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採訪報導】牡丹鄉公所原定於5月21日舉辦「牡丹社事件147週年暨牡丹社事件故事館開館紀念活動」，因防疫而取消；去年牡丹鄉公所也曾舉辦文史課，邀請學者談牡丹社事件和羅妹號事件歷史，參與該場活動的Payuan（排灣）中會Ciulaku（長樂）教會、Drakki（牡林）教會傳道師Vavauni Ljaljegean（法法吾妮・拉樂歌安）與Tjanubak Ljaljegean（蔣記剛）於5月20日受訪時指出，雖較常被稱為「牡丹社事件」，但據長輩們所言應該是「Macacukes」戰役，指「石門之役」，因為當時對抗日軍的部落不只有牡丹社、還有其他部落，且這並非只是一場衝突事件，而是造成大量族人傷亡且改變日治時期對南排灣族統治政策的重大戰役；兩位傳道人認為影響層面可謂是「南排灣的二二八事件」。
石門之役的主要導火線是八瑤灣事件；1871年，因著強烈東北季風，導致琉球宮古島進貢船在八瑤灣海岸擱淺，66名琉球人登陸並誤入Kuskus（高士佛社）領地；雖然部落招待琉球人，但因文化陌生、語言不通等誤解，琉球人連夜離開部落，他們的不告而別反而讓Kuskus族人產生防備之心；當琉球人在Ljakungatj（雙溪口）求助平地商人鄧天保，Kuskus族人隨後趕到，在無法溝通的情況下發生爭執，衝突中有54名琉球人遭殺害。
以此事件為由，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5月7日為首次衝突，22日排灣族人Macacukes（石門峽）抵禦日軍；6月1日，日軍分三路攻擊並焚燬部落。雖然日本軍力強大，然而因不適應台灣氣候，病亡人數眾多；後由琅嶠十八社大頭目Bungekaic Garuljigulj（潘文杰）出面協議停戰，避免兩方損失再擴大。但戰爭導致大量菁英男丁流失，甚至最後需要兒童擔任後勤補給、為軍隊供水；且戰後不少族人逃散他處，不得不離開故土，並將那些血淚交織的傷心地稱為Linivuan（禁忌之地）；不少耆老們說，他們過去都被告知「不要過去那裡」。
Vavauni Ljaljegean分享，排灣族人Lianes Punanang（高加馨）是石門之役相關研究的重要學者，她本身是牡丹鄉牡丹村出生的；她曾坦言自己最開始對於研究石門之役有所抗拒，深入探究後才發現，長輩們因為羞辱、悲憤，對這段歷史避而不談，間接導致在地長大的孩子們同樣對這段歷史感到羞恥、自卑。
Tjanubak Ljaljegean表示，戰役當時日軍駐紮在龜山，就是現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能想見軍隊規模之大；另外、日本派出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強襲南排灣的部落。後來擔任第5任台灣總督時，他亦施展雷厲風行的武力鎮壓原住民政策（五年理蕃計畫）。由此可見那時日本確實處心積慮地要攻下恆春半島。回顧歷史，Tjanubak Ljaljegean認為，在八瑤灣事件中，66名琉球人進入約只有200人的Kuskus部落，加上文化差異，確實會造成緊張和衝突；而石門之役背後也隱含複雜的族群與時代關係，例如明治維新後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清國政府的消極管理等。
Vavauni Ljaljegean坦言，多數人對石門之役的認識停留在就學時期的歷史課本，而課本中的原住民被塑造成「野蠻」和背負著「未開化」的汙名。但隨著越來越多資料調查與整理，讓原住民族知道祖先們並不是挑起紛爭的人，對自我認同和文化復振都有幫助。
Tjanubak Ljaljegean說明，去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就包含石門之役（牡丹社事件）；藉著官方與民間的研究與重塑，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和歷史正義都具有指標性意義，也能幫助非原住民族重新認識這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