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泉山
嘉義地方法院的殺警案判決結果，在引起社會一片譁然之際，又一次挑戰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設會氛圍都聚焦於判不判無罪？可不可交保？但何不從剛學到的防疫角度，來討論此病的社交風險評估、社交距離維持？
譬如為何病人得以持有傷害性武器？為何病人持有武器時仍靠近得了人群？為何病發傷人時，無法預警、無從防備？為何警員上前制止時，配備不足以制勝？……在這些未解決之前，「判死」阻止得了下一個惡嗎？
這案件發展的過程中，還讓我有了些糾結：
首先，為義受逼迫。馬太福音5章10節：「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本以為那精神鑑定醫師及那法官有福了。但是，萬一這個獨排眾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義，只是一心的執迷不悟，對自己的義過於自信，而產生決心殉道的情懷，那仍有福嗎？為誰的義受逼迫？需要開個醫事鑑定合議庭來分擔被逼迫的風險嗎？
其次，彼拉多地方法院。本案原就只有適不適合交保的問題，嘉義地院的裁定竟在輿論公審之下，將交保金額從50萬提升至100萬。咦？這是打算宣誓只有富人可交保，窮人不能交保嗎？如果不能交保，就判不能交保，何必用金額為難窮人？這和彼拉多違拗不過群眾，只好當眾洗洗手，宣示「這不干我的事」何異？彼拉多不就是在猶太輿論公審之下，而他夫人的這個監督系統失效，才造成恐龍判決不是嗎？嘉義地院的表現，又出現了一個彼拉多地方法院。
又次，人人皆曰可殺、當關。思覺失調患者，何時當罰？法律上主張無責任能力不罰。所以一旦無罪判定了，為何仍由刑法論處？一個有犯罪傾向的精神病患，刑罰應已無法防止罪行的發生，唯有治療才有機會。因此，不是立法規定要治多久，而是立法規定治到好，也許未必能治到完全好，至少也要「治到夠好」，不具攻擊性為止。至於何謂「治到夠好」，應由精神專家說話，沒理由讓法律學者置喙，更不該由社會輿論決定。
最後，誰可先拿石頭打他？羅馬書7章19節：「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人民保母的死，我們有椎心之痛。但人總有不同程度的思覺失調，即使保羅也沒例外。所以我們真該為義去逼迫別人嗎？
懲治應該是為了求神的國、神的義。如果不是，我們也許該節制了。 （作者為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