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

自由花栽於彼岸土──宗教改革的東亞迴響

在愛好安寧、喜慶與大團圓的東亞社會,基督徒尚無法找到更好的參與路徑。在喜歡多元神明、豪華禮儀與升官發財的東亞社會,基督徒也很難參與建造這個特殊時空的秩序。因此,「反智主義」大行其道,成為基督徒逃避社會責任的流行見解;屬靈和屬世的二元對立,成為基督徒自得其樂的神學依據。基督信仰,在社會文化領域,一次次讓位給偶像的黃昏。在東亞,你會看到一個奇異的現象:基督徒躲在教會流淚祈禱,然後回家繼續開心吃喝。

台灣的國際地位4-3

首屆台灣普世論壇(TEF),11月28至30日將在新竹聖經學院舉行,為讓與會者明瞭台灣面臨的困境,作者特別為文解釋說明,本報共分4期刊登,期待讀者藉本文透析TEF舉辦背後之真義。

【舉目向山】像基督一樣去愛

當耶穌稱我們為「朋友」,祂顛覆世上的權力結構,還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捨身,正是以自己為模範,向我們啟示「犧牲的愛」的關係。這不僅是保羅教導的「夫妻之道」的基礎,更是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倫理。

台灣的國際地位4-2

美國及台灣的政策決策者一直在討論一種可能的新模式,來界定美中關係。當然,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它的影響將極為有限。然而,新模式的討論在台灣引起了激烈爭論。

台灣的國際地位4-1

一位20世紀的存在主義文學評論家指出,身處在一個極度不確定的環境下,我們可將「轉瞬即逝」視為一種自由的形式及希望的緣由,而不是如《無路可出》劇中3人所面對的永恆咒詛。當我在準備台灣現今國際地位發展的演說時,我一直想起《無路可出》的場景。台灣在國際團體中所遭受的侮辱,深深刺痛我的心,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所遇到的狀況,就如同沙特的劇作台詞所言,「地獄即他人」。中國利用其外交及經濟力量將台灣困住,「台灣似乎無路可出」。

【改變的契機】你對你的生活過於滿意嗎?

無論如何,聖經提醒我們,在認識耶穌與到達永恆的家園之間,我們內心的語言早已被預設是痛苦呻吟(羅馬書8章22~25節)。身為基督徒,我們應該要發出痛苦的呻吟,因為我們生活在墮落的世界中,而無論是在我們的內心或是我們身處的社群裡,救贖的工作都尚未完成。

彼此相愛的家規

浪子回頭的故事中,浪子的父親示範了一個不同的家規。這個家規指向了父親的心意,他要向浪子和長子同時表明,父親愛兩人的心意一直不變,只是在這個事件之後才顯明出來。就像一杯水是甜的,但因為它是透明的,只有在我們喝到了、螞蟻爬過去了,才顯明水是甜的。

寫在兒子3歲生日》爸爸給的生日禮物

我很希望,在日後繁忙的服事中,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兒子和女兒,有更多的時間陪伴我的妻子,我更希望我能夠對他和他的妹妹多一些耐心、愛心。求主施恩、憐憫,幫助我這個軟弱的罪人,一個時常會跌倒、時常會傷害兩個孩子的父親。也讓他們看到,原來爸爸也是人,而且是和他們一樣的罪人,和他們一樣時常會犯錯和跌倒。就像保羅‧區普(Paul Tripp)牧師所說:「我們不是孩子的彌賽亞,我們和孩子一樣,都是需要彌賽亞來拯救的罪人。」

【改變的契機】在混亂中回應上帝與生命

上帝希望你可以在信心中成長並在祂裡面得著安息。當我們認為沒有能力控制眼前的狀況時,祂希望我們明白祂正在掌權;當生活看似失控時,祂希望我們的內心有平安。

面對苦難 以信仰重建心靈──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

林世光(精神專科醫師,台北和平長老教會會友) 戰爭改變國家,也徹底轉變個人命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深遠改變了當今世界。二戰結束已超過70年,是否這場人類史上範圍最廣、傷亡最重的戰爭,所造成的遺害也落幕?從近年來各種資料(包括書籍、電影)陸續發行,顯示答案是否定的。本文主要檢視人類對於戰爭後遺的苦難,所蘊含的教訓與啟示,仍有許多功課需要去認識、處理和療癒。而基督信仰中的重要訊息,帶來了安慰、盼望與寬恕。 戰爭苦難與信仰的連結 透過痛苦遭害的經歷,認識神的慈愛、公義與拯救恩典,是基督信仰重要的元素。人以有限生命的視角,看待現世的哀慟困苦,因此應當懷抱基督永恆生命之主的盼望眼光,帶進超越的意涵,並領會面對生命破碎與痛苦的平安。 苦難是聖經中重要的元素。舊約不僅記載眾多先知、士師、君王的艱苦遭遇,更明白描述了以色列人經歷被外族征服以致國破家亡、被擄的漫長悲痛哀傷。聖經固然有許多關於戰爭的事蹟記載,但整本經文中更是彰顯了神對於子民的苦難罪過,施以公義、憐憫、盼望與拯救。 聖經裡,上主給予被擄之民拯救的應許,像是西番雅書3章8~20節記載:「耶和華說,你們要等候我,直到我興起擄掠的日子,因為我已定意招聚列國聚集列邦,將我的惱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傾在他們身上。……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刑罰,趕出你的仇敵。……那時我必領你們進來,聚集你們,我使你們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就必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中有名聲、得稱讚,這是耶和華說的。」 當帝國回家──戰後社會的窘迫混沌 歷史告訴我們,很多悲慘困境都是在戰爭結束後,才冒出更棘手的狀況。二戰結束當下,約有800萬「戰爭難民」流離在德國,歐洲其他各地也有300萬類似處境的各國人。歐陸如此,東方的日本經過殖民政策,長期大量本土人民移居海外,以及戰時浩大規模的軍事動員,戰爭結束隨即遭逢史上最龐大人員遣送的海洋運輸作業之超級任務。 1945年8月,日本總計有690萬軍人與百姓(粗略比例約各半),滯留日本本土以外的地區。在盟軍協助下,當年9月起,有500萬人於隔年底前返回本土。當初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民,不得已拋棄旅居地的家產,僅攜帶有限隨身財物,回到因戰禍而滿目瘡痍、的家園。大量遷移的人口對戰後資源缺乏的日本來說,等同加劇窘迫困境。《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對此有廣泛、深入的整理敘述。另一方面,戰俘的遣送與返鄉,也有許多悲慘的事蹟。像是滿州的日軍戰俘,遭蘇俄關入西伯利亞勞動營,即便存活,也要再經數年才得以返國;還有,如電影《拆彈少年》描述的德國少年兵,他們在戰爭末期捲入戰事,戰後又被俘虜留置,被迫在其他國家擔任命繫一線的地雷拆除任務。 戰後沉重坎坷的路才是開始,同樣遭害於「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戰後台灣的重建,跟朝鮮、中國及日本固有關聯,卻又有著迥異的命運。例如朝鮮半島,終戰隨即經歷本就缺乏互信基礎的美俄共同「盟軍託管」的短暫時期,而後韓戰爆發,導致南北韓分裂,至今二戰對該國的影響仍延續著。 就國家社會層次,戰後德國和日本分別大舉進行思想與人性教育的變革;政府體制上,也相當程度的排除了納粹黨分子、軍國主義分子。就社會層次之心靈重建與療傷層次來說,德、日於二次大戰中的占領國組成與性質或有不同,而其各自轉型正義的工程也在戰後分別展開,《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一書,即是針對戰後國家的社會變化,作出有條理敘述、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1945年)後,台灣接連面對二二八事件(1947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撤退台灣(1949年)、韓戰(1950年),乃至於38年的戒嚴(1949年5月~1987年7月),各項皆為重要時代轉折,可以說台灣社會現今依然深受二戰及國共內戰遺緒攪擾,也仍在尋求重建與經歷再生的坎坷歷程。 身為基督徒,閱讀過聖經中路得記、尼希米記的經文,相信可更貼切領會那種遭逢災害或亡國被擄,試圖返鄉生存和重建的艱難困厄之處。 放下私我──戰後審判建構法理機制 經歷人類史上最多國家涉入、死傷最慘重,已然模糊前線、後方的龐大總體戰爭後,如何處置發起戰爭的「禍首」,必然成為國際社會的情緒出口,以及作為避免未來再啟戰禍的警醒。 1945年11月,戰勝的同盟國克制仇恨報復的原始本性,試圖建立法律機制來審判那些應為啟動戰爭、犯下戰爭人類罪行負責的重大「戰犯」,並施以「適當」處分,因而展開了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紐倫堡大審」「東京大審」。 此舉使同盟國難以避免地背負了是否全然公義、公正的批評。的確,有些惡行歷歷的將領或高級軍官,終究在同盟國高層之現實政治利害考量下,給予了條件交換和妥協的處置。然而,法官勞勃.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在紐倫堡軍事法庭開庭的致詞,依舊值得敬佩:「同盟國得勝,卻也遍體鱗傷,他們沒有擅自展開報復,而是讓戰俘接受法律裁決。這是人類歷史上,權力向理智致敬的不凡行為。」 德國納粹以系統性種族滅絕手段謀殺了600萬猶太人(以及另殺害數以百萬計的非猶太裔),還有日軍在中國南京和南洋等地屠殺無辜人民的惡行,由於其殺害時間發生於戰爭時期,故不於本文篇幅中深入探討。然而,如此嚴重的人類罪行當然造成無數家庭痛徹心扉、難以化解的傷痛,也對民族及人類社會留下需要深刻反省及如何根絕問題的歷史難題。 戰後德國整體尋求邁向轉型正義,雖然現實困境重重、涉及層面廣闊,但國家持久的努力也為人類寫下值得學習和尊敬的一頁。尤其是過程中,面對舊體制人員的盤根錯節、私利護短,依然堅毅求取突破。 人性交戰──重建殘破傷慟的心靈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時宣告結束,但人們心中的戰爭卻依舊進行著。因為我們仍未真正和解,諸多心靈猶待療癒。當戰火停止,人性醜陋與良善、自私與仁愛的糾纏和對抗,卻依舊上演,怨恨與茹苦的陰影,仍不時徘徊。 即或戰爭結束,心靈腦海的殘害仍遺留並深遠影響著個人與社會,心靈殘害是戰爭災禍中極嚴重的層面,不論身為戰士或人民。若回溯到武器交戰的「戰前」時光,往往軍隊或執政者早已透過宣傳與教育,對人民散播改造思想,其中不乏偏頗、扭曲正常人性的因子;這在日本的「軍國為上」思想教育和德國納粹的「種族優劣論」思想灌注,便極為明顯可見。 來自戰爭的種種緣由、過程、結果,深化了國家、族群、社會之間的仇恨與分裂。那些「緣由、過程、結果」皆須經歷後世的嚴謹檢視、審慎探討與誠心改正,然則這不是要去催發仇恨對立。很遺憾地,台灣長達38年戒嚴時期的教育體制,卻往往偏重後者,且簡直蓄意般地偏廢前者。 此外,「戰勝者」「占領者」優越感的自我警惕和克制,也極為重要。從戰後社會的制度重建、資源分配,乃至於對所謂「戰敗者」的教育,在在都顯示出人類潛藏「征服、宰制」的原始本性。若我們依附於「戰優、敗劣」的認知分野,勢必以戰爭合理化殘暴罪行。 現代戰爭之慘烈肆虐,對肉體與心靈的傷害程度,已然遠超人力、人智、人性所能掌控。所謂「戰勝者」往往也是傷痕累累,戰爭的「得勝」,並不足以免除其肉體或心靈的創傷,也衍生人性遭延續衝擊的後遺症。 戰爭的苦難包含了人類所能造成之災害與罪惡的總集合,或許戰後世代難以深切體會其中所有的痛苦,然而現今居住在台灣的各族群,幾乎都曾直接、間接經歷戰爭前後所造成的苦痛。這是絕大多數台灣住民,即或不是最大、也是相當大的人性經驗公約數。 ×   ×   × 面對未解的遺憾,不論是記敘苦難,撿拾殘餘悲哀,或是了然豁達,從憐憫、同理引導至人性面的相互理解,的確有益於減輕生命傷口的痛楚,並彼此獲得療癒。面對苦難,人們需要有宗教信仰的扶持。這不僅是情緒安慰層次,更因為受苦的個體及其周遭者,得以經由探索生命更高的價值與目標,尋得意義和經驗層次的昇華,才能超越現實面的痛苦侷限,從而減輕人生悲慘的包袱。 期待戰爭歷史的血淚傷痕,不再是隔斷世代或族群交流與融合的斷層。依靠神大愛,真誠的接納,存謙卑的心,進入彼此寬恕、滿有公義的社會,一起與神同行。有基督信仰的人們,才可能領會被擄心靈得著釋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