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原境專題報導】秉持著「有些故事要有人說、要被記得」的理念，長期關注地方社會議題的台南新芽協會與台灣文學館合作，舉辦「府城春秋──舊台南市政治記憶文史展」。本展是「舊台南市政治記憶採集計畫」階段性成果的呈現，針對文獻、文物與影像等史料進行詮釋，將台南的地方政治變遷與社會景象做整體性呈現，不僅回顧同一個時空背景下的不同歷史面向，也期許能夠映照出歷史事件對常民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帶領民眾一同思索人民對於地方政治的記憶與未來想像。本次展覽展期自9月18日開始，於台文館二樓展覽室E持續展出至11月8日。
《中華日報》總經理嚴伯和在9月18日開幕座談表示，媒體與政治的關係絕對是密不可分，掌握媒體即掌握權力。他說，《中華日報》75年來刊載著大台南這幾代市民成長的紀錄，在紙媒退縮的今日，該報還有七個版，象徵著台南市仍持續進步，因為沒有進步就沒有工商、廣告收入撐起報社。除了促進地方建設，媒體也是市政與民意的重要溝通橋梁，中央投資公司已經從《中華日報》撤資。嚴伯和也請眾人多支持地媒體，要有在地強勢媒體才能有效監督市政、促進市政發展。
台南市副市長趙卿惠表示，這次的座談只是一個開端，未來還請台南新芽協會創辦人嚴婉玲將台南的政治史補上。她直言，不要懼怕談論政治，如果用公允的心態來看，都能好好討論，每個首長都有好壞，看戰後地方的政治史有助於市政未來的發展，人們應作每一天的公民，而不只是四年選舉一次的選民。
台南新芽協會特別將觀展問卷設計成公投選票的樣式，列出了五項和目前台南市政相關的議題，希望參觀民眾模擬公投，蓋下投票章後投入票箱。五項市政議題的設計都相當複雜，也有QR Code供民眾追蹤各議題目前倡議的成果。希望讓民眾能感受到公投並非萬能，唯有主動加入公共議題的討論，才能撐起一個可以容納公民參與、公民決策的空間。
本專題將簡介展覽內容，從台南市政的更迭，見證時代的轉變，探索在台南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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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婉 玲 作 答
台南新芽協會創辦人、現任理事
Q：什麼是「舊台南市政記憶採集計畫」？
A：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致力與全民共創在地知識建構，將蒐集來的史料提供平台開放運用，台南新芽協會執行「舊台南市政治記憶採集計畫」即是其一。所謂政治記憶，即是在翻看資料、口頭訪調及文物蒐集的過程中，多著重於市井小民的分享。史料最重要的不是書面資料，而是自下而上的口語傳播與文物蒐集。最後的資料蒐整結果，即以「府城春秋――舊台南市政治記憶文史展」的展覽形式與社會大眾見面，而這些資料最終會傳至國家文化記憶庫妥善保存。
Q：為何想要承辦「舊台南市政記憶採集計畫」？
A：雖然自己是歷史專業背景，然而從事公民運動的過程中，卻發現自己對於在地歷史不甚了解。我們可能關注立委、總統，然而對於在地政治卻相對陌生，尤其是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此外，台南新芽協會在地耕耘也已三、四年之久，然而面對許多現況的背後成因有時仍一無所悉，因此希望有人跟我們聊聊台南政治過去的樣貌，囿於計畫的時間有限，便決定將探討的時間軸拉在1945至1997年間，集中於舊台南市區。
Q：在籌備過程中，有接觸到什麼意料之外的經驗或收穫，或不為人知的敏感議題嗎？
A：採訪對象不少人是老記者，從這些過往跑市政線記者的觀點看待當時市政，便會有許多不同之處。過去可能會覺得《中華日報》是「黨報」，但接觸他們的資料後發現，其實內容並非如此偏頗，而且正因為有《中華日報》這種地方性的報紙存在，才幫我們留下許多專屬台南市的記憶。而訪調的過程中，當然會探聽到一些難以分享的祕辛與敏感議題，無法在展覽中呈現，但也讓我們看到台南市更多元豐富的面向。然而當中還是有溫馨故事，例如台南的黑道，他們主要以賭場經營為主，彼此存在默契，只要兄弟被抓，之後釋放出來，其他人就會幫助他安排一場賭局，並且把錢都輸給他。
Q：您覺得，台灣人民因為經過威權時代，會變得不敢關心政治跟政治方面的歷史嗎？身為一般市民，為什麼要來看這個展？可以從中得到什麼？
A：過去在談政治史會有兩種路線，一種是選舉、政治史與地方自治，另一種則是黨外運動與受壓迫的人權史。然而對一般民眾來說，這些都是同時發生在我們的生命經驗裡，在記憶及談論政治時，不應是教科書一脈式的觀點，而是理解整件事的全貌，因此我們在展場當中的年表，便會同時呈現有誰當選，又有誰被補。邀請大家不僅以觀光客式的心態認識台南，而是更深層的去理解這塊土地。
這次特別感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提供珍貴的史料。長老教會過往在黨外運動付出許多心力，期待未來有更多合作空間，並告訴世人「為何當時《台灣教會公報》要做這件事？」也期盼台南新芽協會能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帶領眾人挖掘過去、理解現在、想像未來。
刨除／再植 1945～1950年
官派市長時期
－－政權轉移重新適應
【張原境整理報導】1945年日本戰敗，當時台灣對於「回歸祖國」舉島歡騰。台南青年王育德當時任教於台南一中，其自編、自導、自演的台語新劇《新生之朝》於該年10月在延平戲院（日治時期的宮古座）上演，盛況空前，全場座無虛席。
來台負責戰後接收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認為，台灣人長期受日本人「奴化」教育影響，須強力清除殖民時期的殘留記憶，方能真正地「成為中國人」。而台南市做為當時的重要城市之一，自難置於這種劇變之外。於是，市民開始一邊學習「國語」，一邊試著理解每個人都可以投票是怎麼回事。
戰後的台南市民，從各個面向開始適應新生活。學生在學校裡的國語課從日文改上中文；所有公立學校的校慶紀念日一律改為10月25日，因為「台灣光復、普天同慶」；開店的小老百姓發現市場物價飆漲，當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成為現實，或許拿雞蛋換米回家更令人安心；官派的市長講著市民聽不太懂的官話，這時期的台南，像是花園剛換了一個園丁，對於舊園丁所栽植的花草並不滿意，而將草木挖起、刨除，重新植入。
1947年動亂在整座島嶼上此起彼落，台南市卻是當時相對安定之處。想要保衛地方的仕紳和學生各自有著不同想法，有人決心拿起槍桿一拚死活，在街上叫嚷著要中國豬出來；也有人想要與當局溝通，提出七項改革要求，但軍隊上岸之後，卻直接衝入市議會抓人，以犧牲反抗者的性命告終。動盪期間，全台學校幾乎停課，台南女中雖自豪於弦歌未輟，但也許學生人坐在課堂上，心裡想的卻是：「躲藏在家裡的外省老師是否會被發現？」「出門卻失蹤的阿叔去哪裡了？」當年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到台南「宣慰」時，曾到延平郡王祠提書對聯，當他寫下「忠肝義膽」四個字的時候，不知是否有人質疑，那是誰的忠義？又是誰的肝膽？
市參議員、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開展了市民的政治視野。日治時期的街庄長選舉設有財產及性別限制，只有部分人有投票權，這次人人都可以投票，參選人也變成自己的鄰居。其中區民代表和參議員選舉競爭激烈，反映台南人想講出自己意見的心情，而參議會在二二八事件中也確實扮演了為民喉舌的角色。此時期的市長仍為官派，兩任官派市長皆非本地人，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將中央政府的意志落實到地方。
另一方面，1949年，中華民國失去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播遷來台。長期作為殖民地與邊陲地方的台灣，突然對國家與政府有了全新的體認，總督府成為了總統府，台南州廳則成為空軍供應司令部。大批軍公教人員與眷屬渡海來台，也帶進不同的飲食文化，燒餅、油條與牛肉麵等食物開始出現在台南人的日常生活。
除異／表意 1950～1968年
民選市長時期
－－民主外衣集權內裡
【張原境整理報導】國共內戰的結果，使得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極力於鞏固政權，除了更嚴格地控制思想與言論，具有資產重新分配功能的土地改革政策也開始擾動原有的社會階級。
在冷戰的國際情勢下，「自由中國」的人民沒有言論和集會的自由，政府以反共大義，將所有反對者捕為階下囚。為了符合民主國家的形象，定期辦理選舉仍是必須的，只是中央民意代表如國大代表和立委若全面改選，將嚴重否定當時執政者的正當統治基礎，因此蔣介石授意，由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來凍結憲法，中央民代僅開放極少部分的增額補選名額，將真正的選舉限縮在省級以下的民意代表與縣市長。
每個時代的地方青年都對政治有理想、有期待，台南的年輕人也不例外。他們有些受到左派思想的吸引，想要組織群眾推翻政府；也有許多人只是一起開讀書會，念念書、發表議論。但是對執政者而言，失去政權的恐懼感如鯁在喉，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人。
於是，在195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案件量來到高峰，例如「台南工作委員會案」及其延伸出來的大小案件即株連甚廣，橫跨台南縣市，因而遭槍決者達數十人，關押多年者亦有上百人。當年的學生不少都有學校老師突然消失的記憶，家族閒聊間，也總聽得到長輩低語著誰誰誰被抓走了。若有幸再回來，或就此沉默，或癲狂避世，總之，皆逃不過長期持續的監視。當時的警察局就在今日台灣文學館這棟建築的對面，很長一段時間裡，這裡經常是台南政治案件移送的第一站。
台南市議會裡能文能武、唱作俱佳的市議員許丙丁，也在同時寫下了幽眇的歌詩《台南三景》:「嵌城月亮，花笑春光，團圓一樣，缺憾千般，照著生涯哀苦，哪有美島仙鄉，月姊，月姊，妳的軟心腸，怎不幫忙，也不主張，永遠站在清高觀望。」
1950年底的市長選舉，是台南人首次透過選票選出市長。此後十幾年，葉廷珪叱吒台南政壇，雖連任失利，但五戰三勝的他靠著個人魅力挑戰國民黨，取得選民的青睞；卻也遭國民黨的掣肘而無法有更多的建設。
改制後的台南市議會也開始上演精采的議壇風雲，第一屆議會僅有的兩名女議員，為了反對酒家設立而辭職；第三、四屆議會與市府的關係緊張；第五屆議員更曾半數請辭，以抗議大林國宅未公開招標。儘管自治範圍有限，然而當時的議會並不是一個在高壓統治之下淪為橡皮圖章的民意機關。在投票與繫獄之間，市民咀嚼著政治的滋味。
壓制／茁實 1968～1985年
民選市長中期
－－世代交替產業轉型
【張原境整理報導】1970年代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最艱難的時期。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各國陸續與中華民國斷交；作為最重要的邦交國美國，1979年也割席而去。執政黨外交失利，便轉而尋求國內政權的穩固，推動更多大型建設作為政績。
此時有不少日治時期的建築從台南市的街景中移除，蓋起更多高樓大廈；產業結構也轉型為工業導向，尋求外銷獲利；市民的經濟條件普遍好轉，開始享受休閒生活，擁有更多娛樂。另一方面，戰後出生的一代青年也已長成社會中堅，選舉候選人從具有日治時期仕紳背景者，漸次交替為受過完整黨國教育的青年。有些人選擇進入體制，成為執政黨欽點的政治工作者；有些人感受到不公不義，選擇支持越趨活躍與擴大的黨外勢力。
在1981年之前，台南市長從未有過連任成功者。1968到1972年間，台南市民先後選出了兩任國民黨籍市長──林錫山與張麗堂，兩位都是國民黨栽培的台南青年，也都符合社會對於菁英的期待。然而此一時期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卻是蘇南成，1973年他為與張麗堂競選市長而退出國民黨，卻失利落馬；1977年與黨外人士蔡介雄聯合造勢，雙雙高票當選；及至1981年，他回歸黨內，以國民黨籍身分競選連任成功。他的諸多「有感施政」令市民印象深刻，例如成立「馬上辦中心」，通過第四、五期重劃區案，以及台南市立醫院和文化中心等，都是在他任內所興建。與此同時，議會生態也發生改變，士農工商各路豪傑取代軍公教和仕紳，成為議事場上的主流。
青年路上座落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立的台灣教會公報社，與台南神學院相比鄰。有別於創建者牧師巴克禮遞出橄欖枝、以和求全的溫煦態度，神學院內的師長與年輕人此時選擇積極對抗，他們懷抱著對民族與民主的前途想像行動著，主張教會應勇於為台灣人的前途發聲，即使被追捕，也未曾停下腳步，此時的《台灣教會公報》，亦成為各種民主理念的宣傳平台。
這個時期，除了政治新聞、選舉投票之外，一般市民還能經由某些大型活動意識到政治的存在。例如時任市長張麗堂將1975年訂為台南觀光年，興修古蹟、辦理各項傳統慶典活動；又例如恢復龍舟比賽，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還因此特地南下參加；而新式娛樂如康樂隊表演，也在市府的支持下舉辦大型比賽。在創造商機的同時，也將娛樂事業納入管理。至於議會，則持續與市府抗衡，甚至發生了議員與公務員衝突的不民主事件，事後議員遭到時任市長蘇南成以妨礙公務移送法辦，議員資格也在判刑確定之後遭到註銷。而議員們不僅在市政層面上應當敢於喉舌，對於當時政治人物的義務之一──勞軍行程，也是得勉力出席的。
多核／迸裂 1985～1997年
民選市長後期
－－改革開放禍福相依
【張原境整理報導】解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些遠在天邊的宣告，對城市裡的居民而言，有感的部分也許只是書報攤上報紙的種類與篇幅變多了，以及街頭的遊行集會更頻繁了。此時儘管二二八事件已從禁忌走到人們可以公開談論，「台獨」卻似乎仍是教人聞之色變的敏感詞。返鄉的海外黑名單人士陸續回到故鄉台南，成為新一代的政治明星，與傳統政治人物競逐大位。對每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嶄新且充滿希望與進步的時代。
然而，就如光與暗會同時出現，當眾人以為政治自由大幅躍進之時，被視為是舊市區翻身機會的海安路地下化工程，卻在工程施作遭遇困難及官員收賄的情況之下爆發弊案，「沒落的十年」成為許多台南人心中的痛。除此之外，選民對於賄選已經見怪不怪，凡遇選舉期間，他們談論的甚至不是誰有買票，而是哪位候選人一票多少錢 。
此一時期的國民黨，正從蔣氏父子政權轉換為李登輝主政，民主化的腳步透過修法與選舉不斷前行。在地方上，當意識形態無法成為凝聚共識的工具時，國民黨仍然是掌握資源的一方。利益與權力的結合，成為普遍且實存的政治現實。而善於選舉的民進黨出現後，國民黨也不得不開始強化選舉技巧，於是中央政治人物下鄉輔選逐漸形成常態。
成立於1986年的民進黨，以選舉作為壯大組織的方式。1987年，台南市黨部成立，由蔡介雄擔任首任主委，從此台南市的政治版圖有了明確的藍綠劃分。儘管民進黨在他們的市議會首戰（1990）中僅拿下三席，卻能在1997年直取市長寶座，發展可謂快速。
地方上，在兩黨政治逐漸成形的過程中，數十年間對執政者累積的不滿經常透過選舉活動表達，例如選民對於開票結果的不信任，使得1980到1990年代的投票日前夕，市政府與地方法院前方往往必須事先架起拒馬，以阻擋民眾陳抗。而買票習氣亦隨著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崩解達到高峰，賄選案不斷出現。這個時候，整體的政治風氣可謂敗壞。
許多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甚至引以為傲的台南街景，在當時是什麼模樣呢？看看展區的照片，不先看解說的話，認得出來是哪裡嗎？有許多舊建物、舊巷弄被拆除、拓寬，許多新大樓正在施工，整個台南就像是個大工地，這裡那裡到處都是進行中的工程。彼時正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城市繁華浮躁，充滿豔麗的色彩，然而台南市其實正同時面臨著腹地狹窄、產業未能再次轉型的困境。如今回望當時，那真是一個活力旺盛卻前途茫茫的時代啊！待到1997年張燦鍙當選市長，由民進黨執政的台南市政治，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