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台北報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主辦主題講座「二二八之後的我們」，邀請小說家兼文化評論者朱宥勳談「課本（沒）對我們做了什麼」。他指出，一綱多本開始後，文史課綱始終是最多爭執的戰場，以致進步的過程非常緩慢，進三步退兩步，但在教育課綱討論的改革力量，仍然繼續往前走。
1962年，高中歷史第2冊，對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一字未提。到了1990年的高中歷史第3冊，開始有二二八事件描述，字數共58字，二二八事件獲得解禁，首次納入高中教材。朱宥勳指出，高中課本第一次提起二二八事件時，內容只有兩行而已，將事件的導火線，完全推卸責任給當年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的陳儀。他指出，歷史課本的重點在於定調，定調會影響學生的想像力，如果把二二八事件寫二二八暴動或屠殺，對當時的想像就會南轅北轍。
「1990年講二二八事件，沒有將事件的內容明確出來，這是先訂立了框架，所以被『錨定』了，不會知道3月都是清鄉。」朱宥勳說，翌年增加了文字，其中有「軍政措施失當、頗多傷亡」，特別的是，課本首次提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但結論還是一樣，蔣介石是無辜的，整起事件的責任依舊推給陳儀。他說：「前後的字數差異，在這裡可以看到政治角力的痕跡。」
關於二二八在課本中的描述，政治角力的痕跡不斷顯露出來。1992年高中歷史再添文字，但責任的歸屬依舊是陳儀，只多了「以慰不幸死難者在天之靈」這樣的字句。到了1993年增加「無辜人民」的字句，顯然課本指向人民是無辜，因此有了相對於無辜者的想像：「是誰有罪？」換句話說，這時候的高中歷史課本比較偏向民間的聲音。
朱宥勳指出，課本的內文每年增加，越寫越長，這就是因為有政治角力的結果。歷史課本描寫的二二八，開始接近於近年的內容，有了李登輝以元首身分出來道歉。他表示，有這些角力痕跡，不難想像當時一綱一本的國立編譯館，在教育部裡討論歷史課綱的進步派學者專家們，是如何突破層層困境的。
在國立編譯館末期年代，當年本土派所謂的敵人，國民黨政權的實力非常強大，朱宥勳指出，現在沒有了明確的大敵人，進步卻依然非常困難，速度緩慢，原因可能是一綱多本，雖然開放多元，反而使原本應該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而困難。
有人說108課綱是台獨課綱與去中國化的課綱，但對朱宥勳來說，108課綱是民主化的課綱，是以「去價值化」的方式，不訂立答案的框架，讓老師提供學生判斷方法，給學生自行選擇判斷的工具，學生就會有答案。回顧過去的一綱一本，由課綱直接訂立答案，以致於今天會發現過去所學習到的真理，並不是真理，相較之下，108課綱保持的彈性，對學生反而是好的。
朱宥勳說，現在的課綱好比是政治上的文化多元主義，雖然跌跌撞撞，但是會自我修正。也因為文化多元主義，所以教學所連結出來的會是議題，簡單地說，從108課綱19項議題中，可歸納出人群的議題方向為：性別、族群、階級。因此各學科都以此方向為座標，從課程中帶出人群議題的意識形態、身分及政治，但這對已經習慣八股教育的教師來說，會非常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