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v. Dr. Odair Pedroso Mateus（WCC信仰與教制委員會代理幹事、Bossey神學院教授）
◆從衝突到普世對話
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於二次大戰結束不久成立，在基督教歷史上可說史無前例。千年來，教會處於分裂甚至彼此暴力對待的狀態；藉由建立「協會」（Council）──一個能讓彼此協商、給予意見的地方，幾個教派終於從各自為政轉向彼此合作，從分裂教會的罪中悔改，一同宣教、見證，並針對曾造成分裂甚至持續不同的神學觀點進行對話。
WCC是由北美及歐洲的人士所建立。歐洲是曾經歷過基督徒因不同教派衝突而產生分裂的地區。1960年代中期以前，WCC主要反映歐洲及某些北美教會所強調，上帝合一的恩賜展現在使教會悔改、彼此和解，而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當時WCC領袖是荷蘭改革宗教會的W. A. Visser't Hooft與美國長老教會的E. Carson Blake，後者是金恩博士及美國人權運動的支持者。
◆處於緊張關係的普世主義
1960年代初期，歐洲教會與WCC面臨歐洲社會因世俗化而不再接受教會權威控制，及南半球國家去殖民化而不再受歐洲經濟利益控制的雙重挑戰。後殖民時期，許多亞洲和非洲的「年輕」教會加入WCC，也將其宣教焦點帶入，促使教會對合一及如何達成合一異象有新的觀點。因此，1970年代當WCC努力成為「普世」組織時，其異象和事工目標也面臨許多張力。如前述，早期WCC主要強調上帝合一的恩賜，展現於使教會悔改、彼此和解，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點卻被上帝承諾解放、公義、和平與人類合一的上帝國異象，及呼召教會在世界參與上帝的宣教邁向合一所挑戰。WCC在此風起雲湧時代，需要一位以基督中心詮釋聖經為根基，確認合一異象的領袖，帶領整個組織轉型。這位領袖正是來自加勒比海的腓利‧波特（Philip Potter）。
◆波特的一生
來自加勒比海島國多明尼加，母親是衛理公會信徒、父親是天主教徒，波特從小就經歷奴隸制度、殖民主義、貧窮及文化宗教多樣性。在牙買加和英國就讀神學時，他成為牙買加青年運動的幹事，並以青年代表身分參加1948年WCC大會。1954年他在海地牧會時，受WCC第一任總幹事Visser't Hooft邀請至日內瓦擔任青年幹事。1956年，與音樂家Doreen Cousins結婚，夫人以許多詩歌貢獻於普世共融祈禱，普世宣教運動至今仍受這些詩歌啟發。本文題目即她的詩歌之一（編按：新《聖詩》72首），也是波特的普世宣教異象。
1960年代初期，波特成為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WSCF）主席，並因擔任倫敦衛理公會宣教協會幹事再度回日內瓦。1967至1972年，他擔任WCC普世宣教委員會首任主席，1972至1984年更擔任WCC第三任總幹事。同年12月，與日後成為德國福音教會（EKD）主教的Bärbel von Wartenberg結婚。
◆波特任總幹事期間的WCC
波特擔任總幹事期間，WCC主導基督教會對洗禮、聖餐及宣教的神學討論，且不顧德國與瑞士會員教會反對和抵制，藉由支持曼德拉的「非洲團結議會」（ANC）強化WCC打擊南非及全世界各地的種族主義。他拉高對教會宣教的普世認知，並為政治犯提供運動的空間。這些政治犯對日後WCC及普世宣教運動做出決定性貢獻，例如認為教育就是獲得批判性意識、同時也是WCC教育事工的顧問、巴西籍的教育家Paulo Freire；以及烏拉圭裔的神學家Julio de Santa Ana 參與在WCC的「教會與發展委員會」，並於日後成為Bossey神學院的教授，促使WCC開始關注軍事主義（波特曾在巴西聖堡羅的天主教教區譴責巴西軍事獨裁政府違反人權之際，贊助該教區）、教會與社會的性別議題事工（WCC「教會內女性與性的團體」事工）、以及影響人類未來的環境議題與科學與科技議題。
◆波特的普世宣教異象
是什麼樣的擴展性與包容性異象，使波特在19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成為WCC生命與事工的動力來源？是一個源自聖經的異象，由以下三個既不可分、又彼此激盪的面向所形成：首先要克服教會過去承繼的分裂，這分裂導致教會無法向這世界見證它是合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這是我們藉聖經和使徒信經宣認的信仰；其次，要克服因經濟、種族、性別而構築的高牆，這些都使人無法展現恩賜與應許；最後，必須促進普世的各種文化、宗教對話，以避免文明間的衝突。
這樣的普世宣教異象，是將聖經視為醫治力量形塑而成。這力量不單只是我的靈性生命或是我和你個人的救贖，而是世界上所有人類的救贖。因此，一個和好的教會，也就是「活的石頭，被用來建造屬靈的聖殿」，可以服務與慶祝人類的和好，就如同上帝承諾的普世的、生命的家一般。（譯／盧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