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文（歷史工作者）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今年5月舉行「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始：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研討會，其中黃克先教授報告「威權政府如何「導從」長老教會」，透過監控檔案的爬梳與訪談，呈現威權政府與宗教團體的互動、競逐的演化。他認為，由於冷戰結構下「自由世界的台灣」使得威權政府無法穩定監控長老教會，而教會的行動者又有一定的能動性，因此，情治機構發展出「導從」方式，運用情報並非為了預防或壓制，而是為了打入組織並加以形塑改造。
這樣的看法，對於親身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前後動盪的教會信徒並不覺得意外。1970至2000年左右，教會是政府密切注意對象，幾乎每間教會都有監控人員，他們負責將教會中的「不妥言行」往上呈報，有時還負責傳達政府的意願、擔任溝通的角色。透過當時的《台灣教會公報》和一些回憶錄資料，也能看到教會成員如何與政府周旋、堅持立場，一次次克服來自國民黨政府的分化。但在這過程中，教會人士難免因為要反監控而互相猜忌。很多人覺得在檔案公布後，應該讓線民現形，追究責任。
線民其實是整個威權體制的末梢血管，但對被監控者而言，比較像這個體制的面孔，透過和線民的互動，感受到威權體制對個人的支配和壓迫。黃克先在促轉會委託的〈威權統治時期宗教團體監控之研究〉中，發現長老教會內的線民其實很複雜，他可能認同黨國卻又熱愛教會。被情治單位利用，也出於自願或不得已。有線民因自己位置的兩面性，得以在其中施展其能動性，或為教會、為友人、為國家、為家人、為自己謀取利益。
到底該怎樣看待「抓耙仔」？發現至親好友就是監視自己的人，怎能不難過？我也去促轉會看了自己的監控檔案，看見在團契中很欣賞的朋友真的就是監視者，有人曾透露她的線民身分給我，我也曾找她詢問，但她否認。多年後看到那些監視筆記真的只能苦笑。我並不認為她邪惡，她只是那個時代某種典型的愛國青年，幸好台灣民主化成功，我們躲過1950年代動不動判政治犯死刑的白色恐怖。但我很想知道，她怎麼會走上這條路，現在又怎樣看待當年的自己？
另外，也曾聽說過，有線民向被監視者坦承自己的角色、達成默契，雖是監視者，也是保護者。還有負責監視牧師、每週努力聽講道的線民被講道的內容感動，而向牧師坦承自己的任務，在報告中盡力為牧師說好話。
線民是威權統治的手段，要追究的是那個不義體制。期待能創造一個環境，讓曾經做過線民的牧長能夠講出自己的故事，在辯解之餘，還能真實懺悔，看清威權體制對人的傷害。這會是真實美好的見證，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