。這個社會「知恥」的觀念是很弱的，長久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結果，對「普世價值」是無感的。台灣的求生之道往往是「掩蓋傷口朝前看」，而不願「站在傷口上重生」。但不管得時不得時，台灣的轉型正義必須開始，不是要揭瘡疤，而是為了要重生，為了找到可以走下去的路。
(相片提供／Andy Kuo、South Africa The Good News、The Desmond & Leah Tutu Legacy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