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掀宗教改革熱潮  

延續至今五世紀  福音遍及五大洲 

【陳逸凡專題報導】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因批判當時教會販賣贖罪券牟利，將《九十五條論綱》往威登堡大學的教堂門口一貼，此舉引爆了一場改變世界的宗教改革。當天是諸聖節的前夕，許多信徒皆聚集於此，加上當時出版印刷術的興起，馬丁路德的改革言論很快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傳遍全歐洲，如今這一天也成為普世教會的宗教改革紀念日。

事實上，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只是想改革當時天主教會的弊端，並非另立新教，然而後來的幾年，天主教教廷透過各種管道威逼施壓，並在1521年革除路德的教籍，終於使宗教改革再也沒有回頭路。從此以後天主教會被稱為「舊教」，以路德為代表的教會，則被稱做「新教」，也是今日所稱的基督教。

馬丁路德的改革並非出於偶然，在他之前早就有許多先鋒看見教會獨攬大權、曲解聖經、貪戀錢財，紛紛走上改革之路。其中較為知名有1380年代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他見到當時的拉丁文聖經讓人不易閱讀，為了讓大家懂得聖經的意思，他與幾個朋友將聖經合譯成英文。然而此舉引發教宗及神職人員的不滿，威克里夫開始遭受宗教逼迫，所幸得到許多貴族及平民支持，威克里夫直到過世都未落入逼迫者的手中。

1415年殉道的揚‧胡斯的學思背景深受威克里夫影響，將威氏許多作品翻譯成捷克文，讓當地的信徒能廣泛接觸不同的神學思想。胡斯對當時教會腐敗多有批判，最終被教廷視為異端處以火刑殉道，然而他的思想卻影響了馬丁路德，也為後來的新教所接受。1999年，天主教會正式為迫害處死胡斯的行為道歉。

在馬丁路德之後，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則因為婚姻問題與羅馬教宗發生爭執，在1534年宣布成立英國國教，脫離羅馬教廷對英國的掌控，就是今日的聖公會。

許多人也因目睹教會的腐敗而走上改革之路，包含1536年發表《基督教要義》的約翰．加爾文，他也被後人視為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始祖；1865年來自蘇格蘭長老教會的馬雅各醫師，將改革宗的基督信仰帶到台灣，這樣的信仰傳統至今持續影響台灣眾教會。

若進一步深究宗教改革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只是如今新教的蓬勃發展，更帶來了天主教自身的反省，例如1534年成立至今的耶穌會教士就堅守貧窮、貞潔、服從的生活，並遠至美洲、亞洲、非洲等地傳福音，對世界產生許多正面的影響。

然而，宗教改革的發生，是否就代表一切已經完成了呢？事實不然。若深知歐洲歷史，便可知道新教與舊教的對立掀起的戰爭，百年間造成生靈塗炭無數，雙方對彼此的殘殺毫不手軟，直到後來才確立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以近代的例子來看，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來到美國，同樣屠殺印第安原住民，在種族、婦女平權的運動中，教會持保守立場公開反對的殷鑑不遠。

500年前所發生的宗教改革如今並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今年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150週年慶典活動中，特別製作印有「改革中」的運動毛巾，正是要提醒信徒莫望初衷，持續謙卑反省，並期盼透過本期專題，讓信徒更加了解改革宗所持守的信仰精神。

面對革新與挑戰 莫忘初衷

【林家鴻專題報導】由加爾文開展的改革宗傳統，歷經數百年發展，如今已形成豐富內涵，台灣神學院教授鄭仰恩牧師表示，要簡單定義何謂改革宗教會並不容易，不過環顧全世界改革宗教會，至少展現了3大共同傳統特質：「以聖經為中心」、「重視教育」、「落實上帝主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今天在這3方面的表現如何？鄭仰恩分析並表達憂心。

首先是「以聖經為中心」。鄭仰恩說，過去台灣老一輩的基督徒都保有勤奮讀經的習慣，認真思考如何落實聖經話語，以作為生活和信仰的準則。然而這項傳統如今變得「薄弱」，例如由教會推薦就讀神學院的青年，聖經知識普遍不足，入學後往往需加強基礎聖經知識。自1998年推行至今17年的「新眼光讀經運動」，反而相當成功，不僅喚醒信徒知道如何「處境化」地讀經，也從聖經獲得看待信仰與台灣社會關聯的新眼光，不過這股熱潮，則在這幾年逐漸消退。

第二是「重視教育」的傳統。鄭仰恩說，「教育過去是長老教會的強項」，在社會上率先重視教育的價值和心靈啟蒙，日治時期即透過淡江、長榮中學等學校，為台灣塑造許多社會菁英，這些青年走在時代前端，藉由接受新式教育或留學，將最新的世界觀帶回台灣，在音樂、文學、法律、醫學等多方面造福人群，影響力甚鉅。「追求真理」是基督徒前輩的課題，真理的範疇不只是研究聖經，也涵蓋這世界的新科技和文明。

然而，重視教育的傳統如今也變得薄弱了。現在的長老教會子弟「在社會上很明顯被邊緣化」，表現不如以往突出，教會學校培養的人才對社會的貢獻亦漸減。至於教會內部的宗教教育，能否全面落實也值得憂心。

第三是「落實上帝主權」的傳統。鄭仰恩說，改革宗強調在生活各方面落實上帝主權，視「關懷和改造社會」為要務，長老教會150年來也扮演社會先鋒，但與政權關係的拿捏仍是有待學習的。2000年，台灣發生首次政權轉移，也曾令教會感到措手不及，有一陣子似乎忘了如何扮演反對的監督力量，並與政府保持距離。明年大選若變天，教會將面臨再次的考驗。近幾年，因政府的荒腔走板激起許多新公民運動，教會也在摸索該扮演的角色。這波公民運動是台灣進步的契機，教會應更關心那些反映人民需求的運動，如此才能對執政者保持監督和制衡的距離，符合改革宗「不過度貼近政權，與人民站在一起」之主張。

「與時俱進」是改革宗的重要精神，世界各地的改革宗教會從未停止與時代對話，這與加爾文提出的上帝的「俯就」（accommodation）有關，即上帝會以貼近人的方式讓人認識祂。當16世紀天主教抗拒天文學發展時，加爾文卻肯定科學是上帝在新時代用來啟示人的新方法；他主張教會要關心真理、正義與社會弱勢，影響了後來清教徒開創美國獨立革命及民主傳統。

鄭仰恩說，雖然今日長老教會在前述改革宗傳統的表現堪憂，但相較於主流或新興教派，表現仍值得肯定，只是原本獨特的信仰精神逐漸喪失，「被其他教派影響的力量，比我們自己追求真理和信仰傳統的力量還大」，靈恩運動不是不好，但靈恩若是去政治化、去社會化，把人帶離傳統，就得警醒；學習新的牧養方式也不是不好，但要「與時俱進」，不該忘本。

加爾文 決志獻身倡改革

【林宜瑩專題報導】談到改革宗，若沒提到約翰．加爾文，教會發展史就似乎無法連貫起來。加爾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於法國諾揚，從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他很早就決志要獻身給上帝，14歲開始，先後在多所大學攻讀拉丁文、哲學、倫理學、法律、希臘文等，在他讀書期間，看到馬丁路德的作品，在教授、親人及同儕的影響，以及自己對當時教會腐敗的見聞，他決心走上宗教改革之路。

1517年德國威登堡大學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對教宗販賣贖罪券等問題提出質疑，成為第一代宗教改革者。爾後，歐洲的教會就逐漸分成舊教、新教，加爾文小馬丁路德26歲，是宗教改革第二代人物。1533年加爾文的好友柯普就任巴黎大學校長時，遭人密告指加爾文為其捉刀就任詞，柯普因此被通緝，之後在法國當局全面打壓改革派下，加爾文逃往瑞士，定居日內瓦並於1536年發表了《基督教教義》。

加爾文為受法國政府迫害的新教徒辯護，用拉丁文寫了《基督教教義》，當他到日內瓦後，受邀參與日內瓦的宗教改革，後因神學爭論不斷引發政治鬥爭，逃往斯特拉斯堡，後因政局改組，又重返日內瓦，建立歸正教會，並確立日內瓦與教會組織整合，直到逝世前，他一直擔任日內瓦市牧師團的主席。

《基督教教義》經過多次增版，強調上帝至高主權，大力倡導救贖預定論，在基督徒的自由、教會權柄與基本特質，與洗禮、聖餐等聖禮的定義和執行上，皆確立其意義，強調聖餐可讓信徒與基督得以連結，影響了歐洲基督教發展。加爾文影響了蘇格蘭與英國的清教徒，成為〈韋斯敏斯德信條〉的準則，美洲的移民潮興盛後，《基督教教義》也因此成為英、美改革宗長老會、北美公理會、浸信會最具影響力的信條。

加爾文神學具備五項要點：全然敗壞、無條件揀選、限定的救贖、無法抗拒的恩典、聖徒永蒙保守。指人因罪而全然敗壞走向死亡，雖沒有任何值得的條件，但神以至高主權的旨意揀選部分的人得到耶穌基督救贈的恩典，這恩典的施行無法抗拒。真正得救的人，雖仍可能犯罪，但在上帝的保守下走成聖道路，永不失去救恩。縱使後人提出許多挑戰，可是加爾文神學始終屹立不搖，成為改革宗教派最重要的信仰準則。

天主教 循序革新邁合一

【林家鴻專題報導】16世紀初，正當加爾文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席捲歐洲之際，許多不滿天主教腐敗的基督徒紛紛響應脫離教宗控制，震驚羅馬教廷，出動宗教裁判所大力取締異議分子，並處以重刑。相較於教會高層的麻木不仁，早在宗教改革發生前的15世紀末，天主教會基層早已興起一批有志之士，在義大利各地醞釀改革之火。

不過，由於這些革新運動的發起者多是一些基層的修士和教友，彼此缺乏聯繫，難獲高層重視；直到1517年宗教改革運動爆發，革新派的力量進一步被激化，這才迫使教廷痛定思痛，坦承過錯。16世紀教宗保祿三世召開著名的 「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o）」，檢討改善教會內的各項流弊，並商討如何因應宗教改革運動分裂教會的威脅。

「天特會議」歷時18年，為天主教往後400年的蓬勃發展奠定重要根基，除了確立許多重要教義，對牧靈工作更要求大刀闊斧改革，如創立修院以提高神職人員素質、頒布羅馬要理教導信徒。宗教改革同時帶動革新性質的修會成立，如「神愛會」強調勵行愛德、樹立榜樣；「方濟各會」與「奧斯定會」恢復貧窮度日的生活，將時間用來服事貧病無依者；「道明會」則訓練傳教士海內外傳福音，最早將福音帶進台灣；「耶穌會」恪守獨身、守貧、服從生活，成為近數百年來發展最快的修會。

然而，教廷對宗教改革的敵視，並未因「天特會議」而有改變，除下令將改教領袖的著作編入禁書名單及焚毀，並維持固有信仰立場，包括咒詛「因信稱義」的提倡者、反對「唯獨聖經」、重新強調教宗解釋信條及諭令的至高無上權威、主張聖餐祝禱後會成為基督身體的「化質說」等種種爭議。

天主教與基督教對神學教義、組織制度等看法分歧，長久以來造成嚴重的對立。然而1962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召開後，露出轉圜曙光。即便會議被認為對「因信稱義」等分歧教義的反對態度並未改變，但與會者願意承認信仰分裂悖離基督意願，表明「推行所有基督徒之間的重新合一」，已是空前進步。從而揭開教會聯合國的「普世教會協會」（WCC）與天主教廷合作的序幕，50年來共同推動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等合一事工，關注宗教對話、關心社會公義、人道救援，互動密切。

長老制 討論投票顯民主

【陳逸凡專題報導】天主教會的體制裡位階分明，從教宗、樞機、總主教、主教、神父到執事，都有清楚及嚴謹的體制訂定。然而，長老教會的體制與運作又是如何呢？

顧名思義，「長老教會」指的是採用長老會議制度來治理的教會。有鑑於人的罪性，若興起單一的大牧者統領萬事，將顯露獨裁的缺點，因此加爾文採取舊約中長老代議立約，以及新約中使徒與長老會議的代議共和體制來進行教會的各項事工，舉凡牧養、決策、差派、監督與執行，都需要透過集體的討論來尋求上帝的旨意。

在體制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三級制，以中會為主體，再由中會下轄各地堂會的小會，授予牧師小會議長的職分，而各中會的代表集合組織成為總會。台南神學院教授羅光喜曾撰文指出，「我們到今天都維持由中會做真正的教會本體，再由此上組總會，下設小會。所謂台北中會、台中中會……，其實就是台北教會、台中教會……。」

此外，羅光喜進一步釐清小會與中會的關係，「小會並非獨立單位，其小會議長職權無法自己授予。簡言之，不論教會小會或在總會服務的授牧職誓約，以及中會內宣教、行政、區內立法、司法，均在中會執行。小會乃受託治理更小的教區，而總會則是各中會結成的聯邦治理單位，有如初代教會的大公會議，綜理全教會事工。由此看，以中會為主體的小會、中會、總會之三級制是最具聖經與初代教會傳統。」「而中會進行授職、差派或懲處活動，也都顯示教會是以中會為主體的精神。」

回顧宗教改革時所欲革新的主教制，因為「一神之下，萬人之上」容易產生弊端，從韓國、新加坡等地巨型教會知名牧者所爆發的醜聞，也可看出這樣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信徒若不明瞭長老教會體制設計由來，時常會產生「牧師權柄被長老限縮」的誤解，因而主張加強牧者權柄或縮減長老參與，實則與加爾文的用心背道而馳。期盼信徒能記取歷史殷鑑，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改革宗 關心社會進行式

【邱國榮專題報導】什麼是改革宗精神？一般常見的答案，多以二戰期間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牧師提倡實踐公共神學的事蹟做為代表，甚至有許多反對「解放神學」的基督徒右派學者，在詮釋改革宗精神時，也常以潘霍華為例。「把基督帶到世界的中心」，是潘霍華所提出的改革宗信仰傳統與精神，時至今日仍擲地有聲，台灣有諸多社會議題，但如今基督徒肯為實踐改革宗精神投入的心力又有多少？

台灣神學院教授鄭仰恩牧師，今年在長老教會台北大專中心舉辦的「改革宗傳統該如何回應轉型正義與修復式正義」座談中，引用潘霍華的話，指出信仰不能與社會公共議題切割；回顧改革宗傳統，以及潘霍華的事蹟，教會應該不斷思考與反省，我們也可以找到信仰的身分認同與責任，尤其在錯綜多變的議題中，找出信仰有所作為的落腳處，委身承擔基督徒應有的信仰責任。

《獄中書簡》是潘霍華投入社會議題，並在當中活出信仰見證的代表著作。其生命見證為近代改革宗傳統帶來深遠影響，以近代的台灣為例，戒嚴期間，許多來台的宣教師挺身為台灣人權發聲，之後遭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之後更被列入終生不得入境的黑名單中。

台灣基督徒推動關懷人權、民主、醫療、社福、教育、環保、生態等議題不遺餘力，大眾皆有目共睹，例如長老教會早年便致力提倡「新而獨立的國家」，到如今，台灣獨立已是民眾默契。台灣的基督徒，雖然是少數，但也見證到只要少數肯發揮信仰深度的力量，只要願意做出反省，與社會處境對話，縱然基督徒群體的人數是少，還是會有影響社會的大力量。

今年5月，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便在「當教會遇上政治」的信仰論壇中提及「中國維權運動、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運動，見證了社會福音確實有市場。」然而，當今台灣基督徒社群，對諸多需要關心、公義、憐憫的公共議題的關注有多少？這是身為基督徒的你我，該不斷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