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採訪報導】疫情期間「隔離」作為防疫政策，在公共衛生與人權保障之間是否能取得平衡？8月27日晚間，青年樂生聯盟、樂生保留自救會主辦、台灣人權促進會協辦「樂生大學線上課程」，邀請杜倫大學人類學博士、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吳易澄，與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助理教授許仁碩擔任主講人，談「他者與社會隔離：台灣、日本的隔離政策與人權議題」。
吳易澄以陳耀昌醫師新作、論及樂生故事的歷史小說《島之曦》，及1665年英國瘟疫爆發後伊姆村（Eyam）自主隔離等例子，和與會者們共思「隔離」的意義，並進一步提到英國醫療人類學教授David Napier的理論：僅視疾病為外來入侵者，那麼就會連帶抗拒、恐懼感染者；在他認為，病毒就像不同型態的資訊，具有普世特性，不全然是好或壞，若被病毒是活體的想像困惑，人類可能會濫用抗生素與持續仇外，更因而影響政策、忽略更需要關注的群體大眾。
吳易澄提醒，病毒會侵害的是更弱勢、更沒有保護力的群體，當對外來者的恐懼放大，弱勢者將更難被保護，例如苗栗縣曾頒布移工禁足令，造成許多移工的心理壓力及強化居民對移工的刻板印象。吳易澄點出，以人權角度而言，討論不是隔離政策本身對錯，而是誰被隔離、怎麼執行、會產生什麼影響等。
吳易澄又以精神病患隔離為例，指出人身自由與獲得治療都是「人權」，是否強制隔離患者確實有天人交戰的時候；他另舉同獲第3屆國家公益獎的陳鵬飛和陳珠璋醫師為例，2人的服務範圍和治療方式不同，但確實都符合不同家屬與患者的需要。
吳易澄強調，所有的隔離都不容易的，背後有其繁複脈絡，被隔離者也有各自況狀；也因為疾病的不確定性讓人權沒有絕對標準做法，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看見患者的主體性。
許仁碩則說明日本施行漢生病患強制隔離政策的歷史；1920、30年代開始，大力主張隔離漢生病患的光田健輔醫師推動結合警察權力的強制收容，因他認為文明國家有漢生病患是羞恥，必須要隔離病患以保護患者家人和他人；戰後更改革日本《優生保健法》，將漢生病患納入絕育手術規範。
而精神病患方面，1964年日本發生精神病患攻擊美國外交官事件，每當牽涉刑事事件，社會就容易產生強制隔離患者呼聲；在日本，領有精神障礙手冊約99萬人，其中有29萬人住院，一半是強制住院，又有17萬人住院1年以上，9萬人住院5年以上。相關法規容許較少醫護人員照顧患者，且滿床使院方有更好的利潤，所以工作人員經常承受勞動壓力，且對患者而言，強制住院看來更偏向社會隔離而非保障治療權益。
許仁碩也指出日本的「隔離」不只發生在病患身上，還包含社會階級與外籍人士。在日本傳統社會有「穢多」或「非人」階級，雖然後來廢除封建，但人們仍存也階級觀念，認為他們是「賤民」，而這些人聚集的「部落」也遭到歧視；雖然政府投入資源改善部落建設，部落民也推行反歧視運動；但日本如今仍有《部落地名總鑑》流通，整理出哪些地方與姓氏以前屬於部落及部落民。雖然官方禁止這類資訊出版，但因為還是有人想要知道自己來往的對象是不是部落民，有市場就有生產，因此無法徹底消除這類資訊發行。而只有居留權但沒有國籍的「在日韓僑」，以及包裝成「實習生」和「留學生」的外籍移工與外籍人士們，同樣面臨國家政策和社會風氣的限制與歧視。
許仁碩表示，日本存在「單一民族」的迷思與矛盾，一方面認為國內都是單一民族所以沒有「種族歧視」問題，另一方面又認為外國人移入會破壞日本單一民族的社會秩序，但他也支持吳易澄所言，這些議題具有複雜性，應避免標準答案式人權論述，也持續紀念、反思與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