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小蛋（台灣文學館計畫專員）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文協）成立，台灣士紳與青年有了共通目標，對時代、未來懷抱進步的想像，有著一個台灣的理想，一同往前進。
這個進步的想像與理想並非憑空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民族自決思潮席捲世界各國，促使台灣青年思考著：「台灣是帝國的台灣，台灣也是台灣人的台灣。」並以行動表示文化可以改變台灣。於是台北有港町文化講座，台南有1923年林茂生與陳逢源以基督教會名義主催，發起為期三個月的西洋歷史與經濟講習會，為啟發民眾智識向上，提倡文化普及。
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開展
這一波文化運動，不只是文化運動，世界思潮影響也帶入中國五四運動的改革，「我手寫我口」讓知識分子嘗試用白話文書寫大眾的事、在地方所見的事、所聽到的故事，開展出台灣新文學的系譜，在賴和的〈阿四〉〈赴會〉等作品，就可讀到當時參與文協的自身觀察與反省。他也在〈無聊的回憶〉中提到：「啊！時代進步與人們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起並論的啊！」文化運動與文學運動相互影響著，到了1930年代，北中南熱血藝文之士串聯起台灣各地的文學、美術、戲劇、音樂等創作者，組織「台灣文藝聯盟」，宣告著要綻開在世界的心臟上藝術之花，開展台灣史上首度文學與美術、戲劇、音樂的跨界合作。
直到今日，文協百年，也是台灣新文學的百年。然而台灣歷經不同政局轉變，普遍對文協與台灣文學的認識不多也不深，於是在文學運動百年之際，台灣文學館與影像創作者李家驊導演合作，推出這部向台灣文學致敬的短片──《午後的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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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苦戀的追求──午後的懸崖
拍攝構想在2020年初早早啟動，在歷史多元詮釋史觀與文學作品虛實之間，李家驊提出「一封寫給台灣文學的情書」的腳本概念。李導演發現，從1920年代文協到1970年代的歷史過程，面對不同時局與轉變，都有一群知識分子在追求、嚮往著台灣主體性，可是台灣主體性卻距離時代的台灣人都好遙遠，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更是充滿曖昧，意念上意有所指，字詞間卻婉轉不明。所以若以轉譯來看，導演說他試著把這像是追求的心情寫出來，一場苦戀的追求。這樣情書概念亦延伸運用到文學館「百年情書──文協百年特展」，轉換成知識分子向大眾投遞一封封情書的形式表現與象徵意涵。
《午後的懸崖》第一個畫面，主角「我」（由電影導演鄭有傑主演）緩緩地唸著情書：「那一日，鍾先生安排我們約在午後的懸崖……」在1970年代回望其一生，心中念念不忘早在1920年代相識的「你」。隨著口白，畫面回到1920年代，你我初相戀之際，鄭有傑飾演的「我」眼裡盡是愛戀的深情，對於未來滿懷著期待與光明，雖有波折、傷感，總是樂觀與希望的，然而戰爭讓時局轉變了；1950年代昏暗與搖晃的鏡頭，「你」隱身藏在各處，伴隨著是「我」急迫又混亂的神情與無奈；到了1970年代，「我」回想起這場追求的歷程，走過驚恐的歲月，有過挫敗，仍然相信著你我所懷著的衷情。
藏著文學史的彩蛋
單就把《午後的懸崖》當作一場無疾而終的苦戀追求，感受到這過程中的愛戀、傷感、驚恐等各種情緒與時代轉變的氛圍，那麼這封情書即是順利傳送出去了。然而，在這場苦戀歷程，導演藏著許多台灣文學史「彩蛋」：片名「午後的懸崖」挪用小說家龍瑛宗小說作品《午前的懸崖》。龍瑛宗為日治時期小說家，1937年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文學雜誌《改造》懸賞小說佳作獎，躍上文壇，然而1943年準備出版小說作品，卻未獲批准印行。1945年後政局轉變，日治作家們的日文作品碰上語言轉化問題，需要重新學習「國語」，也面對白色恐怖的陰影。一直懷有出版「台灣文學全集」宏願的鍾肇政，1985年編輯、翻譯了龍瑛宗日治短篇選集，在封面及書背標記著「台灣文學全集1」，龍瑛宗的《午前的懸崖》一書終於正式出版。但是《午前的懸崖》出版後，出版社卻宣告倒閉，因此本來是系列的「台灣文學全集」就僅僅只有「1」，這樣曲折等待的出版過程，就像影片中「我」等待著「你」的苦戀般。
李家驊的設計不只是在片名藏著一段故事，片中的情書字句也藏著台灣文學史的作家、作品與文學事件，讓人感覺到影片中提點建議的先生們有點耳熟。借用演員鄭有傑所說：「我覺得哪怕只是因為看到這個影片裡面，然後提到葉石濤，那就因為這樣去找葉石濤是誰，哪怕因為是《午後的懸崖》是什麼，然後因為這樣多去搜尋一下這個片名的由來是怎麼來，我覺得都是一個蠻好的事情。」於是這封藏在展場內的情書，不只是一封情書，也藏著一個邀請，邀請觀眾收到情書之後，接著找到藏著台灣文學史的眾多彩蛋，讓這場追求不斷地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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