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辦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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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邱國榮)

【邱國榮綜合報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月26在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解碼壓迫體制: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研究成果發表會」,邀請學者以資料庫為素材,發表研究論文,這也是首度有學者利用統計量化的方法研究。

「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於去年2月26日正式對外公開,資料庫網頁被分享至臉書就有超過4000次,帶動社會上的討論。促轉會主委楊翠致詞時表示,資料庫目前累計收錄的政治案件受裁判人有1萬3683人次,陸續新增;累積的龐大資料,提供了量化統計、分析研究政治案件的可能。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沈筱綺發表〈獨裁者的死囚: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過程的蔣介石因素〉,研究指出,在初審沒有被判死刑、但終審遭判死刑的274位政治犯,有發生2種情況:國防部要求發回嚴審且蔣介石同意,或是蔣介石不滿意判決並核覆批示「死刑」「應處死刑」「槍決可也」「此人為何不槍決」等;沈筱綺認為「蔣介石的核覆權力是隨心所欲」。另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蘇彥斌發表〈威權時期政治案件審判刑度影響因素之分析:以死刑判決與無罪判決為例〉,指出蔣介石親自參與審判過程的案件,其終審有較高機率為死刑。

與談的促轉會兼任委員徐偉群表示,要究責加害者,應先釐清加害的體制、行為及參與者這3個層次,而「揣摩上意」是這3個層次的動態關係。他指出,軍事審判制度本身就是問題,審判獨立原則自始不存在,審級是根據軍階,具有上下服從關係,因此先天上牴觸民主制度的法治,而且當時軍法官與軍事檢察官都在警備總司令部下,受到制約。

與談的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指出,從資料庫統計,外省人受迫害比例高,可是不受到較重刑責的比例也高,反觀台灣人遭判重刑的比例相對較高,「這是國共鬥爭將台灣人捲進去的白色恐怖。」此外,蔣介石核覆判決最多是針對左翼人士,1950年是高峰;1954年國民黨政權承認共產黨已經肅清,從此蔣介石核覆判決次數開始降低。

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致詞時提醒,不要將所有軍事審判者當作加害者看待,有些軍法官忠於原判,抵抗上級意志,有些則選擇配合上意,唯有透過帶有問題意識的研究,分析體制跟人的行為交錯影響,才能奠定究責釐清的基礎。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王奕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蘇慶軒、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府系助理教授劉昊,共同發表〈司法鎮壓: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軍事審判過程〉,利用統計分析發現,蔣介石否決下級判決的比例增加時,隔年參謀總長更可能否決下級判決結果,更可能對個案產生更審多次,使判決更可能符合蔣介石的偏好,相當程度證實了下級會揣摩上意的假設。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政佑發表〈威權時期軍事審判體制及軍法官之初探〉時指出,蔣介石有明確指示刑度時,軍法官會傾向改判重刑,蔣介石沒有明確指示刑度時,軍法官仍有較高機會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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