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農村開出文學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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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楊逵晚年生活在東海花園,訪問他的人很多,一次一位編輯問他最近有沒有寫詩?楊逵說:「在寫,天天在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你現在所看到的,難道不美嗎?」播種有時、灌溉有時,上帝所造的大地,有許多人用勞動回應祂的心意,在這樣的土壤,開出怎樣的文學之花?

台灣國民文學,在土地、在農村

◎江昺崙(台灣文學館專案助理)

不知道你是否曾經聽過台灣的「農民文學」?其實,農民文學的概念,很接近台灣的國民文學。

我們從頭說起。台灣過去的經濟型態都是以農業為主,一直到1960年代左右,才慢慢轉型為以第二級(工業)、第三級(服務業)產業為主的社會。傳統的台灣文化,就是以農業文化為主,從政治、社群、信仰、節慶乃至飲食,都脫離不了與土地的關聯。許多台灣文學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每天觀察土地與農村的變遷,目睹農民遭受強權壓迫的境遇,於是有感而發,把這些故事寫了下來,這些作品就是我們台灣的農民文學。

特別是在1920年代之後,當時是台灣族群文化意識的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就是農民的遭遇,他們書寫被日本殖民政府壓迫的佃農,也關心農村裡受到欺壓的女性。透過農民文學,作家們表達對殖民者的批判、對階級與性別的關懷,更凝聚了所謂的「台灣意識」。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農民文學大約等於是台灣的國民文學。

可惜的是,戰後遷台的國民黨是右翼的獨裁政權,這個隆納‧魏澤(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占者政權」(Settler State)無法容忍具有民族與階級意識的文學作品。例如黨國的擁護者余光中,就曾在1977年寫下〈狼來了〉一文,指控這樣的作品是「工農兵文藝」,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最後,在軍方高層協調下,各方達成共識,以模糊的「鄉土文學」來稱呼此文類。後來農民文學都被稱作鄉土文學,大大弱化了其中階級批判與民族情感的意識,這是非常可惜的。

台東夏季稻作收成時。(攝影/江昺崙)

  社會歷史紀實   

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習慣用鄉土文學指涉農民文學,以籠統的名詞來帶過。這其實是對威權遺緒的習焉不察,也反映台灣人普遍對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漠視。

農民文學的重要性,不僅是在描述階級與民族意識,更是發現許多歷史的細節與社會的精神樣貌,就如同現在的紀實電影一般。

舉個例子,台南在嘉南大圳開鑿之後,許多旱田轉為肥沃的水田,提升了農業的整體發展。我們現在當然都是很感謝日本政府與八田與一的貢獻,但事實上,當時整個工程中最為辛苦、也最被犧牲的一群人,就是嘉南平原的農民。

台灣文學作家蔡秋桐是日治時期雲林縣元長鄉的保正,經常書寫諷刺農村現況的小說。他有一篇小說叫〈放屎百姓〉,發表於1931年的《台灣新民報》,裡面就批判總督府興建嘉南大圳,卻要農民負擔許多工程費用,忠實呈現貧窮的農民賣地鬻子來籌措稅金、生活悲慘卻求告無門的慘況。

蔡秋桐這篇小說,上篇刊登之後,下篇就被總督府查禁了,所以我們無法看到完整的篇章。這也代表總督府非常在意蔡秋桐對嘉南大圳的批判,才會下令噤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嘉南大圳對於台灣的農業經濟貢獻很大,但對當時的農民來說,卻是令他們生活非常痛苦的苛政。特別是大圳控管稻米及甘蔗的種植,三年內只能種植一到兩季的稻作,等於間接強迫農民種植甘蔗,也是非常粗暴的手段。

直到今日,筆者訪談善化老農的時候,說起大圳及種植甘蔗的過往歲月,他們還是會說:「想到彼時種甘蔗的艱苦,就會流目屎。」

台南後壁的農田景象。(攝影/江昺崙)

   揭示農民之殤   

不僅是嘉南大圳,土地問題也經常是農民之殤。新化地區出身的作家楊逵,於1932年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送報伕〉。故事中的主角出生在台灣小地主家庭,生活還算過得去,但有一天製糖會社為了提高產量,與政府合力強制徵收農民的土地,美其名是為了「村子的繁榮」。

農民們雖然可以拿到一筆小額的補償金,但失去土地等於失去生計,主角的爸爸因此拒絕賣地,結果竟然被警察活活打死。主角只好到東京打零工謀生,過著悲慘的底層生活,幫派報社老闆推銷報紙,又遭到惡劣的老闆剝削,差一點餓死在東京街頭。

《送報伕》,遠景出版公司,1979年。

   書寫仍在繼續   

當代的台灣人回憶日治時期的時候,經常提到當時因為資本集中與現代化,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將過去描繪成美好的「跳舞時代」(註)。但當我們閱讀農民文學作品,卻發現這些論述經常是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忽略了農民普遍的悲慘處境,而不幸的是,這樣貧窮的農村景象,其實才是當時台灣一般大眾的生活樣貌。

辛勤工作一整年,種植的作物如甘蔗卻賣不了多少錢,只能勉強一家糊口,這是農民的常態。因為繳不起地租,而被迫賣掉家裡的水牛、田地,甚至最後將女兒賣掉,去別人家做「新婦仔」(童養媳),也是常見的故事。當時連一般男性成年農民都過得不太有尊嚴了,更遑論性別極端不平等底下的農村婦女。作家龍瑛宗在作品〈一個女人的紀錄〉(ある女の紀錄)裡面,對於當時農村女性的生命有非常細膩但悲傷的描寫。

到了戰後,國民黨流亡來台,對於農村的控制更是比日本人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透過土地改革及基層行政體系如農會及水利會等來控制農民,以田賦、水租及化肥等名目換取農民的穀物,供應隨國民黨來台近百萬中國移民的生活需求。我們可以這麼說,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繼任執政這段期間,國民黨對農村的控制、對農民的壓榨非常殘酷,所以1960年代之後,開始有大量農村青年因生計問題被迫遷移到城市,在近郊的加工出口區工作,因而帶動台灣第一次經濟轉型。

雖然因為白色恐怖,台灣的作家無法像戰前一樣那麼直接書寫農民的不滿與抵抗,但是到了1970年代後,許多充滿現實意識的農民文學作品仍陸續誕生,像是林雙不的《筍農林金樹》、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系列》及洪醒夫的《黑面慶仔》等,都是描寫當時農民處境的優秀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很多具有高度爭議的政治意涵,所以一直沒有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在當代鮮少被閱讀及討論,非常可惜。

而在台南靠海的「鹽分地帶」(將軍、七股、北門、佳里等地),土地雖然比較貧瘠,卻開出繁盛美麗的文學之花。從日治時代由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及曾對等人組織的社團「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到戰後黃勁連與羊子喬等人承繼先人精神而舉辦的「鹽分地帶文藝營」,一直到今日的《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長達百年的農村與土地書寫傳統未曾斷絕。

以吳新榮的詩〈故鄉的輓歌〉為例,我們即可看出這些作家關懷農村現實的精神,以非常直接的語言生動描寫農民在貧窮線上掙扎捱餓的情境。以下節錄:

同胞們啊!
你不可忘了你的少年時,
在那明月亮亮的前庭裡,
看那兄嫂小嬸杵著米,
聽那原始時代的古詩。

現在呢!
各地各庄都有舂米機器,
日日夜夜鳴著聲哀悲,
啊啊你看有幾人餓快死,
你看有幾人白吞蕃籤枝。

時至今日,台灣的農村雖然已經脫離過去不平等的剝削處境,農民的生活及收入也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關心、去書寫。

例如台南市後壁區農村原本是稻米的重要產地,但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強制進口一年約13萬公噸的稻米,讓老農們生計受到很大的影響。紀錄片《無米樂》雖然不是文學,仍舊以帶有詩意的鏡頭畫面,呈現老農民崑濱伯等人的生命故事。影片最後,崑濱伯說他們是「末代稻農」,輕鬆簡短的談話透露不少農村黃昏的哀愁,也令觀眾非常傷感。

除了農業產銷,城鄉差距、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等問題都亟待解決。前陣子學甲的農地遭不肖業者盜埋廢棄的轉爐石(爐碴),雖然未造成全面汙染,卻反映農村仍舊是被邊緣化的「廢土之地」。看著新聞報導裡農地的萬噸爐碴,想到哺育萬民的土地受到如此輕賤,實在令人心痛不已。農民文學的精神沒有斷絕,但台灣農村的未來令人憂心。或許未來我們能藉由推廣農民文學喚起台灣人對農業文化的記憶,以及對農村發展的關心。

 註 出自2003年台灣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貫串全片的台語主題曲〈跳舞時代〉是1932年的台灣流行歌曲。影片描繪日治時期流行歌演進,介紹古倫美亞唱片與陳君玉、純純、柏野正次郎等人執著台灣音樂的故事,反映1930年代台灣的社會與女性的社會地位。

 

番薯簽詩,抒發農民生活之重

◎陳淑容(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級專案研究員)

 

掣番薯簽用的菜掣。(攝影/楊東霖)

上圖這支看起來頗經滄桑的菜掣(chhài-chhoah),是將根莖類如番薯刨成細條或簽狀的器具,採集自嘉義濱海的布袋鎮虎尾寮。虎尾寮舊名「魍港」,現名「好美里」,從過去到現在,這個濱海村落的住民靠著捕魚、養魚、晒鹽維生,地方因此流傳「有一塊魚棚,卡好三個親戚;有一塊鹽埕,卡好三個親成」的俗諺。

魚鹽之利為住民帶來經濟的優渥,但海邊的土、水與風也限制農作的生長,田與園(hn̂g,旱田)自然少。園比塭(ùn,魚塭)利薄又費工,多數住民自然選擇後者做為主要維生之道。

菜掣持有者顏金鐘先生在1947年出生,身為遺腹子的他從小跟母親顏蔡住相依為命,靠著外公與母舅的接濟成長。由於家中沒有能夠養魚的塭仔,也缺少可以種米的田地,顏金鐘跟母親很長一段時間以番薯為主食。他記得每當番薯收成季節,會去園裡撿拾殘剩的番薯,回來後左鄰右舍熱鬧地加工掣簽。

在高溫多雨的台灣,新鮮番薯的塊根含水量高,不易貯存,將番薯掣成絲狀的「簽」,可加速水分蒸發,經陽光與海風拂晒後,可以放上幾個月甚至一整年。晒乾的番薯簽和著少量米做成的粥飯,因為便宜、省工又有飽足感,成為貧苦人家的主食。

顏金鐘甚至吃過「倉庫簽」,是二戰末期日軍向農家收購後存放在倉庫作戰備的軍糧。戰後,國民政府釋出這些倉庫簽,發放給海邊的窮人家,由於部分曾受過盟軍戰機轟炸,因而交雜焦味、油味、屎味與臭香(chhàu-hiuⁿ)。也由於存放過久,變韌(lūn,堅硬)而難以咬斷,據說連豬都不愛,但為了果腹,只能忍耐著吞食。

番薯簽乾跟番薯簽飯。(攝影/曾品滄)

 

 

 

 

 

由於番薯簽食用量大,在早期尚未機械化的時代,好的菜掣顯得格外重要。這支兔型圖案中印有「蘇」姓商標及「台南蘇定特製」「岳帝廟前小路」字樣的菜掣來自府城東嶽殿前。「蘇定菜掇商號」雖已歇業,但店家百年來堅持手工傳統,製品以堅固耐用、極富工藝之美著稱。這把歷經時光淘洗的菜掣,斑駁刻痕猶散發著曖曖之光,鋒芒內斂地見證先民艱苦奮鬥的歲月。

在虎尾寮,晒乾的番薯簽通常架高放在三合院的屋子中,經濟能力稍好的農家則存放於古亭畚,這些放置番薯簽的古亭畚又被稱作「番簽畚」。1942年戰爭後期,來自台中州員林郡永靖庄的醫生詩人詹作舟,前往台南州北港郡近海的元長庄拜訪朋友蔡秋桐與陳延年,三人寫下主題為「被雨薯簽」的擊缽詩,描寫番薯簽被雨淋:

本期一日曝能乾,誰料天時未得看。造化不知耕作苦,簽條經雨惹心酸。

連晒三朝總未乾,朽汙滿地不堪看。可憐最是傷心處,簽味如同酒味酸。

素來經過未時乾,天命推移莫測看。一日三餐簽重用,神仙不體我心酸。

番薯簽粥是台灣人的共同鄉愁。(攝影/陳淑容)

詩人以心酸與味酸,刻劃早期農村環境與生活的困苦,抒發農民生活之重。

早期番薯簽不只被視為貧窮,還是低賤的象徵。台南詩人謝星樓在1923年的治警事件後,留下「辜顯榮比顏智,番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的名句,批評像辜顯榮那樣趨附日本政府之人,自以為可比「顏智」(台語譯法,即甘地),若真如此,番薯簽也能比魚翅,破尿壺也能比玉器了。對番薯簽的刻板印象,從日治到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深植台灣社會。即使是向陽這樣戰後1955年出生鹿谷山村的詩人,也在〈阿爹的飯包〉寫著,當好奇的小孩掀開阿爹的飯包後發現「無半粒蛋,三條菜脯,番薯籤參飯」。他以「番薯籤參飯」象徵清貧刻苦,用以對比小孩早餐是「包仔配豆漿」,呈現父愛之偉大。

戰後,隨著台灣糧食增產、社會轉型及國民所得提升,番薯從貧窮、低賤的象徵逐漸轉為健康美味的鄉土食物代表。新鮮番薯或塊狀、或掣簽煮成的粥飯,成為大宴小酌後人人喜愛的清雅風味。啜一口香甜軟嫩,番薯簽粥挑起早期農村社會刻苦生活的回憶,召喚鄉愁同時,也撫慰許多走過艱辛歲月的台灣人心靈。

雲林縣元長鄉潭西村棄置的古亭畚。(攝影/陳淑容)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