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挖掘真相

歷史傷痛應被正視與撫平 而非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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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6月1至30日,「原音重現: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行動展將在台灣教會公報社台南門市展出,現場將有原住民書寫主題作品,以及原住民轉型正義紀錄影片播出,期待藉由本行動展計畫讓更多部落族人及民眾能進一步了解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

為推廣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國立台灣文學館曾於2018年合辦過該特展,展出內容主要針對白色恐怖時期,包括鄒族的高一生因追求鄒族自治,遭到逮捕槍決,以及各族菁英莫名被羅織罪名而遭逮捕入獄的故事,並以原住民文學呈現轉型正義的議題。特展從原住民作家的書寫「原音」,了解原住民族面對文化主體性、族群存在、同化與轉型正義等議題,重現原住民族對土地的熱愛及回歸原鄉的深切盼望。另一方面呈現戒嚴時期遭受國家暴力對待的原住民菁英,隨著檔案、文獻的出土與研究,恢復名譽,逐漸朝轉型正義的目標前行。

隨著時間經過,今年有更多的真相被挖掘出來。本期新聞專題,將介紹卓樂教會《手榴彈事件》《伍保忠返家全紀錄〉《殖民下原住民靈魂》《賓茂二二八〉《白色的傷痕》等5部紀錄影片內容,讓讀者先睹為快。


《手榴彈事件》
惡警因私怨誣陷教會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陳逸凡專題報導】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Takluk(卓樂)部落,在日治時期曾遭日本警察設計,假藉設宴而趁部落裡的領袖與壯丁酒醉時進行屠殺。事發地點位於卓樂派出所旁,至今仍留下一座「抗日英雄紀念碑」。然而到了1960年代,這裡再次發生誣陷族人的「手榴彈事件」,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網站查詢Bunun(布農)中會Takluk教會,點選「教會簡史」即可看到相關記載。

當時有一位卓樂派出所余姓員警,要求村民替他工作,卻不支付工資。余姓警員之妻所養的鴨,亦任意放養,跑到村民水田破壞秧苗。雖屢次反應,卻得不到回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擔任村長的教會傳道師沈金福直接找他們理論,讓余姓員警對教會懷恨在心。

1960年4月,余姓警員趁沈金福不在家時,把手榴彈裝入牧師胡文池寄到教會的公文信封內,並與反政府傳單放置於沈金福房間內床底下,之後再向玉里分局刑事組舉發。當天晚上除了沈金福,還有張國品、田樹藤、張國興、高則通等4名長老及執事被捕,其中田樹藤的家中也被放置了手榴彈。

他們5人在警局內遭受到刑求,包含用針刺手指及腳指頭、灌鹽水等,甚至還逼迫他們踐踏聖經。高齡96歲的張國興,是現在唯一仍在世的受害者,他於2019年受訪回憶起當時被刑求的過程,即便警察毆打誣陷,但是他認為基督徒不能說謊,「沒有的事情也不能說有。」警察甚至一度舉槍威脅,他仍堅持不肯認罪。

事發後,Takluk教會和花東布農區會牧者及會友都處於緊張的狀態,經Si-Sui(清水)教會牧師Kising Tansikian(田榮順)緊急從Takluk離開,向台北的外國宣教師求援並獲協助,事件才得以曝光。最終經內政部調查結果,證實Takluk教會被捕的5人是被余姓警員誣陷。他們在玉里分局被監禁8天以後,終於被釋放。

2018年5月31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後,決定調查此事,前往卓樂鄉公所查閱相關資料,並透過面對面的訪談蒐集部落耆老口述歷史,讓後代子孫也能知曉這件發生在部落裡的歷史事件。促轉會兼任委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助理總幹事’Eleng Tjaljimaraw(高天惠)在協助調查時表示,威權時代曾留下許多不公義的事情,在民主國家裡,正義與公義是大家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不能因為身為少數人或邊緣人,人權就被踐踏,必須把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

時任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表示,過去原住民白色恐怖案例多是關於族群領袖的迫害,此案則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因私人恩怨而被陷害,由此可以看出黨國體制的控制既深入又全面,促轉會將協助申請賠償或平反。卓溪鄉長呂必賢也表示,被誣陷族人的後裔,若知道先人曾因「叛亂」被捕,心中一定很不好受,如今真相被挖掘出來,這些罪名都不應該繼續承續下去。


《伍保忠返家全紀錄》
父子初見已天人永隔

時任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與Bukun Islituan、Alang Islituan等人到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相片提供/促轉會)

【張原境專題報導】2018年8月,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的布農族退休牧師Alang Islituan(伍錐)發了一封陳情信給促轉會兼任委員’Eleng Tjaljimaraw(高天惠)牧師,分享自己國小三年級時,親眼目睹教師伍利等數人遭逮捕,甚至有些人被當場槍斃。

經過多方比對,終於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檔案中發現,當初被捕的其中三人便是Avali Islituan (伍保忠)、伍利和洪成。1950年代發生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地區案(又稱大甲案)超過50名被告,且不乏一些著名的教師與學者,因此Avali Islituan、伍利及洪成等人原住民的身分過去也甚少被注意。

2019年4月,促轉會在東光部落與Avali Islituan、伍利及洪成家屬初次碰面,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促轉條例》,提出罪名撤銷與賠償。據促轉會資料顯示,Avali Islituan在羈押期間因罹患肺結核,病逝於淡水療養院,而後葬於台北市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也是目前已知唯一葬在該處的原住民。’Eleng Tjaljimaraw表示,促轉會成立的目標之一便是希望將更多史料曝光,挖掘尚未揭露或是未聯繫上的政治案件當事人,讓悲傷的往事能被講述,盼透過真相的浮現,讓公義落實在這塊土地上。

Avali Islituan遭捕時,其子Bukun Islituan(伍金山)尚在母親腹裡未出生,如今他也已年近古稀。談到對父親的印象,Bukun Islituan表示,僅知道父親被抓捕後杳無音信,時至今日手邊也僅有一張父親友人給予的相片作為回憶。自從母親改嫁後,Bukun Islituan成長過程中不時遭受流言蜚語侵擾,也因被認為是匪諜的後代而遭同學霸凌。為了遠離紛擾,退伍後他就從事遠洋漁業十多年,才又回到部落成家立業,擔任玉山國家公園的巡山員直至近幾年才退休。知道父親下落後,將遺骨帶回自己的土地,舉辦一場正式喪禮,成為Bukun Islituan最大的心願。

2019年4月29日,時任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與Bukun Islituan、Alang Islituan等人到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父子初次見面已是天人永隔。Bukun Islituan跪下抱著父親的墓碑,用族語傾訴數年來的思念。5月24日,Bukun Islituan與家族一行人北上,在烈日下挖掘兩個多小時,終於將父親遺骨帶回,墓碑則保留做文化景觀。翌日,Bunun Ciubu(中布)中會Tumpu(東埔)教會舉行追思禮拜,由時任牧師Biaz-Takihunang(全建生)主禮,楊翠也到場致意。

楊翠表示,雖然Avali Islituan因羈押期間即病逝未獲判決,依據現行法條無法獲得罪名平反,成為過去未曾出現的非典型案例,然而遭羈押五個多月仍是事實,此案已送至審理小組交由律師及學者討論,未來仍將持續積極調查、平反。


《賓茂二二八》
紛亂後更知和平美好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林婉婷專題報導】二二八事件影響全台與各原住民族,發生在東台灣的相關事件卻鮮少被提及,其中較為人所知的有時任台東縣縣長謝真和200位縣府人員受卑南族與布農族保護而避免流血衝突,此外還有中國遷台的老師歐陽朝佑遭射殺事件。事發地就在台東縣金峰鄉的舊Djumulj(賓茂)部落裡,也是當地耆老不願多談的往事。但至今超過70年,許多長者陸續離世,為了避免歷史逐漸被淡忘的遺憾,這段過去因此有機會再次被談起與證實。

二二八事件中,台東地區死者1名、傷者18名,死者是日治時期金崙公學校(現賓茂國小)的歐陽朝佑;殺害他的是金峰鄉卡拉達蘭家族頭目、醫師Gui Giling(高正治)的叔叔Sabulo,但究竟為何動手或是誤殺,家族始終保持噤聲,族人也不明白詳細情形。由於「守護部落」是青年責任,所以也有人認為這起案件是在特殊時間與社會氛圍之下造成的悲劇,事後採訪與調查也可看出確實有這種可能。

牧師Kama(伍新民)目睹事件過程,當年他僅19歲。根據他回憶,Sabulo於金峰鄉公所任職,聽聞二二八事件後便趕回部落的家,拿取議員Lemaljiz Kusaza(章正輝)家中的槍枝並射殺歐陽朝佑。另一位目擊者是耆老Sakinu,當年也是19歲,回顧中談到在歐陽朝佑用餐時,Sabulo從窗外射殺他,「當時台灣很亂,治安不好。」Sabulo在犯案後,便被送往台南監獄關押。

日治末期,Sabulo被徵召至南洋征戰,將效忠日本天皇視為至高榮耀,不過這群軍人們準備上船出征前,卻收到日本戰敗消息。Gui Giling點出,叔叔Sabulo是最後一批日本海軍志願兵,收到日本戰敗的消息,讓他深感挫折、情緒低落。在混亂時代中,守護部落的心志更堅決,對外來者的恐懼與不安情緒也更強烈。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那時還有一對外來教師也在金崙公學校任職,但他們受查亞斯家族頭目Kuljelje(杜志德)保護。Kama說明,Kuljelje將兩位老師藏匿到山林裡,以躲避追殺他們的人,並送去衣物與食物等生活物資照顧他們;對於這種精神,Kama很感動,因此始終記在心裡。

歐陽朝佑命案後,國民政府準備派軍前來鎮壓,謝真和200位縣府人員因卑南族總頭目Matreli(馬智禮)與布農族Dahdah(紅葉)部落族人幫助,躲避到Dahdah部落後方山區Kamisatu(上里)而倖免於難。Matreli曾解決部族之間的衝突,深知和平的重要性,才有了這個決定。

這段高壓統治帶給原住民很大影響,包含土地大量流失、族群語言中斷等。Gui Giling認為,政府重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不求你們回報給老人家,只求你們正視我們下一代,至少在他們國小的時候,別再用殖民化的、同化的這些教材去教他們。


《殖民下原住民靈魂》
衝擊不斷的身分認同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林婉婷專題報導】經歷西班牙、荷蘭、清國、日本一直到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長期活在「被殖民」的陰影下。雖不是最初,但影響原住民族命運極重要的轉捩點是1895年起日本統治台灣,在更早之前,原住民族並沒有所謂國家認同與觀念。

由於台灣島位於重要戰略位置,成為日本克制中國與進軍南洋據點,遂開始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1942年,日本招募超過4000名台灣原住民族青年組成「高砂義勇隊」、加入南洋軍,並隨著戰事發展緊張而不得不參與前線作戰。曾任高砂義勇軍的阿美族人Kongsing談到,當時他在台東農會所辦的培植院學習,聽到日本人說:「如果不為國家盡義務的話,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於是他自願加入軍隊,「現在想來有點傻,我的同伴都不願意去。」

泰雅族的文史作家Walis Nokan(瓦歷斯‧諾幹)指出,當時的國家意識確實強調當軍人、為國家而戰者才能成為國民,尤其那時的原住民族還被矮化為「三等人」,更強化了爭取「國民」身分認同的心態。

南洋戰場多是叢林戰,原住民族對山林熟悉的優勢也在當時大大發揮。都蘭山劇團團長、阿美族藝術家Siki Sufin(希巨‧蘇飛)指出,當時同樣參與戰役的許多日本陸軍後代仍然在世,從他們口中可以得知祖輩們對高砂義勇軍的懷念,也認為若沒有這群原住民族,日軍死傷恐更慘重。而花蓮縣卓溪Sinkan(中正)部落的耆老林啟南也回憶,日本政府在戰時確實比較喜愛原住民族,「他們集合我們一起訓練、參加戰爭,沒有平地人,只有布農族、太魯閣族和排灣族。」

然而,日本對於高砂義勇隊的相關文獻少之又少,可能與擔心戰後成為審判證據有關,這也導致這段歷史殘缺而遭到後世淡忘。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部分曾任高砂義勇軍的原住民也曾被徵召參與國共內戰,新外來統治者再次重創原住民族的族群獨特與認同。

2015年是終戰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公開致詞,雖論及維護和平與族群自決的重要,但也避開轉型正義的討論,暗示後世不必為前人的錯誤道歉與負責。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Walis Nokan感嘆,這也是被殖民國家會遭遇的問題:自我檢視時用殖民者的眼光來看待被殖民者,「你被抽換掉血液、被抽換掉肉身,那都是日本皇民化後的東西,你卻以為那個就叫做你。」先以武力脅迫,接著是教育灌輸,最後是經濟利誘,殖民政權一步步迫使原住民族順服於「國家」這個符號。

國族認同議題在台灣雖然敏感,但不變的是每個人都有選擇權利,並學習包容、傾聽不同時代的歷史記憶。Walis Nokan強調,若不是這些祖輩們經歷痛苦的身分混亂與轉變但仍堅持保有民族靈魂,沒有參
與過戰爭的當代人怎能懂得何謂反抗,「我們要感謝這些長輩。」


《白色的傷痕》
尚未討回公道的受害者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林婉婷專題報導】在極權統治的年代,遭判刑喪失生命或服刑失去自由的原住民受難者之中,有一個名字較少在第一時間被提及——Tfuya(特富野)部落的鄒族菁英Voyʉe Toskʉ(杜孝生)。

Voyʉe Toskʉ生於1922年,於2001年辭世;他是Uyongu Yata’uyungana(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兄弟,也是日治末期唯一接受台北帝國大學(現台灣大學醫學院)正規醫學訓練並畢業的原住民,於1952年任嘉義縣阿里山鄉衛生所主任及新美農場場長。

Voyʉe Toskʉ的孩子Voyu Tosku(杜銘哲)談到,自己雖是鄒族人,卻是在平地長大,除了面對族群衝突,也察覺到家裡總有「不安的氣氛」。父親是開業醫師,優良的醫術在鄰里間有目共睹,卻是個沉默的人,也不談有哪些親戚。Voyu Tosku從小就好奇自己為何遠離部落,並到處去詢問,試圖找到答案,「可是我爸就是隻字不提,甚至他會很明顯地讓你知道:你不要問這個問題。」後來才知曉,這背後有一段家族血淚史。

1954年,Voyʉe Toskʉ遭指控涉及「Yapasuyongʉ Yulunana(湯守仁)等叛亂案與貪汙案」。其中包含Yapasuyongʉ Yulunana、Uyongu Yata’uyungana、Losing Watan(林瑞昌)等6人,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遭判死刑。Voyʉe Toskʉ則以違反《懲治貪汙條例》遭判有期徒刑17年,服刑幾年後假釋出獄,卻因貪汙罪不算為政治案件,無法申請補償。

(相片來源/YouTube LiMA頻道影片截圖)

Voyu Tosku因緣際會接觸到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與模擬憲法法庭,且2016年的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決定援引「Voyʉe Toskʉ案」。模擬憲法法庭不是真正的法庭,旨在提升重大議題的公共討論,進而影響社會或政府並產生具體回應行動。此案最終結果認為家屬應得到補償,但要真的實踐需要靠修法。

訴訟代理人高毅坦言,在「Voyʉe Toskʉ案」中,人們較多關注犧牲性命、成為烈士的Uyongu Yata’uyungana等人,且較少考慮到內亂罪和外患罪以外的判決類型,「Voyʉe Toskʉ案」有其重要與獨特性。在Voyu Tosku邀請下,模擬憲法法庭發起人、前大法官許玉秀,與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代表們前往Tapangʉ(達邦)與Tfuya部落,進一步認識鄒族文化與歷史。

一行人也拜訪Uyongu Yata’uyungana的兒子Avai Yata’uyungana(高英傑),透過老照片,從他口中認識Voyʉe Toskʉ在學習上的傑出表現,以及出獄後未獲族人諒解的艱辛。最後也在Uyongu Yata’uyungana墓前說明模擬憲法法庭與轉型正義進程,向在自己土地上蒙受委屈與犧牲的前輩們致上敬意。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