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採訪報導】萬華、枋山、街友、移工、芒果——疫情期間，地區、行業、族群甚至是物產的「汙名化」消息在大眾及社群媒體間傳播；本篇採訪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朱旭中，從大眾傳播專業角度，談當今媒體生態、閱聽人習慣對汙名化的助長，以及建立媒體識讀素養的可行之道。
朱旭中首先說明，「汙名化」是有目的性地特定貶低、惡意、歧視，片面形塑、呈現某個群體、對象的形象；就像疫情爆發初期，萬華遭受嚴重汙名化，甚至長久以來存在的當地議題也被刻意放大檢視。而近幾年人們熟知的「假消息」，則是指不實資訊，亦有可能成為達到汙名化目的的手段。
她進一步指出，汙名化也牽涉到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例如掌握發言權及有效傳播管道，掌握媒體資源者更可以藉由訊息散播助長汙名化；加上大多數閱聽人仍然是被動接受、吸收、解讀媒體訊息，普遍來說較難區別這些訊息是否帶有汙名化目的。
朱旭中又點出，閱聽人近用媒體時都有選擇性，例如本身的政治色彩等，立場不同者就不接觸，縱使接觸也多是批判，說服力較低；反之，立場越是相近，就越強化閱聽人對該媒體觀點的認同。而社群媒體又比大眾媒體存在更多選擇，例如臉書使用者按讚的粉絲專頁通常都是自己感興趣的，隨著貼文刷新和曝光，又更大量接收同質性資訊，形成同溫層。
就朱旭中觀察，目前台灣社會與媒體習慣以「貼標籤」方式陳述，使得社會討論光譜趨往兩極，例如政治的綠營或藍營、議題的進步或保守、政策的鷹派或鴿派；雖然這樣分類較易理解，卻也壓縮對話空間。
關於去汙名化，由於刻板印象是日積月累、順應社會脈絡而定型，朱旭中坦言確實較難改變，但隨著時間，還是有些進步，例如早期媒體會稱呼「新住民」為「外籍新娘」、「外籍移工」為「外勞」，並且以偷竊、鬧事等負面新聞報導居多，但近幾年除了名稱使用的改善，在報導題材上也有所轉變，開始關注他們的文化和權益。「但這需要長時間，且媒體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她強調，尤其閱聽人不太可能親身接觸每件事情、每個議題、每個族群，多數仍是接收媒體資訊並可能就此產生既定印象。
面對汙名化問題，閱聽人除了不主動轉發歧視消息，還可以做些什麼？朱旭中建議，以媒體識讀素養來說，鼓勵閱聽人盡可能接觸多樣性資訊，而不只是特定媒體；且避免參與社群媒體的起哄與論戰，「因為很多時候那些並不是在理性討論。」另期待閱聽人們學習、訓練多點同理心，減少先入為主的認定，「若不能將心比心，至少也要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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