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頻道】PCT的普世關係回顧與前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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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易宏

作者是台北中會文山教會會友、德國杜賓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本文曾在台灣本土神學研究中心,於2020年11月7日所舉辦的「帝國與上帝國」研討會中發表,本文為精簡版。

世宣教策略的成敗利鈍,取決於教會的自我認同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協調程度。教會的外部環境包含三個面向:國內情勢、世界格局與普世教會界。二戰結束至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分別是:戰後至蘇聯瓦解前的冷戰時代、蘇聯瓦解開啟的後冷戰時代,以及近兩、三年愈趨明朗的新冷戰時代。以下將分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在這三個時期的自我認同,以及其所面對的國內、國際與普世教會界的處境。最後根據上述分析,提出有助於PCT走完「脫華入世」最後一哩路的普世宣教策略。

   冷 戰   

冷戰是兩種政經體制之間的較量,一邊是專制、集權、共產主義體制,由蘇聯支配的東方陣營所代表;另一邊是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體制,由美國領銜的西方陣營所代表。台灣在冷戰格局中被編入後者,成為美國在東亞圍堵策略的一環。一如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廣為人知的隱喻「不沉的航空母艦」所暗示:台灣被布署在西太平洋第一條島鏈的中間環節,是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最前線。流亡來台的蔣政權把自己打扮成東亞反共哨兵,藉此獲得美國的扶持與援助。然而,其軍事威權統治,卻是戰後台灣人民受苦受難的根源。

1980年代《台灣教會公報》刊頭寫著「時代的米該雅」幾個大字,是自1960年代退出普世教協(WCC)與1970年代發表三個宣言以來,PCT領導層總結與反省長期對抗威權政府的逆風處境,所形成的自我認同與期許。要求民主化與抵抗威權統治,這在台灣內部是必須以性命相搏的政治行動,然而在國際上非但不違逆圍堵策略所設定的反共目標,且相當符合西方陣營當時所高舉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在冷戰時期尚未有「中國因素」涉入的普世教會界之間,PCT也成為一個具有高度識別度的icon(圖標),標誌著教會如同先知米該雅一般「在暴政下秉持信仰良心勇敢發聲」,普遍獲得尊敬與認同。因此,雖然PCT被迫形式上退出普世教會界,卻能得到許多國外夥伴教會與普世機構實質上的援助與支持。

總的來說,冷戰時期,PCT形成時代的米該雅的自我認同,儘管在國內威權統治下長期處於逆風,但在國際與普世教會界中,能得到實質和道義上的支持。

   後  冷  戰   

後冷戰時期,PCT所面對的內外形勢卻完全逆轉。就國內層次而言,蘇聯的瓦解,使得全世界以反共之名存在的威權政府,失去了自我存續的正當性。1990年代的民主化轉型,改變了PCT在國內的處境,由原先逆(威權政府之)勢而為,轉變為通向不確定未來的順水行舟。1970年代PCT三個宣言之中所蘊含的「公民與多元文化論的台灣民族主義」,尚須以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民主化的修辭為掩飾,藉此批判所謂的「自由中國」其實並不自由;進入1990年代,在威權崩解的民主化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便得以圖窮匕見之姿,公開地挑戰所謂的「自由中國」其實亦非中國。

後冷戰時期,國民黨強加於台灣的「自由中國」認同徹底破滅,台灣住民進入一段心靈的曠野中流浪,在流浪中摸索、「搜揣」(chhiau-chhōe)新的自我認同的時期。70年代便發展出「公民與多元文化論的台灣民族主義」的PCT,在近30年台灣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有如「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的角色,領在台灣住民前頭走出「既不自由、又非中國」的「自由中國」曠野,一路走向標誌著「多元一體台灣人」的迦南地。

  ●以交往策略試圖馴化貓熊  

然而,從國際層次來看,PCT著力甚深的台灣民族認同建構,卻是「一場不得時的奮鬥」,長期處於大逆風狀態。這股大逆風源自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的結構性重整:在國際層次,隨著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土崩瓦解,所謂的「第二世界」被吸納進「第一世界」。在政治上落實為兩德統一與歐盟東擴,意謂著過去屬於第二世界的「新歐洲」被整合進第一世界的「舊歐洲」;歐洲共同體升級為歐洲聯盟並採用歐元作為共同貨幣,在更大的地理範圍內實現政治、經濟、財政、金融、法律各層面進一步整合。

不過,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瓦解後,仍有殘存的共產國家,中國是其中體量最大者。自由世界普遍沉浸在後冷戰的勝利氛圍,導致「擁抱貓熊派」在「如何處置共產中國」這個戰略問題上輕易勝出。他們提出「交往策略」,主張將共產中國帶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資本主義產生大量的中產階級,然後由中產階級在內部進行「和平演變」,於是不必大動干戈就能把共產中國改造成自由世界的負責任夥伴。簡單說,就是通過資本主義對共產中國進行規訓、馴化、改造,最後收編之,試圖複製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所走過的道路。

顯而易見,交往策略是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互為表裡的全球戰略。後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速擴張,有賴於將共產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然而,共產中國巨大的體量也反過頭來,為全球化打上清楚的「中國烙印」:中國釋出自身巨量的奴隸勞動力,換取自由世界的資本、技術與市場,以全世界環境與人權惡化以及自由世界的大量失業為代價,實現自由世界資本與中國共產黨的互利雙贏。在這個看似不可逆的全球化火熱進程中,勇於譁眾取寵的學者甚至創造出「Chimerica」(中美聯合體)的新詞彙,用以表達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的密切結合,為全球化體制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礎。

從圍堵到交往,從東西陣營壁壘分明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些變化所體現的是一種「去邊界」的「後冷戰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在學術圈與媒體圈蔚為風尚,晚近愈發成為一種智識上的政治正確,有意無意地為交往策略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提供意識形態合理化論據。

這種合理化論據,不但對受權力與利益驅動的國際政商界而言相當受用;對受普世主義理念驅動的基督教會界,也深具吸引力。既然國家邊界都能取消,宗派邊界又有什麼值得堅持的價值呢?「非宗派教會」或「後宗派教會」備受推崇,跨宗派合一與跨宗教對話廣受鼓吹,反映的是同一種時代精神。

  ●馴化不成反坐大的貓熊  

在交往策略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蔭庇之下,原本奄奄一息的共產中國日漸坐大。自由世界不但沒有通過資本主義成功改造共產中國,反而讓各種「中國因素」循著各種管道反向滲透自由世界。從「中國因素反向滲透」這個角度來觀察,普世教會界與國際政商界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兩者都常受到中國方面的直接間接壓力,習以為常之下便實施「自我審查」,把不冒犯中國奉為天條,避免一切令中國不快的舉動,迴避一切可能會使中國感到難堪的議題與人事物。這無疑是把「禮貌」與「偽善」混為一談。

雖說如此,普世教會界與國際政商界之間,還是有一個重大差別,就是前者對據稱相當廣大的潛在中國信徒禾場,抱持一種特殊期待。這種期待建立在缺乏事實根據的三段式推論上:首先,後冷戰時期中國基督徒人數大幅增加;其次,按照這個增長速度,N年後中國將成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國家;最後,當中國基督化之後,將會轉變成一個負責任的良善國家。很明顯的,這是基督教版本的交往策略,只是把預想的「和平演變份子」從原本的「中產階級」抽換成「基督徒」而已。就算我們承認第一個斷言為真,後兩段推論顯然只是難以證實也難以證否的「願望」;而這個由願望構成的美麗幻覺,卻被拿來當成姑息共產中國、實施自我審查的合理化論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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