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渝
大阪市櫻宮高中體罰自殺事件最近在日本教育界鬧得沸沸揚揚，曾帶領該校籃球隊數次進軍全國大賽的教練，以「激發隊員的士氣」「燃起鬥志」作為體罰理由，雖曾被投訴過，但因師生權力地位懸殊，大阪公益通報系統過水般地判定「不存在體罰事實」，最終導致無法挽回的悲劇。
這樣看來，問題不在體育是否與德育有關，而更多出在教育當局想藉由體育實施什麼樣的道德教育？日本「體育」教育，受到明治時代「富國強兵」政策影響，加上儒家「長幼尊卑」的禮教，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都被「合理化」為鍛鍊堅忍不拔的性情。不單教育手段的暴力「偶爾」可因最終救贖目的而「加持」。猶有甚者，例外變成常規，救贖暴力（redemptive violence）被神話為一種必然，「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
體罰迷思堪稱與死刑不相上下，都體現了救贖暴力的思維。救贖的暴力，既有著拯救作為其目的，為何不能真正作為暴力的救贖（the redemption of violence），而淪為一種迷思？癥結點與救贖暴力的神話特質脫離不了關係，在都帕（Theodore L. Dorpat）《刑罰的罪行：美國的暴力文化》一書的解構下，救贖暴力的迷思有三項重要特色：1.常將暴力施用過度理想化，完全不考慮冤、錯、假的情況，及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甚至兩極化，只有我們「正義之士」對付他們「邪魔歪道」。2.取消社會大眾對於罪犯成長背景所可能有的罪咎感及同情心，這種內在情感是採取暴力作為的最後內在防線。3.執政當局藉由操弄這類迷思，得以讓人們順應一個更大的結構性不義體制，於是成就了個人犯罪的溫床。
救贖的暴力往往成就尼采式「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宿命，它非但沒有打敗惡魔，反而「打出惡魔來」（beating the devil out of them）。研究指出，受到體罰的學童，道德人格較不健全，日後罹患憂鬱症及自殺的機率較高，職業生涯的成就較低，也較易犯下家暴、謀殺，及其他暴力侵害案件。美國數次針對獄囚的大規模統計結果，亦證實了上述的觀察，約有高達60～90％的獄囚，在孩童時期曾是暴力事件的受害人。
這些研究說明，為何死刑嚇阻效力的相關研究違反預期，非但不具嚇阻效果，反倒有殘生殘忍效應（brutal effect）。美國犯罪防治統計中，當某一州開始施行死刑後，犯罪率往往不降反升；廢止死刑的州，其襲警案件的機率比起保有死刑的州來得低，其囚犯及獄政人員遭到終身監禁者的暴力攻擊機率也較低。以救贖為名的暴力，終究會自陷在暴力的惡性循環中，這項鐵證應該促進基督教會在面對體罰及死刑的議題上，重新斟酌，如何從救贖暴力的迷思，邁向對一切暴力的終極救贖──和平非暴力。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