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尋訪馬雅各(下)──家族記憶

宣教師必須有視野 看見旁人未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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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宋訡瑄

  |總編踏話頭 | 

曾經有一個時代,大量的基督徒接受呼召,前往未知之地傳揚福音。然而有人說,基督徒除了聖經之外,還帶來了疾病、殺戮、征服以及文化滅絕。台灣何其有幸,1865年的馬雅各醫師,不是乘坐著船堅炮利的軍艦前來,而是以傳道、醫療與教育三者並行的方式,徒步走過台灣的土地,縱使受到逼迫仍甘之如飴,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的開端。在他逝世百週年的此刻,《台灣教會公報》將以兩期專題,分別呈現歷史檔案館策展的馬雅各足跡,以及在派駐英國宣教師陳郁分牧師的帶領下,一同尋訪馬雅各的後代,見證上帝奇妙作為。

 


相片提供/宋訡瑄

【林婉婷專題報導】今年適逢醫師馬雅各別世百週年,談到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派駐英國倫敦的宣教師陳郁分表示,這活動非常有意義,但也坦言要籌劃確實不易,尤其需要尋覓資源和多方溝通。

陳郁分曾寄出約50封郵件請教台灣和英國各相關單位的想法與建議,後透過新樓醫院院牧部主任石連城牧師,得知馬雅各後代的聯繫方式,並與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博士生宋訡瑄牽線,另得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主任盧啟明傳道師支持,這些契機堅定了她的決心,「只要有一個人願意支持,我就願意去執行!」以此開始口述歷史採訪與相關活動籌劃;整段過程讓陳郁分認識了馬雅各家族的不同面貌,亦領受身為宣教師的信仰反思與勉勵。

陳郁分指出,和在教會牧會面對固定事工不同,宣教師必須有「視野」,在旁人未察覺之處有所看見;因為閱讀許多馬雅各相關資料,她更了解到宣教師的宣教策略與有固定教會或機構的牧者不同,對從教會牧師出身的她而言是學習。陳郁分表示,當代宣教師的事工已不只是既定印象中的關心、探訪和定期報告,而是能夠回應處境做出改變,例如疫情爆發後宣教師找不到人群,或許會產生危機感,但也讓人意識到必須改變;如果只是停留在過去的模式和觀念,恐怕無法面對未來拋出的新挑戰,而記念馬雅各就像是鼓勵教會至今仍需要不斷成長,這種不斷追求、勇於接觸的本質,及所帶出的資源、學習,使宣教充滿創造性。

馬雅各紀念活動的舉行出自深思熟慮:首先與陳郁分對信仰文化、歷史的尋根興趣相符;其次,紀念事工重現了世界傳道會(CWM)、英國聯合歸正教會(URC)和PCT的合作歷史,也呈現了現在是平等宣教夥伴關係;最後,她在採訪過程中詢問修繕馬雅各墓地之事,得知英國人已不太熟悉馬雅各,沒想到百年後台灣人仍然記念他,若能藉此機會在墓地立牌介紹,讓更多英國民眾知曉這段故事,也是件美事。陳郁分直言,找到事工意義就會讓人願意投入,再大的困難都不再是令人退卻的原因。

上帝的奇妙帶領,讓原本的困難成為創意與轉機,例如「禮拜」:因為防疫無法辦理墓園禮拜,陳郁分原先也很苦惱,但後來透過網路會議軟體舉辦線上禮拜,讓很多重要宣教師和牧者後代跨越時間與空間限制、重新取得聯繫,且年事已高、不便移動的人們也可以透過網路參與禮拜,最終有百人線上跨國串連。陳郁分補充,另在馬雅各墓地和URC的教會都有張貼QR Code,連結PCT歷史檔案館網站的馬雅各介紹區,利用網路科技,使紀念事工更有延續性、不斷發酵。

陳郁分表示,回顧馬雅各的一生,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例如馬雅各在台宣教時期飽經挫折,卻不減損服事上帝心志,藉此可以反思宣教師如何超越個人情緒和傷害、定睛上帝事工與使命。她強調,身在異國他鄉容易有各種讓人震撼的挫敗,但不會因為某次「愛的經歷」受挫就放棄,這是宣教師重要的性格,也是門徒的性格,面對挫折要以新的創造去回應,「基督徒要優雅接受失敗,每個失敗會通往更好的未來。」在紀念活動後,馬雅各後代曾寫感謝信,但陳郁分更感謝他們的分享,讓自己的靈性在這些見證中得到滋養,她認為自己其實才是最大的受惠者。


   訪問馬雅各第四代外曾孫女布海莉(Hilarie Grace Burnett) 

在時代變遷夾縫中
   看見上帝永恆的愛

相片提供/宋訡瑄

【特稿/宋訡瑄】去年9月,在陳郁分牧師的引薦下,我透過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愛丁堡辦事處的協助,有幸與馬雅各的外曾孫女布海莉(Hilarie Grace Burnett,娘家姓Ferguson)見面,也在陳郁分仔細籌備下得到布海莉同意進行採訪,將這個特殊的經驗以及一些想法、採訪中提到的內容於本文中與台灣讀者分享。

布海莉提到,探訪台灣的契機是想了解她母親的出生地,以及她的外祖父馬雅各二世、外祖母米麗森特‧貝爾莎‧桑德絲(Millicent Bertha Saunders)曾經工作過的醫院,所以她透過愛丁堡辦事處,聯繫上新樓醫院院牧部主任石連城牧師。訪問中,她細數盛情款待她與先生的人的名字,也驚訝不管到何處都有人照料,並且許多人知道她的身分,而前來致意。她才了解到,她祖先在台灣的重要性以及投注的心力遠超過她的認識。

談到布海莉對於家族前輩有什麼印象,她坦承,關於外祖父母或外曾祖父母的故事,不曾聽母親露易莎‧弗格森(Louisa G. Ferguson,娘家姓Maxwell)提起。她回憶首次見到外祖父母時她才六歲,那是一個分離的場景。當時她與母親才剛脫離日軍的俘虜,從馬尼拉集中營返回英國並與外祖父母重逢,但是宣教機構請求馬雅各二世夫婦立即回到杭州醫療支援,短短相聚不過一、兩個小時,自此就沒再見過面。

布海莉謹慎地說出,她母親未曾提起外祖父母,可能是成長過程缺乏一起生活的回憶。她母親出生於台南,當時是由一個「阿嬤」照顧,四歲時就被送往英格蘭。她母親與其他三個姊妹是由兩位終生未嫁的姨婆帶大,也就是馬雅各妻子瑪麗‧安妮‧古德(Mary Anne Goodall)的兩位姪女瑪麗‧伊莎莎白‧古德(Mary Elizabeth Goodall)與露易莎‧古德(Louisa Goodall),她們為馬雅各二世夫婦在台灣的醫療宣教工作上提供強大的後援,但未曾被提起或留下名字。

布海莉了解馬雅各在福音奮興運動的時代背景中成長,愛丁堡醫學發展卓越,1844年開始了愛丁堡醫療宣教傳道會(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EMMS在1853年開始在牛門(Cowgate,馬雅各年幼時住在這裡)成立簡易診療所,為貧窮的人配藥、治病、宣講福音,並積極與不同教會合作希望送出醫療宣教師;再加上馬雅各小時曾經在玩耍時從高處摔落,傷到他的背部,受到當時治療他的醫師啟發影響,使他決定從醫。種種時代氛圍跟生命經歷加總起來,創造了馬雅各家族-這個宣教家族的樣貌。

布海莉過去是社工,從家族經驗中她感覺到母親成長的匱乏,她理解身為宣教師家族成員,缺少了父母照顧,但是得到許多其他人的幫助,也在成長歷程中接受每個人追尋的目標不同、節奏不同,有些成為了必需的犧牲。

布海莉小心謹慎揭露她選擇了巴哈伊信仰,她仍舊相信、並追尋某些超越的價值,只是這些答案不在基督教中,這個選擇也許回應了她身為宣教師家族成員的複雜感受。但是在採訪的結尾,她感謝她身為宣教師的後代,她自居為世界公民 (world citizens),也透過許多資料發現,台灣與蘇格蘭不只是透過馬雅各一世、二世相連著,還有許多緊密的源淵,她期待往後有更多研究、也包含未留下名字的女性的故事,能慢慢浮現。

女性投身在宣教中,從18世紀被定位成「幫助者」(helpmeet),因此她們的身影、生命故事在許多宣教紀錄上是模糊不清的,宣教紀錄上要不是找不到名字、就是被稱為「某女士」,結婚後從夫姓成為「某太太、某牧師娘、某醫師娘」,使得要研究女性宣教難上加難,常常難以拼出她們原來的樣貌。

台灣目前對於宣教師研究或傳記寫作越來越豐富,而在西方則有更多元視角,不管是從整體歷史脈絡切入或是跨領域對談,也許是台灣有心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可以參考的。閱讀宣教歷史的觀點,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興起的研究,部分採取強烈批判殖民者觀點,批判西方挾帶工業、醫療、軍事武力對弱小國家殖民、經濟剝削,而宣教則搭上這波帝國浪潮對其他國家做文化殖民,破壞各個國家、民族原有的主體性。而具有宗教信仰的機構或群體做宣教歷史時,則是全盤摒棄批判,而重視個人服務與奉獻的生命,為要讓宣教師生命呈現平整、光潔無瑕的傳奇性質。

採訪布海莉,可以看見在這兩個極端中擺盪,她必然了解西方對於基督宗教宣教活動的批判;而在造訪台灣後,她知道她的祖先馬雅各一、二世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台灣醫療是有多重要。因此當她要說一些事情時,她慎重的思考、挑選適當的字。

布海莉感謝上帝讓她成為宣教師的後代,也藉由許多資料發現,台灣與蘇格蘭不只是透過馬雅各一、二世相連著,還有許多緊密的淵源,她期待往後有更多研究,以及更多未留下名字的女性故事能慢慢浮現。

(作者為愛丁堡大學神學院博士生)


   訪問馬雅各第四代外曾孫威廉‧史甸(William Steen) 

在困惑與艱難中
   持守上主的呼召

相片提供/陳郁分

【特稿/陳郁分】〈馬雅各在福爾摩沙的足跡〉是我在採訪馬雅各第四代外曾孫威廉‧史甸(William Steen)之後,他所傳送給我的唯一一篇來自他的祖父馬士敦的傳記,其中提及對父親馬雅各的一些回憶。

雖然是短短的一篇描述有關馬雅各醫師在新婚後(約1868年)所遭遇的火災及其他問題,字裡行間只有平鋪直敘地描述他們所遭受的險惡、宵小偷竊及火劫事件。但是,經過一個半世紀再回頭來看當時宣教師的故事,讓我仍是心痛,不僅是為他們感到無比的委屈跟冤枉,更不捨其為愛人無怨無悔付出所得的回報是如此凶惡。面對周圍都是腐敗和輕蔑的非信徒,他仍堅持帶領心腸剛硬的各色人,這等堅韌不拔的委身,可以讓他無視於聲名毀謗、情緒傷害或身家的損失,他用一生的忠心持守這個宣教事工。個人健康所迫,他退居第二線,汲汲營營送出下半個世紀的海外醫療宣教師,並從英國提供所有的資源與協助,包括自己的兩個孩子,也踏上這條宣教生涯的不歸路,連他的外曾孫史甸也在年輕時,立志前往東方宣教。曾祖父母馬雅各夫婦所遭受的險惡,完全不能影響他們的家族委身。寫到此感動得不禁鼻酸,史甸在給我的信中如此說:

「我的外祖父──馬士敦,是真正敬虔的基督徒,卻又不是宗教狂熱者,他真正愛著所有的人類友伴,並以無法令人理解的方式尋求最好的服事世人。我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時,他要確認我有聖經,並要我為別人著想。他從北京協和醫學院回來時,正值中國被日本占領,他住在劍橋郡布林克利的一棟莊園裡,在紐馬基特白屋(White Lodge)的醫院工作到80多歲。每逢星期天,他都會在其中一間病房帶領禮拜,我們經常參加。宣教工作和宣教故事我從小耳濡目染,所以在劍橋大學取得特許工程師資格並結婚後,我和妻子瑪格麗特加入了衛理公會宣教協會尋求冒險。他們把我們派到孟加拉的班庫拉,在一所鄉村大學教授工業化學。這當然是一次冒險。我製定了一個計畫,在這個缺乏蛋白質食物的地區養魚。不幸的是,由於健康狀況不佳,我們回到了家鄉。在上帝的恩典下,我在帝國學院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是一所著名的倫敦工業工程大學。在那裡我製造了一台雷射光器,使得我能夠為大學學院申請世界上第一台工業雷射光器。從此,我不再傳播福音的光,而是傳播工業加工雷射的光。回想當時的1960年代,與19世紀60年代的馬雅各時代完全不同。1860年代的宣教工作確實是開創性的,宣教領域也出現了許多巨人。1960年,印度政府準備承擔起教育人民的責任,組織窮人和痲瘋病人負擔得起的醫院。宣教工作不就是激發當地的公權力出來參與人民的需要嗎?在我們的時代,展示基督的愛必須有一個新的方向,我相信宣教的方向隨著時代不斷需要反省更新。……」

宣教先驅馬雅各的家族雖然各分東西,難得全家聚集,但馬雅各在退休後的20年之間每個月持續寫信給每個孩子,未曾間斷,直到再也無法提筆。這樣的家庭密契連結在主內,此般堅韌不拔的門徒性格用愛與服事世代見證,豈非我等當今宣教工作者所當嚮往的。

「百姓必在錫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施恩給你,祂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以賽亞書30章19~21節)

(作者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派駐英國宣教師)


節錄自馬雅各長子馬士敦醫師(John Preston Maxwell,1871~1961年)之自傳第10章〈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馬雅各在福爾摩沙的足跡

馬雅各與挑夫渡河,在木柵社附近。〔相片來源/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翻譯/郭心潔】1901年,由於妻子馬莉莉(Lilly Maxwell)身體不適,馬士敦來到英國的提柏利(Tilbury),並與父親相會,他在自傳中轉述了父親馬雅各早時在台灣的宣教時光。

「我的父親於1863年隨牧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抵達廈門。在1864年初步造訪福爾摩沙後,1865年他與兩位清國人住在台灣府(Taiwanfoo),位於現今台南西門的一個倉庫裡。他們立了一個『為人治病』的廣告,每日吸引近70名的病患。之後便出現了指控他們謀殺的告示,縣令諭令他們離開,否則可能面臨暴民的攻擊。在沒得選擇的情況下,他們在停留六週後,中止了這些工作。對他們的指控包括每夜有船隻駛入安平港,將屍體運走並製成鴉片;有上百具屍體被懸掛於他們倉庫內,以及一位書生在他們居住附近消失。有次他們在城牆上散步時,還遭受當地人投石攻擊,並曾有一群暴民試圖燒毀他們的居所。

之後,我父親他們搬至打狗(今高雄),那裡有英國領事館,重新開始宣教,但有件事在他探訪台灣府的旅程中實現了。我父親第一次與必麒麟(W.A. Pickering)先生展開了深度的旅行,必先生亦是之後的華民護衛司。因著在西部丘陵地定居與高山族交易之平埔族人的仁慈接待,我父親和必先生得以深入探索山區,他們由台灣府啟程,在三天的旅程中亦前往阿里山。他們抵達的那日,亦遇見了其他的訪客,包括從最鄰近部落前來的三位客人,他們前來乃是為了貨品交易;另外四名訪客則來自較遙遠的地區;除此之外,尚有一群四人團由東海岸地區而來。

我父親他們週日在那裡停留,週一啟程前往拜訪一個部落,部落頭目在先前已向他們友善地表達邀請。旅程中,有些道路寸步難行,包括行經叢林小徑、懸崖、以及山間溪流,頭目和一些部落成員便出來迎接他們。這些原住民並不會閱讀漢字,但透過交易鹿肉和菸草的過程,對於閩南語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在山間棚舍的中央,我父親和他的同伴,與一大群男人、女人、兒童圍坐在生起的火堆旁愉快地對話,這棚舍是棟有著茅草屋頂的竹房,屋子兩旁是開放式的。

我父親回到打狗後,在不遠的城鎮埤頭(今鳳山)建立了一間教堂。它隨後被軍兵拆毀,基督徒被杖打監禁,並不遠鎮上有一位傳道者(編按:莊清風)被殺害。隨時間過去,我父親結了婚並在打狗建立家室。有位青年生了病,來到打狗的醫院治療,在身體恢復後成為我父親的家僕。不久後,他從家中鎖住的抽屜內偷了錢,並受到他的兄長,也就是我父親家裡廚師的指責。為了滅證,這位青年放火燒了我父親的家,幸好當時我母親因為外出前往另一個宣教所不在家。因此,我父母喪失了他們大部分的財產,包括他倆的結婚禮物,唯一剩下的是一對方糖鉗子,趁火打劫者以為這是外科手術用具,因此沒有帶走。至今這對鉗子我仍保留著。

有日,埤頭縣令發送了電報給英國領事館,指控我父親謀殺,並稱在他床下的地面挖出一具孩子的骨骸,這個床位於教堂內的一個房間。起因來自於一位被神靈附身的信徒,宣稱受到神明指示,要他開挖教堂廢墟來調查,因有重要的東西埋在此處。扛手轎的信徒們,立即帶著神明前往縣令的辦公處。縣令坐定處理此事,村民則大聲嚷著神明指示縣令必須勘查教堂的要求。縣令並未起身,但指派了一些隨從前往。當手轎被扛入教堂的廢墟之中,在長時間四處猛烈地敲擊下,手轎椅在某個凹陷地點停留下來。村民遂在此處挖掘,挖出了一堆骨骸。對於神明指引帶來的新發現,村民在滿懷敬意中開始激動喊叫。縣令立即被接來現場,將骨骸密封帶回,並送往大英博物館檢驗,最後證實這些其實是雞與狗的骨頭。縣令要求英國領事館處理,但拒絕在埤頭聯合開庭審理此事。顯而易見地,引發爭端的原因,一方面來自於基督教會的宣教,另一方面來自台灣府縣令對於樟腦專賣的壟斷。

一位清國福州官員受派前來調查這個事件,並與英國領事見了面。領事詢問這位官員,倘若指控是假的,他是否有權力將埤頭縣令革職?官員回答:「不。」在此之後,領事拒絕與他更進一步的交涉,這位官員遂返回福州,也未做出任何行動。領事登上了一艘英國砲船,駛向安平並攻下了港口,當清國士兵想前來收復時,英軍的砲擊使其落荒而逃。這促使此福州官員意識其嚴重性,改口聲稱自己有掌管職務的權力,於是埤頭縣令被革職,殺害基督徒的凶手被斬首。最後,我父親得到了定居在台灣府的許可。

透過父親建立的醫院,許多當地人成為基督徒,也促使他開始翻譯以羅馬字拼音書寫的廈門音聖經。」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