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教會圈喜歡標榜功成名就的基督徒，以他們成功的事蹟來傳福音，最有名的莫過於像孫中山、蔣介石等這類位高權重、歷史地位崇高的「偉人」。尤其那些「中華民國派」，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說到孫中山，不外乎想證明基督教在中國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那些被當權者排除在外的基督徒，那些看似「不成功」的基督徒，受到諸多向當權者靠攏的所謂「搞歷史的人」不公平對待，不幸地「被消失」了。他們的故事可歌可泣，只是最終未站在舞台上供人瞻仰，而在歷史洪流中泯然無跡，唯獨上帝記念。
記念辛亥革命的雙十節臨近，我們來認識那些被迫消失的革命基督徒。 （文／曾慶豹）
♦ 馮玉祥 ♦
◎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清國退出歷史舞台，民國登台，基督教成了吸引人的進步力量的代表。政治上，基督教被塑造與孫中山的革命成功有關；社會上，基督教成了有識之士與西方交往時尚的管道。然而，在普遍「擁基督教自重」的氛圍下，腐敗與弊端叢生，因此1922至1927年遭知識分子發起「非基督教運動」，大肆批判與抵制。
作為一個象徵進步的宗教，基督教確實吸引形形色色的人加入，因而涵蓋多元化的信徒，有「黨國基督徒」「紅色主教」「紅色基督徒」等，其中，又以「基督將軍」這樣的稱呼最是引人矚目。雖說「一手拿槍，一手拿聖經」這樣的形象令人感到扞格，但民初直系軍閥馮玉祥（1882～1948年）即帶著「基督將軍」（Christian General）這個名號，登上1928年7月2日的美國《時代雜誌》（TIME）封面故事，「基督將軍」之名不逕而走。
事實上，同樣被稱作「基督將軍」的還有另一人，名叫張之江（1882～1966年）。張之江與馮玉祥兩人同屬於一般被稱作「北伐時期」的西北軍團，也被基督教界普遍視作基督徒表率，1949年國民黨敗逃台灣前，諸多教會刊物或教堂奉獻名錄經常出現這兩位「基督將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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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厭惡洋教到支持窮人的宗教
《時代雜誌》對馮玉祥的報導是這麼開場的：
他站起來足有六英尺高，不是纖弱的黃種人，個頭魁梧、一身古銅色的皮膚，是看起來很和藹、聖經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裡虔誠的基督徒。
劉芳是西北軍的軍中牧師之一，回憶馮玉祥的種種時，提及他初次接觸基督教的情況：
據我所知，馮玉祥（煥章）將軍在清朝新軍二十鎮第四十協八標當把總時，隨軍調遼寧新民屯，當地有美國長老會所立教堂。某日，馮閒遊路過教堂，正值由中國牧師劉岳主講「基督的自由、平等、博愛」。馮聽了很覺入耳，感到基督教的教義，對帶兵大有用處；他又喜歡唱歌，對教堂的音樂很感興趣；同時，他感到教會中的人，既文明又講衛生，既和氣又有禮貌，與一般人不同，他對這些人頗為羡慕。從此馮玉祥就開始對基督教產生了良好的印象。
馮玉祥年輕時，平素口訥，不善辭令。他升任八十標第三營管帶（即營長），標統讓他向部下士兵講話，他面紅耳赤，脖子也粗了，越急越說不出話來。這就更激發他勤去教堂聽講，借此學會向群眾講話的技巧。這是馮日後信教的引線。
據知，在此之前，馮玉祥從小時候就對基督教非常反感，這與晚清時外國團體在中國的惡行惡狀有關，他看在眼裡，當然覺得這個「洋人的宗教」不是什麼好東西。他駐紮河北保定時，有一次在街上看見一個外國人在那裡傳教，他走上前搶了他的桌子。宣教師問他原委，他答說：「有人要你桌子，你應當連凳子也給他。這豈不是您剛才所講的耶穌的教訓嗎？」這就是他當時對基督教的態度。
然而，馮玉祥後來親自目睹一幕場景，態度有了重大轉變。義和團在保定城內殘殺外國人時，他隨營被派到一個宣教師居住的地方鎮壓，但奉令不干涉暴民的行動。在那裡，他親眼看見一位年輕的外國女宣教師莫姑娘（Miss Mary S. Morrill）和好幾個外國人正被暴民圍逼迫害。莫姑娘壯烈地對他們呼籲：「你們為什麼要殺害我們呢？我們豈不是朋友嗎？我也曾探視你們家裡，看護你們的病人，傳福音給你們聽。」瘋狂的義和團拳匪們大嚷：「你們是洋鬼子，你們是我們的仇人，我們要殺了你們。」莫姑娘又請求他們，只殺她一人而釋放其他外人，但他們不答應，將宣教師帶到衙門裡，全部斬首。馮玉祥目擊耳聞此事，心裡大受感動，深深感佩宣教師為道殉身之忠烈勇壯。
爾後馮玉祥對基督教的態度大大改觀。十餘年後，他在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時公開見證，還特別提到莫姑娘，認為她的殉道造就了他的信教，若她在天上有知，應該會高呼「哈利路亞」。
馮玉祥的經歷，使他對基督教的理解是站在弱者的那一邊，他曾說：
耶穌為了傳布祂廣大的愛，竟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祂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
以基督教精神帶領軍隊
馮玉祥最熱心信仰的時期是在湖南常德時，他不僅固定參加禮拜、勤讀聖經，更把基督教的精神帶到軍隊裡。他如常訓練部隊之外，時刻不忘操練自我。馮玉祥軍中政治部主任簡又文在《馮玉祥傳》中提及：
其自訂每日時間表如下：晨六時起床，祈禱，讀聖經；七時，自省；八時，檢閱官佐與士兵；八時卅分，早膳，隨辦公事；十時卅分，接見賓客；午膳後，習字；下午二時，辦公；三時卅分，讀道德書籍；五至七時，運動體育；晚膳後，學英文及寫日記；九時卅分，祈禱，就寢。生活紀律，可見一斑。
馮玉祥的救國精神即是體現在其帶領軍隊，最得力於信仰之處是培養犧牲服務之精神，曾謂：「耶穌博愛救人之旨，與軍人獻身救國之義一一吻合。」首先，做禮拜為軍隊精神訓練的方法之一。每至禮拜日即集合全體官兵，請一位牧師宣講教義，之後又組織一個演講團，輪番向士兵佈道。開始時，毫無組織，只有中西牧師八、九人幫忙宣道，間或請外間中西教徒到軍中講演而已，而馮玉祥自己尤為熱心宣講。
至西北時，馮玉祥覺得必須有組織，於是創立「西北基督教協進會」，三五個高級軍官佐作董事，張之江任主席，牧師陳崇桂為總幹事，另聘幹事七人，如浦化人、余心清、胡庭樟、杜庭修等。他的計畫是，軍中每千人立一牧師，萬人立一幹事，原本預計需有百位以上牧師，然開辦後僅得半百。又設「傳道學校」訓練軍中牧師，招收學生60餘人，浦化人任校長。
馮玉祥同時也重視婦女，為她們開設訓練班，由他的夫人、北京女青年會幹事李德全主辦。軍官佐眷屬入此補習。還有，他經營一家麵粉公司，以其營餘支援西北基督教協進會全部的經費。
從三民主義到反蔣
最後，必須說到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事實上，李德全就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
1926年，馮玉祥拜訪莫斯科，李德全在此間主動地加入了共產黨，後來還在西北軍中努力推廣共產主義思想。馮玉祥雖篤信三民主義，但也沒有阻撓李德全，因為他認為孫中山也主張「三民主義即是共產主義」（註）。自1925年上海租界發生反對外國資方遭武力鎮壓的「五卅慘案」後，馮玉祥的政治傾向已改變。顯然這讓李德全可以發揮關鍵的作用，一是吸收了不少馮玉祥的部下加入共產黨，一是影響了馮玉祥對蔣介石的態度。
馮玉祥於1946年到美國旅行、考察，隔年從美西轉到了東岸的紐約，其中重要的行程包括在旅館舉行記者會，以及出席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留美中國基督教學生會」舉行的國慶晚會。在這兩個公開場合中，馮玉祥均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甚至還組織了一個名為「民主統一戰線」的政黨聯盟。馮玉祥再三表達對蔣介石強烈的不滿，並給海外留學生一個深刻的印象，即他對共產黨開始寄予期望。之後諸多留美生都曾提及，馮玉祥的演說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原來就左傾的基督徒更加堅定，紛紛支持共產革命的陣營。
再者，共產黨軍隊中有幾部原是馮玉祥的舊部，先前在江西、山東及他處受影響而投靠共產黨，最終成為共軍中力量最強悍、作戰最驍勇的部隊，為對抗日軍後殘敗的共軍舊部和缺乏經驗的新編共軍所不及。
諸多歷史的發展，總給人一種錯亂感，馮玉祥的一生尤其令人唏噓。
※註：孫中山曾提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民生主義更接近社會主義（Socialism）。資料引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三民主義」譯義，網址：terms.naer.edu.tw/detail/130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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