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不顧一切宣傳基督救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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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圈喜歡標榜功成名就的基督徒,以他們成功的事蹟來傳福音,最有名的莫過於像孫中山、蔣介石等這類位高權重、歷史地位崇高的「偉人」。尤其那些「中華民國派」,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說到孫中山,不外乎想證明基督教在中國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那些被當權者排除在外的基督徒,那些看似「不成功」的基督徒,受到諸多向當權者靠攏的所謂「搞歷史的人」不公平對待,不幸地「被消失」了。他們的故事可歌可泣,只是最終未站在舞台上供人瞻仰,而在歷史洪流中泯然無跡,唯獨上帝記念。
記念辛亥革命的雙十節臨近,我們來認識那些被迫消失的革命基督徒。 (文/曾慶豹)


 ♦ 徐謙 ♦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民國初期的革命家中,馮玉祥最要好的朋友是徐謙(1871~1940年),彼此往來甚密。徐謙是孫中山非常信任的革命同志,正是他說服馮玉祥加入孫中山的革命行列。

徐謙

辛亥革命後,時局異常混亂,各方勢力盤根錯節,特別是袁世凱復辟稱帝,更是將新生的共和國推向死亡的邊緣。

為應付時局,曾有一活躍組織名為「基督救國會」成立,1918至1924年間,北京、天津、上海到廣州都有分會。此會定期發行《基督救國周報》,並派員到各地演講和發小冊子,宣傳對時局的認識和批評,如《巴黎和會的剖視》《所謂中日防敵協定的內幕》《認清楚山東問題》《徐世昌怎麼做了非法總統》《五四運動的重大意義》《救國的根本問題》等,這類32開本的冊子,大約有1萬5000字左右,發行超過2萬冊,受到各方讀者歡迎。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和領導人,就是徐謙,他的文章常署名「徐佐治」,「佐治」(George)是他在北京受洗入教後取的教名,以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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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謙可以說是民國初年法學界相當顯赫的人物,他雖在晚清時考上進士,卻被派到歐美考察法政,曾官居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辛亥革命後,他得到孫中山倚重,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司法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要職,而他在政治上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成功說服馮玉祥加入孫中山的革命隊伍。結果,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成功在北京發動政變,正式結束了北洋政府的統治。

徐謙信基督教的經過相當奇特。當時因袁世凱復辟,不少人對民國感到絕望,徐謙對政界也心灰意冷,在親友嘗試說服他信基督教時,他說了此番話:「若上帝真是個好上帝,就不該容許袁世凱這種人活在世上。如果袁馬上死去,我就信上帝。」奇妙的是,不久袁世凱還真的暴斃身亡!徐謙為履行承諾,就在北京一家聖公會教堂受洗,自此一生倡導以基督教來救國,熱心把基督徒信念貫徹於他對國家與社會的關注與踐行。

徐謙曾這樣表達了他對基督教的理解:
我認為耶穌宣傳天國,並不是另一世界,而是要天國實現於現世界。耶穌之死,雖然非因實行革命,而祂所宣傳的教義,確是反對現勢力──執政者和富人。他們怕祂要作猶太王,所以將祂釘十字架,就是怕祂要實行社會革命。我從這個觀點,以為庸俗基督教只宣傳救人救世,而不宣傳救國,並且提出政教分離的主張,避開救國問題。我認為這不是耶穌的真教義。若基督教不能解決救國問題,那末,救人救世全是空談,也可以說全是迷信。至於政教分離,乃是古代宗教戰爭的結果,那種宗教戰爭,更是違反耶穌的戰爭,而政教分離將教徒劃出國民以外,使一國多一教徒即少一國民,其害甚大,因此我不顧一切而宣傳基督教救國主義。

 從信教自由總會到基督救國會 


「基督救國會」的由來有一段故事。事實上,袁世凱除了恢復帝制,動搖共和國發展,還教唆國會議員刪去憲法案中的「信仰宗教之自由」,改作「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操縱政權,這條憲法案仍未改變,形同把「孔教」當作國教,也間接否定信仰自由。於是,時任司法部次長的徐謙召集北京基督教領袖誠靜怡、余日章等人,組織「信教自由總會」,天主教、俄國東正教也都加入,甚至伊斯蘭教、佛教、道教也有代表參加。信教自由總會偕國會議員20多人,一起向國會送請願書,呼請動議在憲法案加入「信教自由」。在廣大的輿論壓力下,國會終於加入一項「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時為1917年。

由於上述事件引起關注,次年徐謙受邀參加一場在江西盧山牯嶺舉行的中外基督教領袖大會。他在會上講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經過,並傳達救國的理想,主張應成立「基督教救國會」這樣的組織,獲得多數人贊成,當場推舉七人委辦。

但是,當時被委任的人士之後表現非常消極,對會務興趣缺缺,結果所有工作都落在徐謙一個人身上。當教界有人批評「救國不能利用基督教」,他回覆說:「也許教會不救國,但不能說基督不救國。」於是,他索性就把「教」字除去,這個組織之後的名稱就叫「基督救國會」。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