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尚古早之三│上】台灣最早的本色化神學家——尤羅伯牧師

文圖◎林昌華

當基督教信仰從原來的巴勒斯坦地區擴張到不同的族群與社會文化時,就必須以當地能了解的語言與方法來介紹耶穌拯救罪人的福音信息,福音書當中的約翰福音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這卷福音書氣勢磅礴的第一章所描述的耶穌,跳脫了其他三卷共觀福音「應許與實現」的敘事模式。約翰筆下的耶穌,成為與上帝共同創造世界的「道」(Logos)。隨著福音信息不斷擴張,於是不同文化元素加入基督教信仰,豐富了基督教信仰的內涵與視野。然而,到底異文化或宗教信仰元素加入到什麼程度,可以被基督教信仰接受,而不會扭曲基督教信仰的本質,這是追求「本色化」(indigenous)或「脈絡化」(contextualize)信仰必須認真去反省和檢討的議題。

萊登大學校園,作者攝於2002年。

反覆上演的神學論爭

在台灣教會歷史中,早在17世紀,就曾經為了是否要將福音信息本色化而爆發長達數年的筆戰。雙方的爭辯最後是在阿姆斯特丹中會的調解下得到平息,但是這場論戰的神學意義卻非常深遠。爭辯雙方所持的主張,反映了荷蘭本土在1610至1619年爆發的「加爾文主義」與「亞米紐斯主義」或「預定論」與「自由意志」的神學辯論。換句話說,荷蘭1610年代的神學爭議在台灣又重新上演。

這次神學論爭當中,因主張「自由意志」而強調福音本色化的代表人物就是牧師尤羅伯(Robertus Junius),別名戴雍(De Jonghe)。從現代的角度來思考,尤羅伯牧師過度強調「本色化」方法,以致於他修改了部分的聖經文本,思考其目的,無非是讓台灣基督徒嘗試從自身的文化處境去認識和遵循上帝的誡命。然而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詳加檢視,本文將分上下兩期介紹他編撰的教理問答,並予以討論。

1636年南北征伐之後,尤羅伯牧師寫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報告書。

尤羅伯在台宣教事蹟

尤羅伯牧師1606年生於鹿特丹,19歲那年進入萊登大學的印度神學院(Seminarium Indicum)就讀。這所學院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捐助成立,存在的目的就是訓練前往東印度服事的傳道人。曾經在這個神學院受教育的畢業生,後來有兩位到台灣服事,除了尤羅伯,另一位是後來在台灣中部華武壟地區服務成效卓著的牧師花德烈(Jocobus Vertrecht)。

尤羅伯牧師先在印度神學院接受三年神學訓練,畢業之後由鹿特丹中會封立為牧師,然後啟程前往東印度地區服務。1629年2月22日,他抵達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並在同年受派前來台灣,成為第二位在此地服事的宣教師。起先他工作的地點是在熱蘭遮城,經過簡單學習西拉雅語之後轉往新港社,成為原住民教會的牧師。

1635至163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對麻豆社和下淡水地區進行征伐之時,尤羅伯牧師擔任荷蘭與西拉雅聯軍的代表,幫助荷蘭統治區域從新港社、熱蘭遮城一帶擴張,北到諸羅(今嘉義新港)、南到放索(今屏東林邊附近),基督教也隨之傳揚到這些地方。他在台灣服務的14年期間,宣教的成果包括:為5400人施洗(包含孩童);為1000對夫婦舉行基督教的婚禮;為本地基督徒開設學校,教育多達600位原住民,學習讀寫和基本的教義,並且在當中揀選50名資質優異的學生,進一步教育他們,以便儲備將來教會學校的師資。

在這段期間,尤羅伯牧師為台灣的基督徒編寫了四套本色化的教理問答。更重要的是,在他服事的末期,嘗試建立台灣教會的主體性,亦即在蕭壠社建立荷蘭人和原住民各半的「小會」(長老組成)。儘管他建立的教會組織後來被取消,然而他的努力可算是創立時代的先河。

尤羅伯1643年結束在台灣的服事,返回荷蘭。由於對台灣的情感相當深厚,返回荷蘭不久,便與另一位萊登大學同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神學訓練機構,訓練荷蘭人學習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教會組織和法規,再由荷蘭各地的中會派遣來台服務。曾經接受尤羅伯牧師訓練的學生有數人來台灣服務,當中一位是1655年派駐基隆聖薩爾瓦多城唯一的牧師馬可馬(Marcus Masius)。

西拉雅人進行祭典。

西拉雅的宗教信仰和婚姻習俗

筆者將尤羅伯牧師定位為「台灣最早的本色化神學家」,為了闡明「本色化」的內涵及神學上的意義,首先必須簡介17世紀西拉雅族的社會、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再與尤羅伯編撰的教理問答做一比對。這份教理問答的主題包括了宗教信仰、婚姻習俗兩方面,因此必須就民族誌相關主題做簡單的介紹。

有關17世紀西拉雅族的風俗習慣,最受推崇的資料莫過於首位來台宣教師牧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撰寫的《福爾摩沙略記》,全名是《福爾摩沙島的敘述與簡短紀錄;由喬治‧甘治士牧師探索和記述,他是該島上神聖福音的僕人以及基督教的先驅者》(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 ondersocht and beschreven door den eerwaerdigen Do. Georgius Candidius, dienaer des Heygligen Euangelium ende voorplanter der Christelijk Religie op’t Eylant)。這原本是一篇呈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書,完成於1628年12月27日,是甘治士在台灣服務一年半以後,對新港社原住民第一手的觀察紀錄。

另有一篇同樣重要但受到忽視的大衛‧萊特(David Wright)的觀察紀錄。除此之外,17世紀東印度公司職員也曾經蒐集和編撰一件《西拉雅語詞彙集》,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以下的介紹則將結合這三件資料,希望能夠勾勒出當時西拉雅族宗教和風俗習慣大致的面貌。

13位神明與公廨祭典

根據大衛萊特的紀錄,17世紀時西拉雅人崇拜13位神,他們的名稱和特性如以下表所列:

西拉雅的神職人員稱為伊紐布斯(Inibs),都是女性,她們的職責有兩種:獻祭和祈求神明,這兩個功能都是在公廨執行。由於田間工作以女性為主,以祭拜女性神明預測當年雨量多寡的祭典,參與的人也多為女性。祭典開始時,族人帶來許多祭品擺放在以鹿頭和豬頭裝飾的公廨面前,除了宰殺的豬以外,他們還帶來許多祭品,包括煮熟的米、飲料、土產等物品。之後,一位或兩位祭司站起來,以一段冗長的講話召喚神明,狂野地轉動眼珠,然後躺在地上發出可怕的喊叫聲。之後神靈降臨在這些女祭司身上,她們躺在地上伸展四肢像死人一般,神靈附身之時,就算是5到6個男人也無法將她攙扶起來。

然後女祭司們開始劇烈地顫抖,周圍的人見此便開始啜泣。在那之後,女祭司爬上公廨的屋頂,各站一角落,開始對神明展開長篇的演說,最後她們脫掉身上衣服,在眾人眼前完全赤裸,將私處展示在神明面前,以手用力地拍打,直到尿水流出,並以之抹遍全身。而圍繞在旁邊的婦女,由於過度飲食而無法站立或行走,祭典就在這種情況下結束。

西拉雅的公廨

閃婚與年齡階層

至於西拉雅人的婚姻習俗則是,當一位年輕人愛上某家的女兒,會請他的母親、姊妹、或是親戚當中一人,前往拜訪女孩的家。這些代表拿著聘禮(習慣上這是男人要送給新娘的禮物),請求女孩的雙親允許這門婚事,並且展示男孩贈與的物品。如果女孩和她的親友一致同意,那麼這些禮物就留在新娘家中,而結婚就算完成了,並不需要舉行其他典禮或是宴會,而且新郎可以直接與新娘同床。

根據甘治士的報告書,17世紀的西拉雅人是以年齡階層作為社會結構的主軸,這種社會關係會影響到親族之間的關係嗎?從西拉雅人的詞彙及同時代的荷蘭與華文文獻,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現象。譬如親族稱謂,比較特別的是Sama(父親或叔伯)、Sena(母親或姨嬸),西拉雅人對母親的稱呼有2種,即oho(乳房或媽媽)和Sena(母親),但由於父親和叔伯、母親和姨嬸的稱呼相同,因此父親和母親的獨特性消失了。這和一般社會以父母為中心的家庭結構極端不同,反映西拉雅人年齡階層制度的特色。而這樣的家族關係,在尤羅伯牧師來到以後逐漸改變,在荷蘭人離開之後也不再恢復了。

《福爾摩沙人》(Formosan),1827年,出處不詳。

新時代的來到

在《福爾摩沙略記》寫完隔年(1629年),「濱田彌兵衛事件」爆發,荷蘭統治當局在此地遭受一連串打擊,最大的衝擊莫過於將近70名荷蘭士兵在麻豆溪被原住民設計殺害,政治情勢不穩也影響到基督教對新港社原住民的傳教工作。

這時的甘治士已經心灰意冷,所以寫一封信給當時東印度公司總督楊.彼得森.庫恩,抱怨在台灣遭遇的困境。不久之後,庫恩總督回信給甘治士,除了告知東印度公司當局在福爾摩沙遭遇的困境,已經著手開始處理的步驟,也預告新任長官與尤羅伯牧師即將到來。

事實上,他們的來到,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台灣是尤羅伯牧師第一個服事的地區。換句話說,來台服事以前,尤羅伯沒有任何東印度經驗,卻在台灣建立了豐碩的宣教成果,從整個世界的宣教史來看,像尤羅伯達成的成果實在不多。因此,他的名聲不僅傳揚於荷蘭,甚至連英國都知道他的輝煌成績。1650年英國倫敦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就是最好的證據,該書稍晚翻譯為英文,書名為《為5900位東印度人洗禮的故事》(Of the Conversion of Five Thousand and Nine Hundred East-Indians, in the Isle of Formosa)。本書收入甘為霖牧師編撰的《台灣宣教之成功》第一卷當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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