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特別企畫】我為什麼不受洗?

洗禮中的信仰告白對人很重要,是藉此表明自己願意與耶穌聯合,踏上成聖之路……

【特別企畫】與窮人同在的福音——從第四世界運動看見基督之愛的實踐

迎向2021年,你有什麼新的計畫與目標?過去一年,全球受疫情磨難,有些國家至今仍未完全解封、許多人因此失業、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使得貧者越貧。在舊曆新年來臨之前,在我們一如往昔大魚大肉、備辦一桌豐盛宴席之餘,或許,今年我們可以有點改變。新年伊始,讓我們翻越「我們──他們」這座理解的高牆,走向牆外的貧困同胞,跟隨「第四世界運動」的憐憫精神,停駐、關注並傾聽我們牆外的赤貧弟兄。

【特別企畫】科技×農創×噠噠丸──深入原鄉,關懷觸角多面向

採訪◎黃玉琴   相片提供/沛錦農創、原勝協會 在屏東麟洛長大的宋智達弟兄,在美國許多知名的電腦公司工作十多年後,因嚮往歐洲生活,又到德國慕尼黑工作了六年。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萌生返鄉的念頭。那一年,他決定在德國創業,半導體產業卻突然衰退,在一連串的事件中,他竟然神奇地贏得創業競賽,2001年獲得德國政府的創業資金資助,成立了影像IC/IP設計為主的沛錦科技(TITC)。2002年,他接受工研創業院育成中心輔導,終將沛錦科技帶回台灣,但過五年才拿到德國廠商的訂單,十年後公司才開始獲利。這一路走來,宋智達均抱持著對上帝的信心,持續仰賴信靠。 宋智達很早就開始關注原住民的情況,了解台灣工業化以後,大批的原住民年輕人都外流到都市工作,造成山上只剩下年老的長者和年幼的小孩,家人分隔兩地就容易產生問題,山上的教會也因沒有信徒而面臨關閉的危機。他想以農業吸引年輕人留在部落,但要在山地推動農業並不容易,因水土保持的問題,不能大動作進行開墾。在兩難之間,宋智達突然獲得靈感,認為或許種植香菇是一條可行之路。於是他從科技跨足農業,在2015年成立了沛錦農創(TATC),第一步是捐贈一個種植巴西蘑菇的農場給關西高中,所有的生產所得也都歸學校所有。 由於女兒從國二開始每週六都到關西一位老師家學畫畫,宋智達在家長會裡認識關西高中的校長,因緣際會下決定從關西開始其原住民關懷事工。當時,他每季都會邀請一位大師到學校演講,從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農試所主任到屏東科技大學知名的教授等,都在邀請名單內,他也在當中做連結的工作,讓關懷的觸角可以從更多面向進入原住民部落中。 一年後,宋智達與新竹縣農會合作,在新竹縣芎林鄉成立「沛錦農創育成中心」,開幕時邀請工研院前院長史欽泰主講,並為這個科技農場題字。自此大量訓練原住民如何培植巴西蘑菇,雙管齊下地進行研發訓練和人才培育的工作。 為協助原住民發展種植香菇的事業,宋智達也與多個落部教會合作,有意願學習的兄姊經教會推薦後,沛錦農創將以半價提供木屑太空包給他們,並協助在山上搭建菇寮。在正常管理下,一個太空包可採收四次,約一個月一次,等於每個月都有收入,像是平常的上班一樣。收成的香菇,沛錦農創會用高於市價的價格保證收購,讓在原鄉創業的原住民可以過安心且穩定的生活。 沛錦農創追求以「零廢料」為目標的部落循環經濟,種完香菇的木屑太空包,會與芒草和玉米株混合成為雞鴨豬等家禽和家畜的飼料,供部落的農場使用。經此飼養出來的雞鴨豬,肉質鮮甜。而動物的糞便會再與木屑混合成為堆肥,讓蔬果長得更碩大甜美。 為增加香菇的附加價值,沛錦農創也與新竹老字號貢丸鋪合作,使用不施打疫苗且榮獲神農獎的家香豬肉,過程絕不添加硼砂、防腐劑及漂白劑,製作出彈牙口感的柴燒香菇貢丸「噠噠丸」,及巴西蘑菇牛肉丸等,榮獲2020年新竹良品,加上特有的香菇紅蔥,已在市場上打出知名度,並在台灣教會公報社書房公益平台等通路販售。 宋智達期盼,透過科技和企業管理融入部落經濟中,建構出跨地域的多層次農場,如此不僅可協助原住民保護祖先留下來的資源和土地,發揮其獨有特色,修復山地部落成為出產高價值香菇等作物的所在,也能恢復原住民的長子身分,一同為台灣帶來祝福。 關於菇菇的小常識 菇類栽培方式,依介質可區分為段木栽培、堆肥栽培、木屑太空包或瓶式栽培,台灣目前是以木屑太空包與段木栽培為主。 段木栽培是1980年代香菇最主要的栽培方式,需先截取一段長約130公分、直徑為9至18公分的原木,在木塊上打洞植入菌絲並豎起,菇類便吸取木頭中的木質素為養分而自然生長。楓香及相思樹等闊葉木樹種的木塊都可使用,不同樹種栽培出來的香菇,會有不同的香氣與口感。然而,因為養菌期需五至八個月,還需砍伐樹木,產量與耗費的勞動力不成比例,已逐漸被木屑太空包栽培的香菇所取代。 木屑太空包是以木屑混合米糠和玉米粉為培養基質,填裝入聚乙烯或聚丙烯所製成的耐高溫塑膠袋,耐溫可達121℃仍不變形或融化。培養基質會依種植的菇種而不同,但主要仍以木屑為主,最常使用的是屬濶葉樹種的相思樹、山黃麻、橡樹、木麻黃等。太空包養菌期約需三至四個月,是段木栽培所需時間的一半,操作較方便,更節省勞動力,單位面積產量也較段木香菇高,因而成為目前香菇栽培的主流。 就營養成分而言,以上兩種栽培模式並不會造成顯著的差異,只在胺基酸組成結構與含量上產生些微不同。由於生鮮香菇會釋放水氣及二氣化碳,故放置在冰箱保存時,必須保留通風口,以免香菇氧化發酸。乾香菇則容易受潮,必須放入夾鏈袋、密封罐等容器內保持乾燥,並避免香氣散失。若乾香菇受潮了,可置於戶外日晒,除了避免發霉、長蟲,更有助於增加維他命D。 香菇自然成長過程中,通常不需使用化學藥劑或肥料,但是選購有生產履歷的香菇,則可更安心食用。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五峰鄉的種菇達人│秋智強】 返原鄉深耕 祈願山地再次興旺 新竹縣五峰鄉白蘭部落的一處山坡地上,工人正忙著用竹子搭建鷹架,預計在上面覆蓋黑色的網子和防水布後,形成一處菇寮。原先的樹木被保留下來成為支柱,在樹與樹之間架上竹子就變成天然的棚架,既不必開挖土地,又可以利用當地可取得的建材。這是沛錦農創結合科技界與學術界共同研發的層架種植法,連結當地原住民及青年農夫共同提振部落經濟而展現的成果。 目前在山地部落協助建立菇寮的秋智強長老,是來自五峰鄉的泰雅族人。負責菇寮總管工作的他表示,預估兩棵樹之間約一坪大的空間裡,一層可以放十個籃子,而每一個籃子裡可以放十個木屑太空包,一坪的土地就可以種100包。因為氣候的關係,春、秋季可以種三層,而夏、冬季則種兩層,這樣一來就可以善加利用山裡的土地。秋智強表示,種植香菇適合在山地進行,將斜坡當梯田運用,因地制宜就不必開墾,現成的材料都有了,只需要一點人工,自家的土地不需要付租金,水也可以自然取得,只要付一些電費就好了。所以一開始不需要做大,從自己能擔負的範圍做起,等穩定了再慢慢增加規模。 「溫度,是香菇生長發育最重要的因素。」秋智強解釋,菌絲生長時,以22至26℃最適宜,菌絲體較能耐低溫,但在高溫中會不易生長,甚至很快死亡。至於菇體,則需要較低的溫度,大致在5至24℃。一般而言,20℃以上時生長迅速卻肉薄,12℃以下則生長緩慢而肉厚。最特別的是在4℃生長的香菇,會受到低溫和乾燥的影響而爆裂出花紋,即俗稱的花菇,是品質最優的香菇。因此,在晝夜溫差10℃的條件下,不但出菇最多,質量也是最好的。 而沛錦農創出產的香菇,就是因海拔高度造成的日夜溫差,才能有豐厚的菇體,比平地香菇更勝一籌。另外,他們烘烤香菇方式有別於一般的電燒和油燒,改採柴燒,除了保有香菇的香氣之外,也帶出特別的風味,「雖是太空包種植,品質卻不輸給段木香菇,做菜時只需使用三、四朵就夠了。」 為了深入了解香菇產業,秋智強曾經到台中的新社及南投的埔里兩大香菇生產地參訪,看到生產過程的每個步驟都有龐大的組織在經營,建一個菇場往往就需耗費一、兩億元,木屑太空包的單次使用量都是以數十萬包計算。儘管如此,秋智強表示,在部落種植的香菇有自己的特色,仍可發揮以小搏大的策略,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只要凡事感恩,即使是不起眼的地方,慢慢體驗過後,才會發現原來還有無限的可能。」 因山上工作機會少,秋智強年輕時也隨多數族人的腳步,外流到大都市工作,做了十多年需要輪班的工作後,身心都感到十分疲累。雖然山上有地,也很想回家,但迫於現實,只得一再地從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直到五年前遇到宋智達,他終於回到自己生長的土地上生活。 秋智強在山上的土地找尋可以搭建菇寮的地方,捨棄過去用段木種香菇的方式,改用當地的竹子做建材,並利用木屑製成的菌種包來種植香菇,不但達到就地取材的目的,也不怕因為開墾挖土會造成對環境的破壞。這些菇寮可形成永久性的據點,當地族人就不必再為了工作而四處遷移,總算可以安定下來。 「原住民大多憑勞力賺取生活所需,即使從事農耕工作,也只是種什麼賣什麼,不會想到要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而且銷售的能力也很弱,更不可能有多餘的資金來建工廠。」秋智強表示,如今透過和沛錦農創合作的種菇計畫,部落族人可以學到別人拿不走的技術,在自己的土地上再次生根茁壯。 秋智強的姊姊秋菊英過去在都市裡做看護工作,後來也跟著弟弟的腳步回到部落種菇。她認為,這項種菇計畫確實可以幫助到原住民,至今已帶動不少中年族人回流,包括哥哥也回到白蘭部落種高麗菜和養雞,成為自耕農。 秋智強說,十多年前教會就開始有這樣的看見,認為原住民是台灣的長子,這塊土地需要被恢復,這些年的工作經驗可說是一個印證。期待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年輕族人被吸引回到部落,讓山地可以被興旺起來。   【戒酒得勝過來人│王忠義】 得勝農場 助弟兄作新造的人 台灣在2002年底爆發了假米酒事件,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莫過於深受酗酒捆綁的原住民,造成身體受損、財務發生困難、家庭破碎等問題。有鑑於此,客家宣教神學院院長溫永生牧師主動召聚原住民教會商討,之後成立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簡稱「原勝協會」),投入原住民戒酒事工,且在新竹縣五峰鄉設立得勝農場,透過信仰讓酗酒者脫離捆綁,並且在戒治期間學習耕種,習得一技之長。 得勝農場設有養雞場,還種植一般的高山蔬菜,以及桃子、蜜李等水果。後來,在台灣大學教授團隊的協助下,學習種植高經濟作物如藍莓和草莓,而一直關注原住民需求的沛錦農創也在這裡搭建了菇寮,指導學員種植巴西蘑菇和香菇(以「黑棗」冬菇為主要品種)。 目前在得勝農場服事的王忠義傳道,過去曾深受菸酒的影響,脾氣不好,與家人的關係也很差。跑船21年後,身邊只剩一群酒肉朋友,離上帝很遠,也一直在世界流浪。其實,王忠義的整個家族都有酗酒問題,後來大哥王明新先被改變,和二姊崔王少妹一起到客家神學院接受裝備,畢業後就到原勝協會服事,並成為牧師。 有一次在王明新的邀請下,王忠義決定去參加原住民的特會,還邀請經常一起喝酒的朋友同去。到了會場,王忠義看到很多人顯出喜樂的神情,心裡很排斥,認為那些人都在假裝。當時朋友慫恿他離開,但他仍決定留下來。後來,會場響起原勝協會的會歌〈我是原住民,我不喝酒〉,他感到一股暖流竄過全身,就在聖靈的感動下走到講台前悔改決志。 在走往台前的過程,王忠義感覺到人們彷佛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以為他又喝醉了要來鬧事。但他並不受影響,一直走到台前跪下,流著眼淚向上帝認罪,「我再也不想要過這樣的生活,我願意再次尋求並倚靠祢,求祢賜下喜樂平安。」王明新看到弟弟王忠義跪在台前,上前抱住他,王忠義當下便立志拋棄過去的一切,靠主成為新造的人。 自從王忠義決志後,過去一起沉迷菸酒的朋友,開始在他背後說壞話,然而他不在乎,決心靠主做到人們認為他不可能做到的事。就這樣經過兩個月菸酒不沾的日子,朋友一一來問他:「你是怎麼辦到的?」他的回答很簡單:「就是要倚靠上帝啊!還要有一顆願意的心。」   回到上帝的家之後,王忠義在溫永生的提議下,投入教會服事一年,當做是「為主當兵」。一年後,又面對進神學院進修的挑戰。只有國小畢業的王忠義順服牧長的安排,努力從注音符號開始學起,每天早起讀聖經,要把昔日荒廢掉的再補回來。 王忠義讀神學院時,正是得勝農場在興建的時候。時任秘書長的大哥王明新便邀他課餘時間前來協助,兩人就在廣場上搭帳棚過夜。王忠義自神學院畢業後投入得勝農場的服事,由於過去的親身經歷,他知道如何協助族人脫離酒精的捆綁。家人也因著信仰,擺脫昔日的酗酒問題,全都成為傳道人,大哥因病過世後,二姊接續其工作,繼續在原勝協會服事。 原勝協會採福音戒治的方法,以聖經為主要輔導課程,欲成為戒治者需接受面談,出於自己意願且同意配合協會各項安排和規定者才符合申請資格。目前有十多位弟兄在此接受戒治課程。評估通過後,需繳交戒酒保證金,順利完成一年半的戒治期,即可退還。 除了聖經課程,學員還要維護居住環境的整潔,並參與得勝農場的工作,透過信仰和親近土地的勞動來洗滌身心靈,在主裡成為新造的人。  

【特別企畫】以喜樂入菜的聖誕愛宴

大餐、禮物、派對,聖誕節似乎越過越昂貴……來試試純手工包製的喜樂手工水餃,努力自力更生的身心障礙者所散發的生命之光,更能見證基督降世帶來的翻轉與更新!今年聖誕節,拒絕價格昂貴、卡路里高的大餐,來下水餃吧! 採訪◎洪敬慧    相片提供/喜樂保育院 一張張工作桌整齊排列,每張桌子上皆擺著裝餡料的盆子、湯匙、餃皮、麵粉等,四、五個穿戴全白無菌衣、手套、口罩的作業員環坐桌邊,低頭專注地包著水餃。雖然是手工包製,但每顆水餃尺寸、外觀幾乎如機器生產般一模一樣,作業員動作嫻熟,放餡料、合攏、捏製成形,一氣呵成。偶爾小組長會起身沿著桌檯巡視,品管員則檢查水餃密合度並秤重,確認品質沒有問題,才將水餃送入冷凍庫。 這裡儼然是專業的水餃工廠,但不難發現部分作業員是坐輪椅的身障者。原來,這裡不是一般的水餃工廠,而是一座位於南彰化的庇護工場──喜樂水餃工坊。「我們都稱這些員工為『孩子」。」產銷部主任陳美秀說,看著「孩子們」熟練、俐落地工作,她露出欣慰的微笑。    喜樂阿嬤來台灣    喜樂水餃工坊位於彰化二林喜樂保育院萬合分院內。瑪喜樂(Joyce Meredith McMillan)40歲時,在教會聽見謝緯醫師分享台灣中部的醫療現狀,對台灣醫療宣教產生負擔。1959年春天,瑪喜樂果真從美國來台,初期於埔里基督教診所服務。1964年,隨謝緯前往彰化二林,共同創立基督教醫院(今二林基督教醫院),瑪喜樂負責護理部門。 1940、50年代,台灣小兒麻痺正蔓延,瑪喜樂目睹滿街無力行走而只能在地上匍匐前行的病童,醫院內每日也有上百位病童等著看診與求助,這些孩子因疾病不被學校與社會接納。於是1965年,瑪喜樂成立醫院附設小兒麻痺保育院(後改名二林基督教保育院),首批收容16名病童;1970年,她再以個人名義成立喜樂保育院,專門照護罹患小兒麻痺的兒童及青少年。創院初期她身兼多職,管理、照顧、教導院童,兼打掃院區、接送孩童看診。 瑪喜樂不擅華語,卻講一口流利的台語,在地人稱她「喜樂阿嬤」。她以基督的愛疼惜弱勢,將後半生奉獻給台灣,直到2007年回天家。 當小兒麻痺不再是流行疾病,保育院的院生也一一長大、自立,保育院於1990年轉為收容智能障礙、多重障礙者,院生年齡從幼兒到老年。1997年設立萬合分院,專責照護18歲以上中度、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者及心智多重障礙者,也照護40歲以上的失智症患者。    靈活雙手包水餃    萬合院區秉持喜樂阿嬤「宣揚基督、實踐主愛」的精神,設立喜樂水餃工坊,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讓他們藉著製作手工水餃、包裝禮盒參與社會。 喜樂保育院院長林玉嫦說,最初成立水餃工坊是希望重度身障院生透過工作治療、技藝治療穩定情緒,也培養工作能力。參觀其他機構的技藝陶冶時,看到水餃包製這個項目,於是開始嘗試。 「許多身障畢業生因為身體障礙,求職時處處碰壁,但水餃包製強調手部功能,適合雙手靈活的他們。」陳美秀說,最初僅小規模生產,只有內部員工購買支持,後來漸漸樹立口碑,便在2006年配合勞委會就業方案,正式成立喜樂水餃工坊。    想望未來的平等權利    除了肢體障礙,喜樂水餃工坊裡尚有智能障礙、精神障礙、脊隨損傷等各種障礙別的孩子。即使是輕度障礙者,對家人來說仍是沉重的照護壓力,「若有意願嘗試,也學得來,我們可以訓練他們完整的工作能力及態度,並且在健康、家庭生活等層面上,有個別的輔導,提供全人式關懷。」陳美秀提及庇護工廠背後更大的價值與目的。 水餃對這群孩子而言不只是元寶,讓他們可以自食其力,同時也是他們臉上露出的微笑。陳美秀表示,這群孩子工作前後最大的改變,除了穩定的工作收入,主要就是生活更有意義、更快樂!「在工作時,他們的眼神常散發榮譽感與自信,與剛來時有極大的差別。而且,他們私下感情很好,假日常常約出遊、聚餐。這就是我們一般人的生活,不是嗎?」 陳美秀說,雖然有的孩子已在外工作十年,卻不一定有理想,但喜樂水餃工坊會陪伴他們,從規劃一趟旅遊計畫開始,一步步付諸實行。行政團隊與社工師協助他們訂立目標,並運用各種資源支持他們達成。 「什麼是平等?我想,就是讓他們和我們站在同一個地方、同樣的高度,擁有想望的可能和空間。」陳美秀語氣堅定地說,讓身心障礙者知道他們有權利想像自己期待的未來,就能落實真正的平等。 喜樂保育院成立已有半個世紀,「我們想導入企業的經營模式,壯大事業體。」林玉嫦說,喜樂即將進入另一個階段,近期正接受政府輔導,可望轉型為社會企業。 陳美秀也表示,遷廠計畫進行到第三年,已募款買地,預計明年開始蓋新廠。目前喜樂水餃工坊僅能提供40個就業機會,希望未來能提供150個,並開設餐坊,提供更多元的職業與服務,讓身心障礙人士有更多機會發揮自己的特長,也有穩定的工作可以參與社會。 煮喜樂水餃時,若發現餃皮似乎不易煮爛,或吃水餃時發現無法一口就放進嘴裡,這並非意外,而是因為喜樂水餃堅持。一顆顆水餃背後,有身心障礙人士一雙雙殷勤做工的手,他們曾獨自蜷縮在社會的角落,因為加入喜樂水餃的生產線,生命開始改變,與社會連結,找到熱情、喜樂與豐富。 重獲新生故事1   洪秀苓   不是吃頭路,而是經營事業 「來喜樂上班後,我變得比較有自信。」談到在喜樂水餃工坊工作的心得,洪秀苓不假思索回答:「我以前凡事求和,以為只要忍受、委屈一點,大家就會開開心心,過得比較平順。但後來我才發現,我女兒不會因為我忍耐就比較快樂。」 活潑開朗的洪秀苓為喜樂水餃工坊的班長,負責管理現場。因小兒麻痺而坐在輪椅上的她,平時除了在廠內巡視作業,也常帶領新人在同一張桌檯工作,適時指導。「教一個孩子包水餃,看似很簡單,卻可能需要花上幾個月、甚至是半年的時間,帶他們觀察、熟悉工作,培養工作態度。」言談之間,她展現勝任班長的重要特質正是耐心與責任感。 喜樂水餃工坊成立第一年,洪秀苓即加入草創團隊。她是喜樂保育院的畢業生,當初畢業後先去台北闖蕩,但成績不太好,便回到了彰化。社工、老師知道她回到家鄉,就到她家關心,知道她尚未找到工作,便邀她加入新成立的水餃工坊團隊。有機會可以回到熟悉的環境工作,她兢兢業業,在工作中時時抱持感恩的心。「我常說,我不只是來『吃頭路』(賺錢),而是把水餃坊視為我的事業在經營!」 草創期,水餃工坊只有十幾個人,平日包水餃,週末騎車、開車去各個市場叫賣。「我們和行政同仁,連高雄、台北都跑遍了!」一步一腳印,儘管辛苦,「我現在還是最喜歡加班,聽到銷售量好、水餃不夠賣,真是振奮人心!」 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喜樂手工水餃這塊招牌,洪秀苓驕傲地說,很多人吃過喜樂水餃後,都說料多味美,不僅不必再四處叫賣,身旁的家人、朋友也認可她的工作,「他們聽到我在裡面工作,都說讚!」 說到自己的生命如何因著這份工作成長,洪秀苓想了一會兒,露出大大的笑容說:「這份工作,讓我很有尊嚴。我以前面對家庭與婚姻時,只知道要忍,十分自卑。有了獨立的經濟能力後,我發現自己更有自信,大概是明白自己可以透過工作,發揮無限的價值吧!」 重獲新生故事2   蔡永祥   裁縫包水餃,人生更多采 「我們的水餃一粒26克,我只要用手捧著,就知道大概有幾克。」兩手拄著拐杖的蔡永祥,是同事口中的「永祥阿伯」,也是一位中度小兒麻痺身障者。 在喜樂水餃工坊,蔡永祥負責備料與食材秤重,必須把當日需要的蔬菜、肉品放置秤機上,分別秤出每樣食物正確的分量。「秤料壓力頗大,因為不同口味的水餃材料也有不同比例。」蔡永祥說。 看似平凡的秤料工作,對於製作水餃的過程卻是最關鍵的環節。「秤料必須精準,也算是品管的一環。」累積十多年的經驗,老練的蔡永祥謙虛地說,現在自己對於秤料終於比較有把握了。同事們則說,大夥兒每日先等阿伯秤完當日的食材,一起洗、切、攪拌食材,最後做成內餡,才各自坐到工作桌前開始包製水餃。 年輕時,蔡永祥是一位西裝師傅。後來因為大環境的產業結構改變,成衣業蓬勃發展,手工裁縫逐漸式微,「以前二林鎮上一條街就好幾間西裝店,後來一家家關閉。」他不得已只好改行,曾嘗試以送報紙貼補家用。 因緣際會下,蔡永祥認識了洪秀苓,因此來到喜樂水餃工坊工作。蔡永祥本來拿針線的手,自是非常靈巧,包製水餃更是得心應手。個性溫和的他,面帶羞赧緩緩地說:「我也是工坊成立初期就加入的班底,能來這裡工作,對我是得來不易的保障,讓我有穩定的生活和收入,可以照顧家庭。」對歷經時代變遷、換過不同行業的蔡永祥來說,做一份穩定的工作是再安心不過的事。 工作對個性內向的蔡永祥來說,不只是賺錢,更是拓展人際關係。「這裡的同事人都很好,我的人際關係變得很豐富。」他很珍惜自己和同事建立的良好友誼。 洪秀苓聞言笑著應和說:「你很難想像,一開始和阿伯工作時,他一天說不到兩句話,現在是越來越樂意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工作後,人生明顯有光彩,自己更勇於突破。」蔡永祥說,他來這裡還有另一項收穫,就是音感也變好了。原來,他因為平時常有機會與同事一起聽歌、唱歌,慢慢培養了對音樂的喜好,現在不僅學會打鼓,也玩其他樂器。來喜樂工坊工作帶給他的改變是他始料未及的──原來自己的生命,可以如此多采多姿。 重獲新生故事3   黃佩芬  喜歡,很快樂! 生性害羞的黃佩芬話不太多,卻很愛笑,每次笑起來眼睛總是瞇成一條線。 黃佩芬是一位智能障礙者,曾是喜樂保育院的院生。當保育院開始收容其他障礙別院生時,她進到這個大家庭。雖然年紀最小,卻是最資深的員工之一。在喜樂水餃工坊草創時期,她已加入團隊,幫忙處理雜務。被問到喜不喜歡包水餃的工作時,她簡單一句回答充分表達她的心聲:「喜歡,很快樂!」 「佩芬是我們得力的助手喔!不要看她都笑笑的,做起事來可是很機靈呢!她機動性高,包水餃速度也很快,臨時要她協助哪個環節,她都能做得很好。」班長洪秀苓十分肯定黃佩芬的工作表現。平日早上8點上班,黃佩芬7點半就會到工坊,有任何可以先做的雜事,她都主動幫忙。 黃佩芬所在的包裝組,工作簡單卻不輕鬆。身兼包水餃組及包裝組的蔡永祥表示,包裝組自成一條生產線,每天早上,水餃從冷凍庫拿出來後,必須先敲開結成塊狀的水餃,但不能讓餃皮破裂,並要仔細檢查外皮是否裂開,謹慎確認水餃品質才入袋。這些動作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所以有時間壓力。黃佩芬工作熟練,贏得同事和主任一致的稱讚。 還沒加入喜樂水餃工坊前,黃佩芬在家幫忙揀韭菜花。對她來說,生活簡單,不愁吃穿,但每天待在家,視野也局限於家外面的那片田地。直到進入工坊,學習新技能、認識同事,她的生活開始變得繽紛。尤其當自己的努力被肯定時,就是她最開心的時刻,「工作的成就感,就是可以領自己的薪水。」 同事與主任在旁補充,黃佩芬有儲蓄的習慣,不僅平常用自己賺的錢買想要的物品,甚至努力存錢,計畫未來出國旅遊。 一聽見旅遊的話題,黃佩芬興奮地插話說:「我在這裡有很多朋友,我們都會出去玩。」平時習慣在旁靜靜聽大家說話的她,難得主動發表意見,顯見對旅遊的期待。 從韭菜花田到水餃工坊,從依賴家裡度日到獨立養活自己,黃佩芬從踏實的日常工作中體驗到工作的價值。有經濟能力,偶爾去燙頭髮、做個喜歡的造型;有想望未來的能力,勇敢作夢;身旁也有同伴,互相扶持與陪伴。 「最開心的,還是聽見大家說:喜樂水餃好吃。」黃佩芬害羞地說。同事笑說:「大家喜歡,我們才有錢賺,佩芬也才有機會從騎腳踏車到現在改騎電動腳踏車!」 對黃佩芬而言,走出家門工作,代表的就是邁向獨立的可能。 一顆顆水餃背後,有身心障礙人士一雙雙殷勤的手,他們曾獨自蜷縮在社會的角落,因為加入喜樂水餃的生產線,生命開始改變。  

【專題報導】文學力──書寫LÁN台灣

耗時三年,由文化部指導、台灣文學館主辦的第三期台灣文學常設展「文學力──書寫 LÁN 台灣」於11月7日熱鬧開展,分為「注意,你已被文學包圍了」「始動,島孕育的‧與海帶來的」「立志,文明開化的夢與傷」「跨越,窒息年代的游擊戰」「爆炸,每個人都飆出高音」「____,寫我們一起的未來」等六大主題展區,以活潑且年輕化的方式打破文學展覽平常給人的沉悶印象。

【特別企畫】寧靜革命的民主推手 

【李登輝一生人權事跡回顧】

【專題報導】掀開中國的紅色面紗

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除了表面的經濟蓬勃發展,潛藏的資訊戰亦波濤洶湧。中國政府利用大外宣,隱瞞國內各種迫害人權的事實,只將美好的一面呈現出來,吸引不諳中國實況的各國人士合作。而鄰近中國的台灣更是首當其衝深受影響,除了中共長年對台統戰、文攻武嚇,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亦未曾間斷,中國製造的假消息也不時侵襲著台灣社會。台灣面對這樣的「巨獸」,又該如何因應呢?

【特別企畫】支持、陪伴,自立有愛無礙

12月3日為「身心障礙者關懷日」。平安基金會承辦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中心積極推動「自立生活支持服務」,除培力身障者,也盼喚起大眾的身障平權意識。

【特別企畫】農村開出文學之花

文學家楊逵晚年生活在東海花園,訪問他的人很多,一次一位編輯問他最近有沒有寫詩?楊逵說:「在寫,天天在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你現在所看到的,難道不美嗎?」播種有時、灌溉有時,上帝所造的大地,有許多人用勞動回應祂的心意,在這樣的土壤,開出怎樣的文學之花? 台灣國民文學,在土地、在農村 ◎江昺崙(台灣文學館專案助理) 不知道你是否曾經聽過台灣的「農民文學」?其實,農民文學的概念,很接近台灣的國民文學。 我們從頭說起。台灣過去的經濟型態都是以農業為主,一直到1960年代左右,才慢慢轉型為以第二級(工業)、第三級(服務業)產業為主的社會。傳統的台灣文化,就是以農業文化為主,從政治、社群、信仰、節慶乃至飲食,都脫離不了與土地的關聯。許多台灣文學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每天觀察土地與農村的變遷,目睹農民遭受強權壓迫的境遇,於是有感而發,把這些故事寫了下來,這些作品就是我們台灣的農民文學。 特別是在1920年代之後,當時是台灣族群文化意識的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就是農民的遭遇,他們書寫被日本殖民政府壓迫的佃農,也關心農村裡受到欺壓的女性。透過農民文學,作家們表達對殖民者的批判、對階級與性別的關懷,更凝聚了所謂的「台灣意識」。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農民文學大約等於是台灣的國民文學。 可惜的是,戰後遷台的國民黨是右翼的獨裁政權,這個隆納‧魏澤(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占者政權」(Settler State)無法容忍具有民族與階級意識的文學作品。例如黨國的擁護者余光中,就曾在1977年寫下〈狼來了〉一文,指控這樣的作品是「工農兵文藝」,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最後,在軍方高層協調下,各方達成共識,以模糊的「鄉土文學」來稱呼此文類。後來農民文學都被稱作鄉土文學,大大弱化了其中階級批判與民族情感的意識,這是非常可惜的。   社會歷史紀實    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習慣用鄉土文學指涉農民文學,以籠統的名詞來帶過。這其實是對威權遺緒的習焉不察,也反映台灣人普遍對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漠視。 農民文學的重要性,不僅是在描述階級與民族意識,更是發現許多歷史的細節與社會的精神樣貌,就如同現在的紀實電影一般。 舉個例子,台南在嘉南大圳開鑿之後,許多旱田轉為肥沃的水田,提升了農業的整體發展。我們現在當然都是很感謝日本政府與八田與一的貢獻,但事實上,當時整個工程中最為辛苦、也最被犧牲的一群人,就是嘉南平原的農民。 台灣文學作家蔡秋桐是日治時期雲林縣元長鄉的保正,經常書寫諷刺農村現況的小說。他有一篇小說叫〈放屎百姓〉,發表於1931年的《台灣新民報》,裡面就批判總督府興建嘉南大圳,卻要農民負擔許多工程費用,忠實呈現貧窮的農民賣地鬻子來籌措稅金、生活悲慘卻求告無門的慘況。 蔡秋桐這篇小說,上篇刊登之後,下篇就被總督府查禁了,所以我們無法看到完整的篇章。這也代表總督府非常在意蔡秋桐對嘉南大圳的批判,才會下令噤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嘉南大圳對於台灣的農業經濟貢獻很大,但對當時的農民來說,卻是令他們生活非常痛苦的苛政。特別是大圳控管稻米及甘蔗的種植,三年內只能種植一到兩季的稻作,等於間接強迫農民種植甘蔗,也是非常粗暴的手段。 直到今日,筆者訪談善化老農的時候,說起大圳及種植甘蔗的過往歲月,他們還是會說:「想到彼時種甘蔗的艱苦,就會流目屎。」    揭示農民之殤    不僅是嘉南大圳,土地問題也經常是農民之殤。新化地區出身的作家楊逵,於1932年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送報伕〉。故事中的主角出生在台灣小地主家庭,生活還算過得去,但有一天製糖會社為了提高產量,與政府合力強制徵收農民的土地,美其名是為了「村子的繁榮」。 農民們雖然可以拿到一筆小額的補償金,但失去土地等於失去生計,主角的爸爸因此拒絕賣地,結果竟然被警察活活打死。主角只好到東京打零工謀生,過著悲慘的底層生活,幫派報社老闆推銷報紙,又遭到惡劣的老闆剝削,差一點餓死在東京街頭。    書寫仍在繼續    當代的台灣人回憶日治時期的時候,經常提到當時因為資本集中與現代化,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將過去描繪成美好的「跳舞時代」(註)。但當我們閱讀農民文學作品,卻發現這些論述經常是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忽略了農民普遍的悲慘處境,而不幸的是,這樣貧窮的農村景象,其實才是當時台灣一般大眾的生活樣貌。 辛勤工作一整年,種植的作物如甘蔗卻賣不了多少錢,只能勉強一家糊口,這是農民的常態。因為繳不起地租,而被迫賣掉家裡的水牛、田地,甚至最後將女兒賣掉,去別人家做「新婦仔」(童養媳),也是常見的故事。當時連一般男性成年農民都過得不太有尊嚴了,更遑論性別極端不平等底下的農村婦女。作家龍瑛宗在作品〈一個女人的紀錄〉(ある女の紀錄)裡面,對於當時農村女性的生命有非常細膩但悲傷的描寫。 到了戰後,國民黨流亡來台,對於農村的控制更是比日本人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透過土地改革及基層行政體系如農會及水利會等來控制農民,以田賦、水租及化肥等名目換取農民的穀物,供應隨國民黨來台近百萬中國移民的生活需求。我們可以這麼說,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繼任執政這段期間,國民黨對農村的控制、對農民的壓榨非常殘酷,所以1960年代之後,開始有大量農村青年因生計問題被迫遷移到城市,在近郊的加工出口區工作,因而帶動台灣第一次經濟轉型。 雖然因為白色恐怖,台灣的作家無法像戰前一樣那麼直接書寫農民的不滿與抵抗,但是到了1970年代後,許多充滿現實意識的農民文學作品仍陸續誕生,像是林雙不的《筍農林金樹》、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系列》及洪醒夫的《黑面慶仔》等,都是描寫當時農民處境的優秀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很多具有高度爭議的政治意涵,所以一直沒有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在當代鮮少被閱讀及討論,非常可惜。 而在台南靠海的「鹽分地帶」(將軍、七股、北門、佳里等地),土地雖然比較貧瘠,卻開出繁盛美麗的文學之花。從日治時代由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及曾對等人組織的社團「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到戰後黃勁連與羊子喬等人承繼先人精神而舉辦的「鹽分地帶文藝營」,一直到今日的《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長達百年的農村與土地書寫傳統未曾斷絕。 以吳新榮的詩〈故鄉的輓歌〉為例,我們即可看出這些作家關懷農村現實的精神,以非常直接的語言生動描寫農民在貧窮線上掙扎捱餓的情境。以下節錄: 同胞們啊! 你不可忘了你的少年時, 在那明月亮亮的前庭裡, 看那兄嫂小嬸杵著米, 聽那原始時代的古詩。 現在呢! 各地各庄都有舂米機器, 日日夜夜鳴著聲哀悲, 啊啊你看有幾人餓快死, 你看有幾人白吞蕃籤枝。 時至今日,台灣的農村雖然已經脫離過去不平等的剝削處境,農民的生活及收入也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關心、去書寫。 例如台南市後壁區農村原本是稻米的重要產地,但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強制進口一年約13萬公噸的稻米,讓老農們生計受到很大的影響。紀錄片《無米樂》雖然不是文學,仍舊以帶有詩意的鏡頭畫面,呈現老農民崑濱伯等人的生命故事。影片最後,崑濱伯說他們是「末代稻農」,輕鬆簡短的談話透露不少農村黃昏的哀愁,也令觀眾非常傷感。 除了農業產銷,城鄉差距、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等問題都亟待解決。前陣子學甲的農地遭不肖業者盜埋廢棄的轉爐石(爐碴),雖然未造成全面汙染,卻反映農村仍舊是被邊緣化的「廢土之地」。看著新聞報導裡農地的萬噸爐碴,想到哺育萬民的土地受到如此輕賤,實在令人心痛不已。農民文學的精神沒有斷絕,但台灣農村的未來令人憂心。或許未來我們能藉由推廣農民文學喚起台灣人對農業文化的記憶,以及對農村發展的關心。  註 出自2003年台灣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貫串全片的台語主題曲〈跳舞時代〉是1932年的台灣流行歌曲。影片描繪日治時期流行歌演進,介紹古倫美亞唱片與陳君玉、純純、柏野正次郎等人執著台灣音樂的故事,反映1930年代台灣的社會與女性的社會地位。   番薯簽詩,抒發農民生活之重 ◎陳淑容(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級專案研究員)   上圖這支看起來頗經滄桑的菜掣(chhài-chhoah),是將根莖類如番薯刨成細條或簽狀的器具,採集自嘉義濱海的布袋鎮虎尾寮。虎尾寮舊名「魍港」,現名「好美里」,從過去到現在,這個濱海村落的住民靠著捕魚、養魚、晒鹽維生,地方因此流傳「有一塊魚棚,卡好三個親戚;有一塊鹽埕,卡好三個親成」的俗諺。 魚鹽之利為住民帶來經濟的優渥,但海邊的土、水與風也限制農作的生長,田與園(hn̂g,旱田)自然少。園比塭(ùn,魚塭)利薄又費工,多數住民自然選擇後者做為主要維生之道。 菜掣持有者顏金鐘先生在1947年出生,身為遺腹子的他從小跟母親顏蔡住相依為命,靠著外公與母舅的接濟成長。由於家中沒有能夠養魚的塭仔,也缺少可以種米的田地,顏金鐘跟母親很長一段時間以番薯為主食。他記得每當番薯收成季節,會去園裡撿拾殘剩的番薯,回來後左鄰右舍熱鬧地加工掣簽。 在高溫多雨的台灣,新鮮番薯的塊根含水量高,不易貯存,將番薯掣成絲狀的「簽」,可加速水分蒸發,經陽光與海風拂晒後,可以放上幾個月甚至一整年。晒乾的番薯簽和著少量米做成的粥飯,因為便宜、省工又有飽足感,成為貧苦人家的主食。 顏金鐘甚至吃過「倉庫簽」,是二戰末期日軍向農家收購後存放在倉庫作戰備的軍糧。戰後,國民政府釋出這些倉庫簽,發放給海邊的窮人家,由於部分曾受過盟軍戰機轟炸,因而交雜焦味、油味、屎味與臭香(chhàu-hiuⁿ)。也由於存放過久,變韌(lūn,堅硬)而難以咬斷,據說連豬都不愛,但為了果腹,只能忍耐著吞食。           由於番薯簽食用量大,在早期尚未機械化的時代,好的菜掣顯得格外重要。這支兔型圖案中印有「蘇」姓商標及「台南蘇定特製」「岳帝廟前小路」字樣的菜掣來自府城東嶽殿前。「蘇定菜掇商號」雖已歇業,但店家百年來堅持手工傳統,製品以堅固耐用、極富工藝之美著稱。這把歷經時光淘洗的菜掣,斑駁刻痕猶散發著曖曖之光,鋒芒內斂地見證先民艱苦奮鬥的歲月。 在虎尾寮,晒乾的番薯簽通常架高放在三合院的屋子中,經濟能力稍好的農家則存放於古亭畚,這些放置番薯簽的古亭畚又被稱作「番簽畚」。1942年戰爭後期,來自台中州員林郡永靖庄的醫生詩人詹作舟,前往台南州北港郡近海的元長庄拜訪朋友蔡秋桐與陳延年,三人寫下主題為「被雨薯簽」的擊缽詩,描寫番薯簽被雨淋: 本期一日曝能乾,誰料天時未得看。造化不知耕作苦,簽條經雨惹心酸。 連晒三朝總未乾,朽汙滿地不堪看。可憐最是傷心處,簽味如同酒味酸。 素來經過未時乾,天命推移莫測看。一日三餐簽重用,神仙不體我心酸。 詩人以心酸與味酸,刻劃早期農村環境與生活的困苦,抒發農民生活之重。 早期番薯簽不只被視為貧窮,還是低賤的象徵。台南詩人謝星樓在1923年的治警事件後,留下「辜顯榮比顏智,番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的名句,批評像辜顯榮那樣趨附日本政府之人,自以為可比「顏智」(台語譯法,即甘地),若真如此,番薯簽也能比魚翅,破尿壺也能比玉器了。對番薯簽的刻板印象,從日治到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深植台灣社會。即使是向陽這樣戰後1955年出生鹿谷山村的詩人,也在〈阿爹的飯包〉寫著,當好奇的小孩掀開阿爹的飯包後發現「無半粒蛋,三條菜脯,番薯籤參飯」。他以「番薯籤參飯」象徵清貧刻苦,用以對比小孩早餐是「包仔配豆漿」,呈現父愛之偉大。 戰後,隨著台灣糧食增產、社會轉型及國民所得提升,番薯從貧窮、低賤的象徵逐漸轉為健康美味的鄉土食物代表。新鮮番薯或塊狀、或掣簽煮成的粥飯,成為大宴小酌後人人喜愛的清雅風味。啜一口香甜軟嫩,番薯簽粥挑起早期農村社會刻苦生活的回憶,召喚鄉愁同時,也撫慰許多走過艱辛歲月的台灣人心靈。

【專題報導】彌迦會議 談基督徒社會參與

以彌迦書6章8節為基礎,1999年成立的彌迦全球(Micah Global)首次在台灣舉行亞洲諮詢會議,主題為「公共場域」,由基督教芥菜種會主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協辦。因防疫考量,議程於10月15、16日採線上會議,22、23日於金山的孫理蓮紀念營地採實體與線上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