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台灣May Day,聆聽1920年代勞農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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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節、勞工農民議題在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就是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共同議題。當有一群人急切地尋求台灣文化要向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之際,也有人會問:「時代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能否成為平衡的天秤?」這兩篇文章以1920~1930年代的左翼運動為基底,以台南勞工運動作例證,並佐以史料文獻,真實呈現一個時代的運動軌跡。

 

啟蒙時代下,
人民的幸福在哪裡?

◎ 林佩蓉(台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當代討論日本統治時期,1920年代是最常被賦予「啟蒙」「狂飆」語彙的年代,當時台灣本土知識分子透過日本吸取西方思潮,再轉化為自身的省思與回應。社會大眾不得不接受被殖民的身分,不得不承認「台灣是帝國的台灣」,不得不放棄武力抗日的行動,在這種頹喪的處境下,知識分子到底還能做什麼?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興起,知識分子開始了啟蒙的論述、打開文化運動的場域,隨著啟蒙開始強化追求個人價值與自由人權,許多衝突、矛盾的口號也應運而生。究竟在那個啟蒙的時代下,人民的幸福被關照了嗎?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開啟一個新的啟蒙時代。(維基)

文化浪潮下的人生實鏡

「當時恰值竹林事件發生的起頭,幾萬人的關係者,生路將被斷絕,正在走投無路,叫天不應,憂傷、恐懼、怨憤、交併一心,苦於無法自救,但是,他們尚有一線的希望,維繫於文化會。他們曉得文化會是要替大眾謀幸福的,所以抱著絕大的期待,想望能為他們盡一點力,使生活不受威脅,得有一點保障……。」賴和在1925年自傳性小說〈阿四〉中,描述當時知識分子想為人民做些什麼的渴望。當時台灣文化協會(文協)已成立四年多,社會也在日本「殖民進步主義」各項政策下有了相當大的改變,知識分子帶著啟蒙的鑰匙,奔走全島,欲為眼中矇昧大眾打開世界,然而橫在眼前的現實卻是那越來越顯明的階級差異,以及勞農者被壓迫下生活中遭受的痛苦。從1910年代竹林事件,到1920年代蔗農抗議事件、二林事件,都在在顯明了「時代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

那麼文化運動是否真能為人民解決痛苦、帶來幸福?這是啟蒙浪潮下的暗礁。文協路上總是向前的蔣渭水、頻頻回望勞苦大眾的賴和,他們都帶著這樣的疑問持續前進,終於碰到衝突之礁。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路線開始產生歧異,文協人分別左右,有關「大眾是誰」「大眾的生活」等各樣提問,充斥在島嶼各地;人們質問,蔡培火所呼喊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究竟要如何實踐?無庸置疑地,實際走上街頭,並且直搗權力蜂窩的社會運動,是必要也是文化組織展開後的必然成果,1927年文化協會的分裂,即是明證。

台灣農民組合(即今日農會前身)第一次全島大會的要旨中如此提到:「我們農民非為生存而積極奮戰不可。我們的戰鬥性農民組合不問有組織與否,應成為日常經濟鬥爭的主力,要勇敢進攻,被推入無底深淵的工人與農民的日常鬥爭的領域雖然場所相異,但工人為主的場所以工資與勞動時間為主,農民則以田租與耕作權為主。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群急切為大眾發聲的知識分子,運用宣傳單張、即時的演講會、街頭演劇等方式,傳達生活上的困苦一定要有所解決與解釋,當中包括大眾本身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都一併被提出討論。生活都無以為繼,人們卻仍深陷迷信之中,實在叫人無奈。當時的社會經濟,有如1934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宣言中所載明:「自從1930年以來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恐慌,是一日比一日地深刻下去,到現在,已經造成舉世的『非常時期』來了。看!失工的洪水,是比較從前來得厲害,大眾的生活,是墜在困窮的深淵底下。」足見1930年代的台灣困境。

幸福始終是一頓飯的溫飽

台灣勞農運動在台灣總督府1931年1月起激烈取締下,部分組織開始潰散,同年9月中日發生九一八事件後,日本與台灣左翼運動被迫消沉,知識分子與人民聯手的社會運動也告一段落,書寫者至此全力轉入文學創作。

啟蒙時代下,人民的幸福究竟有無獲得改善?從1920年代啟蒙鑰匙開啟台灣文化「要向上」的那一刻起,幸福的定義,始終是一頓飯的溫飽,左右派知識分子很快就觸及這個共通點,若連這最基本需求都無法被滿足,所有文化運動口號都是虛無。而這一切虛實,如今都成了台灣文學收藏的記憶。

 文化運動下的鮮活生命史 

台南洋服工友會三週年紀念懇親會

1927年是台灣農民組合在台日勞動農民黨支持下完成全島性組織的一年,1927年12月1日藉台中市初音町的樂舞台召開全島大會,邀集與會者800多名(代議員155名、旁聽者600餘名、來賓50名)。當天,勞動農民黨幹部且為台灣農民組合顧問的律師古屋貞雄自朝鮮來,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山上武雄自大阪來,均為指導此次大會而來台,文化協會台北支部連溫卿也親自出席,就座於會場的顧問席,台南洋服工友會即是在這樣的勞動組織前期運作下成立。1931年之前,全台的勞動組織、工友會都非常盛行。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反對普度講演會宣傳單

演講者以台南青年為主,由赤崁勞働青年會主辦。 (相片提供/莊明正)

革新會員反對迎神 

1932年8月10日《台灣新民報》上刊登大溪街上歷史悠久的「普濟堂」舉行團祭,大溪革新會員認為,勞動者為了廟會耗費金錢,是迷信的行為,因此大大反對,並在廟會的現場發布宣傳單,大喊「破除迷信」。(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革新》

1934年由李獻璋所編、大溪革新會發行的《革新》,是針對當時大溪街大眾文化啟蒙而生。在反迷信、風俗改良上,《革新》與1930年赤崁勞働青年會出版的《反普特刊》意義相近。《革新》全書以漢文為主,穿插楊逵、賴慶兩篇日文文章,在日人帝國主義越見高漲的1930年代,能保持如此大量的漢文刊物,實難能可貴。相同的,《反普特刊》也有這樣的特質。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一個勞働者的死〉

1934年楊華參加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發表〈一個勞働者的死〉和〈薄命〉兩篇小說。其後因貧無法就醫,1936年5月30日懸梁自盡,享年30歲。〈一個勞働者的死〉中的主角,是一個以種菜為生的小農,後來因經濟恐慌無以維生,跑到都市的鐵工廠做工,卻受到資本家的壓榨,為了飯碗,只得每天在不潔的環境中日夜不停地賣力工作,終至病倒,後來因貧病交迫而死。小說以資本家、勞工截然不同的生活作強烈對比,道出資本家的幸福生活,其實是榨乾勞工心血攘奪而來,小說譴責了資本家欺壓勞工、剝削勞工,逼使勞工至死的慘狀。(維基)


台南勞動之歌──簡述1927~1931年台南勞工運動

文圖◎莊明正(台南市文史協會顧問)

1927年1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左派鼓吹共產思想,仍掛文化協會招牌,右派則於7月10日另組台灣民眾黨,8月7日成立台南支部。台灣民眾黨於1928年2月19日,糾合29個工友會和6000多名組合員,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指導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南區、赤崁勞働青年會和台南文化劇團。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南區下有九個工友會,如台南機械工友會、台南木材工友會、台南土水工友會及台南勞工會等。

唱出無產階級勞動者的鬱悶

以往每年5月1日勞動節的慶祝活動是由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共產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協助會分別舉行。1930年,當時處於最盛時期的台灣共產黨提議採用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單位籌畫的勞動節活動方針,並於4月27日召開合同評議會,組成「勞動節鬥爭委員會」,計畫在台北舉辦一場盛大的統一勞動節慶祝活動,呼籲勞動者於各職場罷工或怠工,並召開職場大會,進行街頭示威遊行,高唱〈勞働節歌〉。

此歌為蔣渭水所作,1929年由台灣工友總聯盟發表,可惜後遭禁唱。

這首〈勞働節歌〉是蔣渭水於1928年5月1日前所作,1929年修改後由台灣工友總聯盟發表,但被禁唱。原本計畫於1930及1931年五一勞動節在台北街頭示威遊行時吟唱,以壯聲勢,無奈卻因日警事前察知,拘留了勞動節鬥爭委員會幹部,使得計畫宣告失敗。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南區自1928年2月28日成立後,每年都舉辦勞動節慶祝活動,直到1931年為止。隨著1931年台灣共產黨遭檢舉、台灣民眾黨被禁止結社,勞動節的合法性鬥爭從此漸漸銷聲匿跡。

1931年5月1日,赤道報社、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南區和赤崁勞働青年會於台南民眾講座(武廟佛祖廳)舉辦「一九三一年五一節紀念大講演會」,這是繼台北統一勞動節活動計畫失敗後,在台南地區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演講會。主催這個演講會的是文化、社運、工友及勞動的社團,盼藉由勞動者無產階級的鬥爭來爭取勞動者的權益,如合理工時、提高工資、退職金及醫療福利等,後因日警當局不允許在勞動節舉行示威遊行活動,最後不得不以演講會的方式來慶祝。

台南民眾講座五一節紀念大講演會中,除王再添的「八時間勞動,八時間教育,八時間休息」外,其他八位辯士的講題幾乎都有「××」的暗示性記號,如莊松林的「五一節是國際勞動者一齊起來××的日子」、胡金碖的「今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日子」、盧丙丁的「由五一節的××可以認識我們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力量與使命」、梁加升的「由××得來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辯士的演講充滿激情,「××」代表「鬥爭」「示威」「革命」等意涵,留待聽眾自由想像。這場由當代文化人、知識青年、勞工界領袖所領導的五一節紀念大演講會,參與的文青及勞工朋友勢必相當踴躍,熱情的辯士及與會者想必都大聲高唱〈勞働節歌〉,以消除無產階級勞動者心中積鬱已久的悶氣,那是當時台灣人記念五一勞動節必唱的歌。

1931年五一勞動節紀念大講演會中,九位辯士中有八位的講題都有「××」的暗示性記號。

勞工意識抬頭的高峰年代

1931年,全台勞動組合已高達114個組合。1927年勞動爭議有69件,到了1928年達到高峰107件,參加人數有5445名,這兩年可說是台灣勞動運動的劃時代之年。在日本統治之下,最具代表性的罷工發生在1928年的淺野水泥會社高雄工廠和台灣製鹽會社安平工廠。兩者都是日人經營的大型企業,罷工最終也都因日警鎮壓而告失敗。

淺野水泥會社高雄工廠的罷工後來得到台南勞働青年會與台南文化劇團的支援,也催生了1929年反對普度講演會及1930年《反普特刊》的出版。1930年,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舉辦第六次議員改選批評政談演講會;隔年,赤道報社也參與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舉辦的「反對台南籾市代行會社設立第一次大演講會」。1929年2月11日台灣工友總聯盟於在台南市新町松金樓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議事中討論14項提案並通過決議,旨在保障勞工的合理工資、工時、福利津貼及健保等,處心積慮為勞工爭取福利,並防杜勞資糾紛產生。足見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及其下所指導的社團對勞工權益、本土及民族意識等議題的關心與出力。

淺野水泥會社高雄工廠和台灣製鹽會社安平工廠的罷工,雖遭到日警極為露骨的鎮壓而敗北,卻讓台灣工友總聯盟從原來主張的組合主義漸轉為政治主義,台灣民眾黨則加大勞動運動比重、左翼化和無產政黨化,也使得台灣人抗日的民族意識更加高漲,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1931年2月18日台灣民眾黨被命令解散,其下所屬的社團、工友會、青年會和文化劇團等仍繼續活動延續半年以上。後來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的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急速抬頭,也使得台灣勞動運動的鬥爭與抗日民族運動隨之煙消雲散而終至凋零。

參考資料:
向山寬夫著,楊鴻儒等譯,《日治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市:福祿壽出版,1999年。

【延伸閱讀‧藝文展覽】

國立台灣文學館將於五月展出與本文相關的事件及藏品。
展名:百年情書──文協百年特展
時間:2021年5月8日~2022年1月2日
地點:展覽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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