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除了低價,還有更重要的事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對大部分消費者而言,買東西時,除了因為需要、喜歡、品質不差外,價格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一般而言,包裝精美、價格夠低的產品往往具有市場優勢。換句話說,對許多人來說,交易最重要的是「商品」與「價格」,至於這項產品怎麼做出來的?為什麼可以低價,經常不是買東西時要去關心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買東西是挺複雜的事,例如,你去餐廳吃飯,你考量的包括,是否物美價廉、是否色香味俱全、燈光美不美、氣氛佳不佳、吃得爽不爽,但作成桌上那碗飯的米是從哪裡來?種植的稻田旁有沒有污染?有沒有噴洒農藥?是用毒絲本,還是好年冬?其實我們都不太關心。這種現象有點像是我們買智慧型手機時,通常考慮的是:手機夠不夠智慧?外型是不是美麗?價格有沒有便宜?但生產手機的是不是「血汗工廠」?往往不關我們的事。 這其實是普遍性的消費態度,我們關切的是商品的價格,至多是商品本身,但對於商品背後的生產者及生產機制,卻不太重視。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尤為嚴重,消費主義式的生產及銷售,使得各樣的社會關係逐漸商品化;然而,忽略日益嚴重的商品化現象,不僅涉及了個人健康與安全的問題,甚至也助長了產銷過程的剝削關係。 例如,我們對低價的期待,往往成為中間商要求生產者壓低售價的藉口,以致於產地的小農為求生存,只好用更低的價格賣給中間商;或者,製造商為求大量生產以降低價格,反而增加更多的人工添加物,導致食品安全出了問題。 當然,並不是說現有的產銷體制或消費態度必然會造成上述的問題,而是要進一步思考,是否有合宜的替代性市場模式,可以避免讓小型生產者遭到剝削;以及,在低價的消費期待外,我們該如何擴大對產品生產過程的理解與關心。 這幾年,有不少人在推動「公平貿易」的交易模式,透過保證收購及資訊透明的產銷程序,讓咖啡、蔬果等小農生產者能有合理的利潤,另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農夫市集」。 目前在全台各地大約有20多個經常性的「農夫市集」,在那裡消費者可以直接和農夫購買現採的新鮮蔬果、看見他們用熱情的笑臉和你分享他們對土地的愛情。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和農夫、養殖者、生產者面對面,不必經過中間的層層剝削,還可以知道辛苦的生產者如何種、如何收,並了解農夫的處境,試著體會課本中的「粒粒皆辛苦」。 事實上,教會機構也可以試圖成為這樣的平台,目前由世界展望會支持的「打手機鄒有機農夫團隊」正和嘉義東門長老教會、嘉義基督教醫院建立農夫市集銷售平台,由部落的農夫直接和消費者直接面對面,不僅銷售自種的農產品,免除中間商的剝削,還可以跟消費者分享耕種的辛苦與喜悅,教會除了關懷心靈、搶救靈魂,也可以透過實際的行動改變農民的處境與消費態度。 &nbsp &nbsp

感恩的回顧

近幾十年來,台灣能夠創造出富庶與繁榮之社會,實有令人道不完的感恩!適逢感恩節,讓我們一起遵循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8節教導:「要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用感謝的心,來回顧二次大戰後,台灣從貧窮到富庶的點滴,好讓我們知福惜福、珍惜擁有。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因台灣地處西太平洋的要衝,為鞏固台灣,抵抗共產主義擴張,美國國會乃於1951年10月10日通過「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以經濟、技術、軍事協助台灣,開始對台灣提供各種援助,直至1965年為止,這段期間乃被稱之為「美援時期」。 台灣當時物資缺乏,鄉下小孩幾乎沒有零食,常趁大人不在,偷吃家裡的糖和奶粉解饞。彼時不僅物資缺乏,公共環境衛生也不佳,小學生不是滿肚子蛔蟲,就是長滿頭蝨,為此,學校只好定期提供蛔蟲藥;長頭蝨的女學生,老師和學校的護士也會幫忙消毒,使得學校常出現包著消毒頭巾的女同學,如同電視廣告中「開喜婆婆」的模樣。 這15年間,幸賴美國1年1億美元的經濟、技術與軍事援助,才化解台灣物資缺乏、通貨膨脹、外匯短缺的困境。15億美援約佔當時台灣國民生產毛額的6%,適時彌補台灣約11億美金的財政赤字。除了金錢、技術與軍事援助,民生與醫療物資亦大量湧入,提供給小學生食用的麵粉、奶粉、小麥、植物油等,亦不在少數,而這些寶貴的食用物資,正好成了台灣鄉村托兒所和小學生的最佳「補品」。基於「物盡其用」的原則,由美援麵粉袋所製成的內衣褲上,那「中美合作」「淨重22公斤」的字樣,在鄉下小孩子的身上經常可見。 因著美援,台灣有餘力可推動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使產業轉型。當時的台灣才會出現一句「美國出點馬膠,台灣出土腳」(美國出柏油,台灣出土地)的俗諺,當時台灣許多人常做美國夢,無不希望有一天,能夠實現「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夢想。 如今,台灣的美國夢不但已經實現,物資、醫療、教育、政治、基礎建設和生活水平已不比美國差,幾乎家家都有電視、冰箱、汽機車,人人也都有機會上大學。回顧過去欠缺,現在的富足讓我們感謝再感謝!只要我們凡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上帝,上帝便會因著我們的知恩、感恩而使恩常在,也會因著我們的知福、惜福而使福常隨。 &nbsp

合一行走天路──英國與愛爾蘭聯合教會

◎鍾淑惠 「教會有許多,但目標只有一個。」雖然有很多不同教會,但眾教會都領受同樣呼召,就是敬拜上帝,傳揚基督救恩的好消息,為人類的美好努力。 基督教在英國已有超過1500年的歷史。隨著世紀交替,時代變遷,以基督教立國的大不列顛王國,也經歷基督新、舊教的改朝換代,曾經叱吒風雲般的橫行全世界,並擁有最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也因此造就許多不同基督教宗派在英國及其殖民地崛起的歷史。 已有百年歷史的英國教會協會於1987年的研討會中,共同擬定一個宣言,重點是「彼此不再是陌生人,而都是天路客。」教會結合共識,承認彼此雖有不同的傳統和神學觀點,但願意承諾一起共同扶持行走天國的旅程。羅馬天主教會也一起加入這個旅程的行列,並以「聯合教會」(Church Together,網址:www.ctbi.org.uk/A/1)取代了英國教會協會的名稱。「聯合教會」不再是一個機構,也不是一個共同基督教會組織發言的窗口,而是協助教會合一行走天路的意念。 目前「英國與愛爾蘭聯合教會」共有40多個會員教會,連結了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眾教會。該會提供許多的資源,協助教會一起為落實基督教信仰而努力。目前的事工分有:教會和政治議題、神學和合一、宣教、中國事務、多元宗教、國際學生、族群公義、庇護與難民行動、環境與氣候變遷、文化的認同與市民廣場、遷移和人口流動等。 其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環境與氣候變遷事工」,它是目前全球發燒的議題,各國媒體和政黨無不聚焦於此,不論國營或民營企業,均重資打造「綠色」經營標籤。而教會界當然也不遺餘力希望善盡管理上帝創造的世界之重責大任,因此「英國與愛爾蘭聯合教會」亦將之列為主要事工。然而,在既有的世界注目焦點下,教會要扮演何種角色,以加入這關乎全球人類生存之議題?摒除實質上的政爭,以及經濟利益掛帥的虛有外表,聯合教會從不同角度切入關切這重要議題。由於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作物的生產、運送至銷售,均起了微妙的變化,這成了世界許多地區貧富懸殊日益拉大的原因之一,也產生許多尚待解決的公義問題。而這儼然成為教會一個相當大的挑戰,需要從環境所反映的問題,透過神學觀點進而確立實際行動的方案。 而跨教會合作的一個成功案例,就是在2008年3月25日串連衛理公會、浸信會、聯合歸正教會的公共小組,和貴格會的和平社會見證所共同推動的挪亞方案,促使英國議會順利通過氣候變遷法案。 不同的神學觀、不同的傳統,要真正達成合一並不容易。除非先放下己見,謙卑在上帝的面前,看見上帝所創造的對方內含上帝的榮美,才有可能手牽手,齊一心志向天國的路程前進。願上帝藉著英國「聯合教會」所發起的異象,傳遞這份熱情給台灣的眾教會,讓我們也一起學習合一,不僅見證上帝的愛,更彼此相互扶持往天國的道路邁進。 (作者為PCT派駐英國宣教師)

青年運動

◎王昭文(《新使者》雜誌執行總編輯) 《新使者》雜誌下期(12月出刊)主題是「青年運動」,探討台灣教會青年的自發性運動,如何對教會發展產生影響。青年文化快速變遷,但某些核心價值,卻可以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行動中重現。真理不變,即使以不同的外貌出現,本質仍然不變。教會可以做的,就是擦亮這些核心價值,成為吸引青年前來聚集的燈。&nbsp 台灣基督徒開始有「青年」的意識和組織,可能始自1920年代「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日本留學的基督徒學生,首先有「東京台灣基督徒青年會」的組織,台灣島內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年輕基督徒和年輕傳道人亦開始在台北、台南舉行青年聚會。1930年代後,台灣基督徒青年跨教會舉辦靈修會、夏令會,有時使用「YMCA」之名,但實際運作上比較接近後來的青年團契,並有全國性的聯盟。因日治時期已有相當旺盛的基督徒青年運動,才會在戰後教會百廢待興的情況下,1948年舉辦全台青年靈修會,超過1300人參加,促成超越南北教會藩籬的TKC(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運動,並間接促成台灣長老教會南北合一、成立總會。 日治到戰後初期的青年運動,以普世精神、現代思想為主要內涵。用現在的用語來說,就是與世界接軌,趕上世界潮流,以新穎進步的觀念衝擊陳舊保守的教會社群。在故鄉加拿大活躍於基督徒學生運動的宣教師明有德,是這波青年運動的重要帶領者,而主要參與者包括年輕傳道人、各領域表現傑出的青年知識分子,並影響中學生。戰後初期教會領袖的領袖人物,多出自這個運動的熏陶 。 長老教會青年運動受到YMCA運動的影響,主張基督徒不應關在教會內,要走出圍牆服務大眾、影響社會。1970年代台灣面臨連串外交危機,教會提醒政府應努力改革、施行民主憲政,卻遭政府圍剿打壓、長時間的監視控制。但青年力量再度昂揚,1971年青年自發的「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1977年的青年大會,基督徒青年透過自我訓練、自我啟蒙,在危機的年代開啟新眼光、新作為。關懷弱勢、關懷鄉土的信仰行動,在1980年代之後愈形重要。 1979年主辦「TKC30週年」的陳南州牧師說:「我們的想法是青年要學習,也要參與和服事;青年要在教會中服事,也參與社會,致力於改變世界。」這一直是長老教會青年事工的精神。另外,以開放的態度鼓勵青年獨立思考判斷、自主追求信仰,亦是長老教會值得自傲的傳統。 大專生的「長青團契」提供自由的環境,讓青年學子自主探究信仰問題、關懷社會,最能體現此一傳統。還有1990年代台灣神學院學生為主發起的「精兵運動」,以「 對上帝有信、對人有愛、對土地有情 」為精神指標,栽培出具有使命感的青年。 信仰路上一代牽一代,或許會有不同看法與爭執拉扯,只要堅持行在光中,不管世界喧囂黑暗,都能繼續前進。但願新一代青年,也會出現自發的青年運動,把握整全信仰內涵,自我教育,進而帶領教會、服務社會。 &nbsp

別再傲慢

今年8月底,身為百年晚會「夢想家」編導組及顧問之一的李建常,發表「致馬總統的一封信」,信中聲明辭去文建會委託台東縣政府舉辦的「台東百年地標落成晚會」總導演一職,感慨政府若無法就美麗灣、核廢料、原住民自治法等議題釋出善意,就沒有辦法接下此案子。信中還編了一個不可能演出的戲碼,以不要在別人土地上拉屎作為結局。 李建常到了一趟台東和原住民生活3天,沒有人對他說些虛偽的話,只是讓他雙手撫摸、雙腳踩踏泥土上,所以他看見了「國家」「BOT的美麗灣」「核廢料」惡靈,讓他無法與之共舞,揮袖求去。 幾天後,原住民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Mayaw Biho)也發表了〈寫給「精彩百年」的一封信〉,指出「文建會活動只想著行銷台灣、走向國際(或是行銷國民黨、走向勝選?),卻沒想到台灣的領土有三分之二是搶奪來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他們行銷的是強盜的台灣,是竊佔上千部落領土的國家,他們只是在強盜的臉上擦胭脂抹粉,把強盜裝得漂亮一點,希望獲得外國人青睞。這真的很荒謬,但這就是那一大堆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的本質。」 然而,傲慢讓這荒謬的雪球越滾越大,就在宗教改革紀念日那幾天,以基督徒盛治仁主委為首的文建會,滾出了讓國家文藝獎得主曾道雄以「毛骨悚然」形容,一場2晚花費2億多元的「夢想家」歌舞秀。看在基督教恩友中心李政隆牧師的眼裡,寫了〈一個牧師的巨大哀痛〉,他指出這場歌舞秀,2晚總計1萬2000個座席,花費2億1500萬元,平均每個席位1萬8000元。1萬8000元對高官或許不算什麼,卻是失業者夢寐以求的工資,若用在救濟,不但可補助2個低收入家庭1個月,用來買香蕉、柿子、芭樂甚至冷凍梨子,以產地價都可買到不知如何載回家的數量。 回想起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有多少汲汲營營的教會,仗恃著與基督徒盛主委的良好交情在那裡分一杯羹,做些無謂的教會慶典,卻又一手拿錢、一手指責長老教會愛管政治?但願我們能以誠實和愛心在主裡合一。長老教會宣教150週年在即,相信我們有功、有錯,傲慢的歌功頌德可以免了,反省我們對上主的虧欠卻是要時時與日日;別犯了不該犯的錯,讓上主的名受辱。 &nbsp

教會應建立全民防衛的行動平台──基督教倫理的新課題

◎吳信如 到底教會該如何用信仰來面對「軍事武力」與「維護國內外和平」,這兩種手段與目的之間的矛盾衝突,目前正是德國教會最熱烈討論的倫理議題之一。尤其德國曾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次人類史上最悲慘的種族大屠殺,因此,「武裝與暴力」在二次戰後便成為德國教會與社會的道德禁忌。但是,隨著日益加重的國際責任,德國也不斷得面對「國際維和部隊」的派兵壓力。阿富汗駐軍問題所引發的爭議,以及國內弱勢者因為相對剝奪感而採取的暴力攻擊事件,迫使教會必須更積極回應國內外的社會對立矛盾:武裝暴力真的可以維護和平嗎?以和平之名所行的恐怖行動與極權壓迫層出不窮,耶穌時代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就是一例,教會如何用耶穌的精神來回應這個世代的和平需求呢? 德國福音教會議長施奈德最近特別在一場關於基督教和平倫理研討會中,發表了一篇代表教會立場的重要談話,其中提到一個值得台灣教會重視的主張:教會應該致力於培養「全民(非軍事)危機預防」的觀念,他說:「保護人民不致遭受危難與暴力,是維護和平的實際意義。但是,想要維護和平,就不該容忍不公義的社會結構。我們花太多錢在武力國防方面,卻忽略了最永續、有力的全民和平方案」。簡而言之,就是透過民間措施與行動,在教育、文化、宗教、醫療、經濟、社會、司法、外交、甚至環境政策等方面,來預防社會中的各種危機,解決衝突與維護和平。如果從德國基本法的角度來看,這也包含了預防民主制度被破壞的危機,而這正是台灣目前在中國的武力與經濟威脅下,所面臨的重要危機之一。 武力,絕不是耶穌的精神。但是,所謂的「非暴力」,又該如何具體落實呢?「全民防衛」就是最好的詮釋與實踐。施奈德進一步以阿富汗駐軍為例:「我們應該協助當地建立人民的社會防衛力量,並提升民間參與的重要性,降低軍事行動的比例。」人民是意識到與直接面對社會危機或潛伏暴力的第一線,從全民危機意識的啟蒙到建立衝突與危機處理的民間合作平台,都是維護和平與民主最有效的「非暴力武器」。耶穌的和平運動,就是全民防衛機制的最佳原型。德國福音教會與天主教會,結合相關專家學者在1973年所成立的「教會與發展協議會」(GKKE)就是一個基於普世觀念,共同關心社會安全與發展的民間和平組織,近年來更在全民危機防衛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 林哲夫教授畢生所推動的理想:「非武裝國防」或所謂的「全民國防」,與德國教會強調的「全民危機防衛機制」,都是對抗強大武裝敵人或社會內部衝突危機的關鍵策略。雖然,是否應該用武力干預他國極權高壓統治來維護基本人權,這在國際和平政策中依然是個爭論,但是,從基督教和平倫理的觀點來看,除了口號式地喊著「非暴力」精神,現在應該更積極地建構「全民危機防衛」或「非武裝國防」的策略與行動平台,這樣教會才能成為發揮其社會影響力,用符合基督教倫理的實際行動與策略,帶領台灣社會面對內外的危機與威脅。 (作者為南與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nbsp

柔性的力量

◎高有智(媒體工作者)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3位女性,分別是賴比瑞亞總統愛倫.姜森─瑟立芙(Ellen Johnson-Sirleaf)、賴國和平運動組織者雷瑪.羅貝塔.葛帛薇(Leymah Roberta Gbowee),以及葉門女記者塔瓦克爾.卡曼(Tawakel Karman)。許多女性身處世界角落,展現堅毅的柔性力量,不僅在全球戰亂頻仍的動盪不安中,扮演維繫和平的基石,也挑戰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文化。和平不是虛幻或浪漫的議題,而是實際的生存所需。 國內民眾對3位得主的名字並不熟悉,對於她們的貢獻也很模糊。諾貝爾和平獎除了肯定她們長期付出與成就,也是讚譽背後無數民眾共同促進和平的努力,如同年僅32歲的卡曼所說:「我要把這個獎獻給葉門的革命青年、葉門人民,以及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所有烈士與負傷者。」卡曼帶領的示威行動被認為是「阿拉伯之春」的先行者,過去曾因爭取新聞自由及反對威權政府,數度身繫囹圄。瑟立芙與葛帛薇則長期為終止賴比瑞亞的內戰與促進和平奮鬥。賴國是非洲最早的共和國,經歷兩次內戰,死亡逾25萬人,300萬人流離失所。 葛帛薇帶動女性「白襯衫靜坐」,成功讓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女性並肩坐在街頭。之後呼籲女性以「拒絕與先生同房」,引起賴國男性對此抗議的關注,直到賴比瑞亞停止暴力與內戰前,她們將不再與先生同房。瑟立芙則選擇從政,她因公開批判新政權而流亡國外,1985年返國後遭羅織叛國罪兩度入獄,而後推翻發動內戰的泰勒政權。她是非洲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民選女性元首。 不少評論點出,女性不僅是戰爭與暴亂社會的受難者,也是積極推動和平者。然而過去60年,只有8位女性獲得和平獎。和平獎委員會也表示:「除非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機會,得以影響社會所有層面,否則世界便難以造就民主與永續的和平。」 柔性力量並非只有女性擁有,不該陷入本質性或定型化的性別想像;不過,男性主導的政治場域中,婦女確實常被排除在戰爭決定的過程,一旦發生戰爭,女性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事實上,柔性力量絕非孱弱或屈服,反而是展現堅強與韌性的意志力,透過智慧與創意化解衝突。這3位女性突顯的柔性力量,發起的非暴力抗爭,雖然是表現在對抗戰爭與威權政治,事實上,和平運動也提醒世人共同對抗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文化,包括家庭暴力、種族歧視與環境破壞等,找到人與自己、人與人,以及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 &nbsp

找回上主形像

或許我們正在感嘆海嘯地震半年後的日本,重建家園的過程是多麼的高效率,欽佩一個國家的強大,在於遇到突發狀況,他們能快速擦拭眼淚重新站起來。或許我們正厭倦台灣執政者從年初至今,巧立「100」的名目,浪費公帑在虛名的慶祝,不知何為公平正義原則,大舉補助特定民間團體;卻罔顧每天持續發生的民生、治安、經濟問題,任其敗壞。或許我們正難過,難過著在台灣人身上找不到上主的形像。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nbsp 就在這個時候,「微笑球后」曾雅妮連續在LPGA台灣錦標賽和歐、亞女子巡迴賽合辦的蘇州太湖女子公開賽封后,摘下個人今年LPGA及其他巡迴賽的第11勝。就在這個時候,世界最大發明展──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頒獎,台灣代表團一舉摘下26金、45銀、12銅及1面大會特別獎,優異成績,連續3年奪得團體總冠軍。上主給了日本民族堅毅的個性,卻也沒有忘記賜下活潑與創意的特質給台灣人,是好是壞全賴我們如何在挑戰中面對。 當曾雅妮被問到她在高球壇的祕訣,她謙虛地說:「我只是專注在每一桿,保持耐心、不停學習,我會從錯誤中汲取經驗,盡量不要犯同樣錯誤。」而環球科技大學的張宏榮老師,因為從小生長在雲林海邊,看到捕魚回家後的爸爸與哥哥,還要辛苦的刮除魚鱗;常常要幫忙刮鱗片刮到受傷、被魚鱗噴得滿臉都是的他心想,有朝一日要幫家人、幫漁民不再那麼辛苦;終於,他和他的二哥張景山共同發明出「滾筒式魚類去鱗裝置」,獲得今年紐倫堡發明展金牌。 「有一好沒兩好」是廣為熟知的台灣諺語,訴說人與事皆有優缺,一體兩面。日本民族的忠實、守秩序、堅毅,相對的也會被說是呆板、沒有彈性,但是他們知道自己的限制,終究將長處發揮得淋漓盡致。上主造了一座獨自聳立的富士山給大和民族,也給了台灣人群山圍繞,注定多元、彼此崢嶸較勁,好鬥卻也不服輸。希望改變現狀、盡量不犯同樣錯誤的耐心,造就了行行出狀元的榮譽,這世界級的狀元,讓全世界都看到了台灣。 上主創造的各地自然風貌,沒有高低;祂所造知人種,更無勝負。差別是什麼?誰愈能珍惜身上的「上主形像」,誰就愈能迎接挑戰,創造新局。

紐西蘭教會的新普世事工模式

文:Stuart Vogel、譯;李麗雲 紐西蘭的奧克蘭市是個擁有130萬人口美麗之地,20年來因有關移民政策的修改,對城市帶來極大衝擊。自1980年,開始有亞洲人移民至此;很快的,亞洲人在奧克蘭市比率增至5比1;而台灣人亦有漸增趨勢,1986年大約只有187人擁有永久居留證,而估計現有3萬9000名台灣人住在奧克蘭市。 亞洲人口數在紐西蘭的激增,同時也挑戰著紐西蘭長老教會(PCANZ)。不過,這也是我個人喜歡的一項事工,目前我正投入2個增長中的台灣人教會(一是奧克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另一是以華語為主的教會)。近來,有許多移民來自中國,這亦是PCANZ的新挑戰;因此,我們在市中心建立華人的宣教事工。這是一項非常有挑戰性的事工,特別要準備一篇中文講道篇,就我個人而言並不容易,不僅是語言的困難,更在於如何對一群未曾聽聞福音的人能精闢入裡地傳講福音。我不能依個人的「奇異」(Kiwi,指紐西蘭)方式及風格來講道,我必須試著把自己也投入在華人的世界,並試著了解這群移民的思想模式,同時試著避免過多假設及教會用語(Church jargon)。 紐西蘭長老教會向來都有特別針對華人的關懷事工,當中國的黃金礦工在1860年來到南島,PCANZ就一直把福音傳播延伸並協助教會建立;也就是說,PCANZ主要的宣教異象使命,就是回應上帝的呼召,對這群移民者宣教。如今,我們有來自台灣、中國、香港、韓國、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地的亞洲移民至此,我們不只接待也彼此服事,並有亞洲人的英語教會。在2010年9月紐西蘭大地震後舉行的PCANZ總會通常年會,特別由韓國人教會帶領年會禮拜,從中得到許多鼓舞與心靈重建。 我們教會同時是世界傳道會(CWM)的會員教會,所以我們也與台灣PCT、韓國PCK、香港HKCCC成為宣教夥伴。對PCANZ而言,我們不僅要差派宣教師,同時也要領受宣教師;我們需要亞洲的弟兄姊妹參與這個宣教行列,因為單靠本身,我們無法完成所有事,我們需要彼此禱告、扶持、鼓勵,來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 此外,我們同時有一宣教使命的動力,即許多亞洲青年來此受造就;同時有另一維持系統,亦即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亞洲臉孔,所以我們的神學教育養成必須重新審慎安排;例如透過像CWM這樣的普世機構,期待有更多彼此交流學習的機會,學習如何讓紐西蘭的教會更貼切地實踐上帝的宣教信仰。 在奧克蘭有許多新興教會,特別是來自亞洲,這些教會無任何教派和歷史包袱;為此,PCANZ開始推動新的「普世關係」事工。盼透過彼此努力,幫助這些教會增長、福音擴張,進而參與彼此的事工活動,特別是每年的跨文化音樂節。該活動的團體來自不同的教會背景,大家聚集在一起慶祝上帝所賞賜的樂音禮物。當我們一起歡唱,我們也彼此成長,我們試著在這城市中大聲唱出上帝的榮耀。 在我們的普世事工中,我們努力學習彼此相愛與欣賞,在同一聖靈的領受,我們承受福音信仰的拓荒者及普世前輩的精神,努力尋求實踐福音的道路。 (本文作者Rev. Dr. Stuart Vogel為紐西蘭長老教會亞洲區顧問委員會主任)

施捨分享一線間

◎江淑文(新使者雜誌創意與推廣總監) 筆者自2011年初接下《新使者》兼職工作,在完成今年《新使者》聖誕特刊編輯與出版後,開始積極向中會、地方教會推廣。我以正式的總會會使身分到中會季例會請安,地方教會則以拜訪或電話請安推廣。《新使者》雜誌部分,希望最少每間教會都可以訂一份;聖誕特刊則是推薦教會做為福音單張使用,鼓勵會友以聖誕特刊取代聖誕卡使用。 不管過去在亞洲教會婦女協會或是現在的文字事工,在尋求支持的過程,當然有過被婉拒,「對這個事工沒有感動」「經費有限,另有更需要支持的方案」「今年暫時停止」等;或用「謝謝,再聯絡」等客氣的暗示謝絕。但被拒絕的過程中,起碼都以禮相待,直到最近,讓我這位進出總會辦公室20年、自以為對教會生態算是熟悉的平信徒很是錯愕。 前往某中會例會請安,有位牧師當眾拍胸脯保證支持。之後,我「依約」向他提起之前的承諾,請其教會訂閱《新使者》、聖誕特刊。他卻用嘲諷的態度回應我,當初只是隨便講講,我卻當真。我以為他在跟我開玩笑,繼續懇請牧師支持。這位牧師開始找理由,說訂《新使者》會被長老罵,沒人要看。旁邊的人也一個鼻孔出氣說:「對呀,那個誰要看?不要送我,我會直接丟掉。」我轉問,「那聖誕特刊呢?比較故事性,應該會引起興趣。」該牧師用另一個例子來說他的決定: 「某神學院跟我要機會讓他們來請安募款,討了好幾年,去年我隨口回答:『好啦,明年再讓你們來。』沒想到他們當真記得,今年真的來叫我讓他們派人來募款。」旁邊的人又答腔,「要錢的事,人家當然會記得。」我真的聽不下去了,轉身就走,但有種被當作乞丐的屈辱感覺。 後來與其他較缺經費需要奉獻支持的文字、教育、大專機構工作者分享上述經歷,他們在募款過程也有類似的情形,以無奈的同理心安慰我。 今年發出的《新使者》推廣公函中,文末我是以這句話作結束的:「推廣《新使者》是為了眾教會的利益,讓信徒靈命成長、廣傳福音,願上帝的大能與我們同在,加添我們的力氣,一起為建造上帝國而努力。」不管是哪一個事工都是為了眾教會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也知道並不是每一項事工一定要得到別人全面支持,但是掌握資源的人不可以高姿態對待需要被幫助的人,讓對方覺得自己卑微;掌握資源的人更不能錯擺自己的角色,以施捨者的角度來看待需要支持的事工。 &nbsp &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